文丨宋彥成（方塘智庫區域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
1、港城天津的前世今生
天津位於海河下游，東臨渤海，北依燕山，有“河海要衝”和“畿輔門戶”之稱。天津之得名源自燕王朱棣在此南渡爭位，既得大寶後，於永樂二年將此地改名為天津。天津開發的歷史其實也早，作為曾經北京連接江南地區的要津，以及在當世三北地區重要的出海口或者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而其真正成為河海要津或有城市雛形是在中國都城北移之後。
在宋、遼、金等民族政權割據對立時代，首先是作為邊貿據點，而在發軔於白山黑水間的金王朝遷都北京之後，天津更是作為鹽糧漕運南來北往的重要中轉站，而天津城市的發展也是始於此，及至於元、明、清三代，河海通津的區位優勢使其迅速成為全國重要的商貿集散地，到了清中葉甚至發展成為華北地區最大的商業中心和港口城市。
這也是在清末列強在天津開埠，除了意在控扼北京外的重要原因，其後設立租界，天津也就順勢從一個區域性的水旱碼頭城市成為中國北方最大的商業對外貿易中心，並且作為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是歷史上天津的第一次對外開放，“國家維新之大計，擘畫經營，尤多發軔於是邦（指天津）。
不過彼時作為河港，論水深港闊，天津港都難與同期的大連港、青島港以及秦皇島港相提並論，更何況還有北方河港所難以逾越的漫長冰期。不過即便如此，海河所襟帶的五大支流所構成的水運系統，以及進入20世紀以後，京奉、京漢、正太、道清、津浦、京包等鐵路陸續修通，使得天津集水陸交通樞紐於一身，成為三北地區最重要的出海口，車船往來不絕。
不過，河港畢竟只是河港，隨著北方對外經貿的發展、對港口吞吐能力要求的提高、以及環渤海地區其他海港的強勢競爭，天津不得不開發下游的河口地區，興建人工港口。1942年塘沽新港第一碼頭開港營運，天津港終於從河港晉升為海港，其輻射範圍更為廣闊，使得天津成為渤海西岸舉足輕重的港城，這事實上也是今日天津“一根扁擔（海河）挑兩頭（中心市區和濱海新區）”城市格局的肇源。
京華煙雲，河海通津，從拱衛帝都的軍事寨堡到商貿城市，進而發展成為集工業、商貿、金融於一身的北方經濟中心。同時，作為現代意義上的城市天津也是在租界時代、洋務運動以及清末新政時期所形成並確立，即便從帝制走向共和，都城從北京遷至南京，上海灘風光無倆，但無可置疑的是天津依舊是是繼上海之後中國最大的金融中心。
新中國成立以後，北京復為京都，而在計劃經濟時期，天津成為一個純粹的工業城市。在1957年，天津的城市規劃定位是綜合性工業城市。改革開放以後，天津致力於從單一功能向綜合性功能轉化。到1986年，國家將天津定位為綜合性工業基地，開放型、多功能的經濟中心和現代化港口城市。1997年，天津被定位為環渤海地區的經濟中心，努力建設成為現代化港口城市。
時間跨度到2006年，國務院常務會議將天津定位為“國際港口城市、北方經濟中心和生態城市”，並將其設立為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2014年，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中天津的定位是一個基地三個區，即全國先進製造研發基地、國際航運核心區、金融創新示範區、改革開放先行區。以此，依託京津冀，服務環渤海，面向東北亞，通過“雙城”戰略，實現市域空間組織主體由“主副中心”向“雙中心”結構轉換提升。
2、多元產業結構重塑津門城市空間
在今日天津城市空間的社會記憶中，租界時代遺留下的異域風格的建築依舊醒目，比之於上海灘的摩登與懷舊情結，天津的街頭巷尾或許更能見日常生活。這也是從所謂的海派清口到天津勸業場相聲所表達出來的地域化差異，不僅在於巧妙的語言藝術，更在於對平民文化的深刻演繹和笑對人生的完滿註解。
在一個時間序列中，“雙城記”曾是天津的鏡像，內外有別，開放與保守並存。正如開埠之後的天津並未產生像上海一般的“洋涇浜”現象，而是形成租界區與老城相對隔絕的物理和社會心理區隔，這是天津所獨有的城市品格與傲氣。所以，無論是租界時代還是後租界時代，天津都是兩個天津，既不是一個“洋涇浜”的天津，也不是一個城市品格統一的天津。
天津的底色是港城，是一座水陸碼頭城市，是老天津人眼中最具溫情和煙火氣的平民城市。天高海闊，天津港和天津南港的船隻進進出出，忙碌是港城應有的狀態。不過，作為曾經北方地區的出海口和交通樞紐的天津，隨著秦皇島港、大連港、青島港、唐山港等環渤海區域港口的崛起與競爭，其商貿以及交通樞紐角色發生嬗變，當然天津市依然在著力推進北方國際航運核心區的建設。
作為北方最大的沿海開放城市，天津的城市品格之變，與其在不同時期的功能定位與產業結構變化和調整緊密相關，民國時期，北平幾無工業基礎，而天津則工業發達。從改革開放始，天津的城市結構和功能分區為之一變，從保守而開放，從單一而多元，繼而形成“雙城雙港”（“雙城”是指天津市中心城區和濱海新區核心區，“雙港”是指天津港和天津南港）的城市形態。
其中，中心城區作為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商業中心，按照“金融和平”“商務河西”“科技南開”“金貿河東”“創意河北”“商貿紅橋”的功能定位依次鋪排，而扁擔的另一頭濱海新區作為天津市下轄的副省級區、國家級新區和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著力打造北方對外開放的門戶、高水平的現代製造業和研發轉化基地、北方國際航運中心和物流中心、宜居生態型新城區。
關於天津“雙城”的記述也多，無論是聲名鵲起的海濱新區，還是與中心城區之間的分工協作與功能互補，都使得天津聚焦了世間更多的目光。無論是作為天津人的天津，還是北京門戶的天津，理應將其置於京津冀區域、環渤海區域、東北亞以及全球的語境中去理解、梳理與構建。
作為近代中國工業的發祥地，以及重要的老工業基地和工業城市，天津創造了很多“第一”。自濱海新區成為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以來，天津業已初步形成航空航天、石油化工、裝備製造、電子信息、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材料、國防工業等八大新興支柱產業。
在可視的區域範圍內，京津冀協同發展所體現出來的更多是公共價值層面的互聯互通，比如交通、生態治理領域等，而區域間的產業分工角色以及三地新區功能區劃還未完全清晰化，如濱海新區、曹妃甸新區以及渤海新區在產業定位與承接北京產業轉移之際時有短兵相接或重複。
因此，環渤海區域的港口城市應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一帶一路”建設、濱海新區開發開放等國家重大戰略下，積極探索開展互惠互利的合作模式，首先真正實現京津冀港口的協同發展，而天津也應藉助於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優勢條件，加強與國際港口城市之間的協作。
3、畿輔門戶天津的熱望
如何在“動能轉換與高質量發展的要求還不適應，產業結構偏重偏舊，資源環境約束趨緊，體制機制活力不夠，民營經濟發展不充分，發展環境亟待優化，金融等領域風險不容忽視”的境況下走出來。
此外，環渤海區域港口城市普遍存在的產業結構偏重於第二產業的特徵，天津也不例外。即便天津市政府試圖通過八大新興支柱產業來重新構建天津，但顯然還需要時間，接下來，如何務實推進天津市的產業轉型升級仍然很有必要。從2015年~2017年天津市的統計數據來看，雖然第二產業所佔比重在逐年下降，相應地第三產業份額在逐年遞升，但也最不容忽視的是，天津市第二產業增加值總量在下降。
天津市近三年生產總值及三次產業結構
在我們看來，這事實上關乎到全球貿易格局的變化以及產能過剩等根源性的問題，而隨著全球性的實體經濟回潮使得國家與國家、區域與區域之間的競爭不斷，究其原因還是創新能力不夠強，天津也不例外。
2017年我國四大直轄市GDP比較
除此以外，2017年的天津同上海與北京在整體經濟規模上差的不止一個身位，而重慶甚至反超天津；同時，天津第三產業增加值雖然在逐年遞升，但無論是同北京還是上海相比還有較大的差距，而幾乎與重慶市持平。
其實，在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背景之下，如何實現港口資源跨省級行政區域之間的整合，促進津冀港口合體，對於天津和河北來說都是全新的機遇。有鑑於2017年天津港與曹妃甸港已經達成合作意向，雙方將力促津冀港口協同發展，把津冀港口建成以天津港為核心、以河北港口為兩翼的世界級港口群。
在此基礎之上，藉助於“一帶一路”倡議，憑藉其成熟的港口資源，以及坐擁中國北方廣闊的經濟腹地，從而真正形成陸海聯動的樞紐，尤其是以天津當前正在積極申報的“京津冀自由貿易港”為破局，實現整個京津冀地區的再一次對外開放，這也是港城天津的熱望。
“著眼大格局、秉持大胸懷、融入大戰略，以大擔當、鐵擔當、真擔當強力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等重大國家戰略的天津實施，主動服務雄安新區規劃建設，以天津之“為”助推協同發展之“進”，以推進協同發展的天津行動為全國大局做貢獻。”2017年天津市政府工作報告如是記述。
由此，依賴並挖掘天津獨特的資源稟賦，不斷做大做強第三產業，不斷提高第三產業結構佔比，其中包括文化旅遊產業的份額，並且促進文化與旅遊的融合發展，這就需要不斷轉變思想觀念意識，海納百川，成為一個真正開放的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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