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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抵達上海僅17天的李鴻章便受命接替薛煥署理江蘇巡撫。這背後自然少不了曾國藩及整個湘軍集團的助推。早在1861年12月26日曾國藩便上書指責薛煥“偷安一隅，物論滋繁”、“不能勝此童任”，全力奏保李鴻章，並許諾“若蒙聖恩將該員擢署江蘇巡撫，臣再撥給陸軍，便可馳赴下游，保衛一方”，將湘軍援滬和李鴻章出任江蘇巡撫一事牢牢的捆綁在一起。
但此時的滿清中樞已不復肅順主政時對湘軍集團那般友好，李鴻章雖然署理江蘇巡撫，但薛煥卻沒有離開上海，而是繼續以欽差大臣的身體與英法交涉“辦理洋務”。李鴻章雖然依照曾國藩的安排，入主上海之後第一時間便逮捕了僑居於租界之中的何桂清，將其押送至北京受審。但出乎力主湘軍援滬的吳煦、楊坊等人意料之外的是，李鴻章整肅上海官場的第一刀不僅沒有落在薛煥的頭上，反而指向了他們這些蘇南士紳。
李鴻章的選擇表面上來看，有“不分敵我、過河拆橋”之嫌。但站在當事人的立場考量卻可謂是其主政上海的無二選擇。李鴻章雖名為江蘇巡撫，但真正能控制的地域不過上海一隅，要壯大所部淮勇，錢糧、兵源、武器皆需仰仗蘇南士紳和西方列強的接濟。而這兩股勢力在此前一系列抵禦太平軍進犯的戰鬥中早已沆瀣一氣。唯有對蘇南士紳施以重壓，斬斷其與西方列強的聯繫，奪取“常勝軍”的控制權，李鴻章才能真正把持上海的財、政、軍權。
與之相比，薛煥讓出江蘇巡撫之位，在政治上對李鴻章已不再構成威脅，相反滿清中樞任命其主持上海“洋務”，足見其在恭親王奕訢心中仍有其價值和地位。而事實上扳倒吳煦一事，曾國藩也早在李鴻章援滬之前便有所佈署，據湘軍幕僚薛福成的筆記，曾國藩曾在李鴻章前往上海前便秘授機宜：“不去（吳）煦，政權不一，滬事未可理也”。因此李鴻章署理江蘇巡撫之後，首先便“疏劾道府數人，去（吳）煦羽翼”；接著採取關釐分途、以釐濟餉的政策，與吳煦“明定章程”，上海海關的相關事務雖然仍由吳煦經理，但釐捐總局卻由自己的幕僚薛書常管理。
01. “釐捐”的收費證明——護票
Li juan de shou fei zheng ming——hu piao
所謂“釐捐”，其實是滿清帝國為鎮壓太平天國所開徵的特別稅。起初只針對商業流通領域，稅率也僅為1%。由於1%在當時寫作一釐，因此被稱為“厘金”。
“釐捐”最早開徵於1853年的揚州地區，江北大營為了籌措圍攻“天京”的軍費，滿清政府決定除了在按地畝肥瘠和業田多寡的基礎上徵收的土地稅“畝捐”之外，再對米行商賈以“每米一石捐錢五十文助餉”的方式推行捐釐之法。而隨著戰火的蔓延，“釐捐”制度也逐漸在各地推廣開來，至1862年除了雲南和黑龍江之外，厘金制度基本已遍行於全國。被加入捐釐的行業也漸次增多，最終遍及百貨。
“釐捐”制度之所以盛行一時，除了由太平天國運動所引發的社會動盪波及各地，導致“鹽引停遲，關稅難徵，地丁錢糧復因軍荒免緩徵”，滿清政府必須另闢財源、籌措軍費之外，更緣於“厘金”由各省官府設立局卡，按各省所定稅率徵稅。徵收之後也無需上繳國庫，只要向戶部按季度上報厘金的收支情況即可。因此各省督撫、大小軍頭對“釐捐”制度趨之若鶩。曾國藩的湘軍一路發展壯大更全賴“大設局卡，廣徵厘金”。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對外貿易重心便由廣州北移上海，一時出現了“江浙孑遺，無不趨上海，洋涇浜上新築室，縱橫十餘里，地值至畝數千金，居民不下百萬，商賈輻輳，釐稅日旺”的局面。除了生絲、茶葉、鴉片等大宗商品的進出口關稅之外，“釐捐”收入也頗為可觀。曾國藩在決策援滬之時，便曾表示“上海為蘇杭及外國財貨所聚，每月可得釐捐六
十萬金，實為天下膏腴”。因此李鴻章入主上海之後，第一要務便是接管釐捐總局。
當然此時的李鴻章雖然著手收緊對上海財政大權的控制，但仍不願意過度刺激吳煦、楊坊等人，畢竟太平軍雖在王家寺遭遇小挫，但依舊控制七寶、南匯、嘉定、南翔、羅店、青浦等上海外線據點。李鴻章麾下淮勇除了程學啟、張遇春所部之外，其餘均為地方團練，缺乏訓練之外更兼鞍馬勞頓，一時難以投入戰鬥。因此要打破上海被圍的局面，李鴻章仍必須仰仗英法聯軍和“常勝軍”，而這兩方面李鴻章均需要吳煦、楊坊等蘇南士紳的協助。而吳煦、楊坊此時也急於向李鴻章展示力量。淮勇前鋒抵達上海後的第10天，“常勝軍”便在英法聯軍的支援下收復七寶、南匯兩地。此後“常勝軍”更再接再厲，攻陷南翔、嘉定、青浦等地。一時間似乎形勢不是小好、而是大好。
“常勝軍”的表現令李鴻章對湘軍注重白刃近戰、摒棄西洋槍炮的理念產生了懷疑。4月30日他寫信給曾國藩稱：“連日由南翔進嘉定，洋兵數千，槍炮併發，所當輒靡，其落地開花炸彈，真神技也。鴻章遵師訓忠信篤敬四字，與之交往，密令我營將弁，隨隊學其臨敵之整齊靜肅，槍炮之施放準則，亦得切磋觀感之益”。而長期以來湘軍雖然也注重火器，但每營火力僅小槍百杆。每四人一杆的抬槍二十四杆。所謂“小槍”指的是國產的前膛火繩槍，李鴻章對這樣的火力配備早有微詞，早在淮勇招募之初，他便曾在寫給部將潘鼎新的信中抱怨說：“所慮楚軍不用長杆火槍，專用抬炮小槍，輕重大小，毫不參差”。
而在見識過“常勝軍”和英法聯軍的戰鬥隊列之後，李鴻章更認識到“小槍射遠不過數十步，而洋槍可達兩百步”的性能差異。因此在前方戰事如火如荼展開的同時，李鴻章也加強與在滬的英法聯軍高層人士的溝通交往，在設法採購西洋槍炮的同時，聘請西方軍事顧問以教習的身份加入淮勇各營。
02. 抵達上海前，淮軍大量裝備著落後的抬槍和小槍
Di da shang hai qian，huai jun da liang zhuang bei zhe luo hou de tai qiang he xiao qiang
李鴻章深知西方列強向來輕視空談、看重實效。如果自己麾下的淮勇不能在戰場上證明其價值，自己早晚會成為薛煥第二。因此5月16日程學啟、劉銘傳、潘鼎新等5營淮勇正式參戰，配合“常勝軍”和英法聯軍猛撲太平軍據守的南橋、拓林一線，一舉收復了奉賢縣城。淮勇初戰告捷，令李鴻章頗為欣喜。寫信向曾國藩吹噓說：“鴻章到滬，修營浚濠，兵勇無吸菸擾掠，僉謂大帥軍容為蘇省用兵以來所未見。鴻章惟照此做去，穩紮穩打，擬翻刻營制營規，遍給滬軍。翻刻勸戒淺語，遍給屬吏。翻刻愛民歌解散歌，遍貼各城鄉，以曉諭軍民與賊中之百姓。此即是不才新政。能為佛門傳徒習教之人，附驥尾以成名，則幸甚矣”。雖然名義上將功勞歸於曾國藩此前制定的湘軍營規，但文字之中仍可見其志得意滿之色。
連番勝利令李鴻章認定圍攻上海的太平軍已是強弩之末，師老兵疲之際唯有撤回蘇州休整一途，因此早在調動淮勇參戰的同時，李鴻章便名知府李慶琛率周士濂、王國安、梁安邦等部5000餘人，自水路在太倉一線登陸奔襲太平軍的後方。李慶琛其人在各類史料中均無記傳，但在清末明初的學者徐珂記錄掌故遺聞的《清稗類鈔》中卻有過如下的描述：“知府李慶琛為統將，部兵數千，皆衣錦繡排刀斧，出入自耀，有同優孟。淮軍入境，則芒鞋短衣布帕，皆笑指為丐。然李文忠（李鴻章）公意氣甚盛，不受薛（煥）節制。初以敵體相見，薛（煥）不能耐，與李慶琛定計，乘淮軍未動，先復一二城，以奪其氣”。似乎奔襲太倉的軍事行動出自薛煥的授意。
無論李慶琛奔襲太倉的軍事行動由何人指揮，但其所部主要為淮勇抵達上海前的本地駐軍卻是不爭的事實。其中周士濂的“雲字營”來自雲南，梁安邦的“虎字營”則為駐滬川勇。這些人馬均非李鴻章的嫡系。而滿清政府軍出現在太倉一線，也極大的影響了太平軍的戰略佈署。李秀成事後回憶說：“巡撫李鴻章到上海接薛巡撫之任，招集洋鬼與我交兵。李巡撫有上海正關，稅重錢多，故招鬼兵（指英法聯軍及西方僱傭兵）與我交戰。其發兵來破我嘉定青浦，逼我太倉崑山等縣，告急前來，此正是十二年（
1862 年）四五月之間，見勢甚大，逼不得已，調選精銳萬餘人親領前去”。
李秀成人之所以如此重視太倉，一方面固然是由於上海前線進展不順，出現所謂“鬼兵攻城，其力甚足，嘉定青浦到省（指蘇州）一百餘裡，其攻城爾外無救五六時辰，其定成功也。其炮利害，百發百中，打壞我之城他，打平城他，洋槍炮連響，一踴直入，是以我救不及。接到驚報，當即啟兵，救之不及，失去二城”。另一方面則是高估了李慶琛所部的實力，認為“鬼兵已至太倉開仗，我亦到來，外有清兵萬餘眾，鬼兵
三四千人，清兵自松江、泗涇、青浦、嘉定、寶山、上海連來大小營寨一百餘座，城城俱有鬼兵守把”。李慶琛在上海盤踞多年，軍中可能也有一些西方僱傭軍，但絕不至於有數千之眾。更沒有建立與上海之間的陸路聯繫。5月17日李秀成率部抵達太倉，與李慶琛會戰於太倉城東的板橋一線。太平軍初戰失利，雙方各傷亡了千餘人馬。但李秀成此時背靠蘇州、太倉兩座據點，可以迅速補充戰損。次日再戰之時，李慶琛所部便呈現後續無力的態勢，李秀成趁勢攻破其營壘。李慶琛及其麾下週士濂、王國安、梁安邦等人戰死於亂軍之中，僅有參將姜德率200餘人衝出重圍，逃往寶山，可謂全軍覆沒。
板橋之役在上海外圍一系列攻防戰中可算是規模最大的一次合圍殲滅戰，有些學者認為李慶琛、周士濂等部都是經過戰鬥鍛鍊、有一定作戰經驗的老兵，此番全軍覆沒，對清軍而言損失慘重。何況按照李秀成的回憶，這支清兵還可能混雜有大批私募的洋人，裝備諸多西式槍炮。李秀成曾吹噓說“得其大炮洋槍不計其數”。但從長遠來看，李慶琛所部的覆滅對李鴻章而言有益無損。一方面薛煥主政上海之時，調撥、招募了大批各地清軍和民團，合計有三萬餘眾。但薛煥仍感不敷，在1861年冬，還派副將滕嗣林回湖南招募。如此臃腫龐大的軍隊勢必造成鉅額的軍費開支，擠佔李鴻章擴充淮勇的軍費。因此李慶琛所部覆滅於太倉，對李鴻章而言未必不是一件上海守軍自我瘦身的好事。
03. 板橋之戰中繳獲大量洋槍洋炮的李秀成所部
Ban qiao zhi zhan zhong jiao huo da liang yang qiang yang pao de li xiu cheng suo bu
另一方面，李慶琛所部可能薛煥主政上海時所打造的王牌部隊，其覆滅之後。薛煥在上海政壇的地位更趨邊緣化。《清稗類鈔》曾這樣描述太倉之役後，薛煥和李鴻章的關係：“當警報之四至也，薛（煥）乞援於文忠（李鴻章）。文忠報以奉旨保城，不與戰事。寇既大集，亦登陴固守，寇遂漠然視之。已而薛內召，文忠兼代其任”。這裡所謂的薛煥“內召”，指的是薛煥於
1862年6月上疏滿清中樞，提出“洋務交涉地方，總宜總督兼任，徒假虛名無益”。最終被調入京都，作他的禮部左侍郎去了。李鴻章最終成為手握重兵、身兼巡撫和通商大臣要職的實權人物或許正是源於板橋之役的巨大損失。不過此時大權獨攬，對李鴻章而言也未必是什麼好事，因為統率得勝之師的李秀成已經再度打到了上海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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