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亞死後，其友人本·瓊生出版了他的全集，讚譽其作品“不僅屬於一個時代，而屬於所有的世紀”。然而一千個觀眾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既然觀眾隨時代而變，諸時代解讀莎劇的視角也必有不同。 （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9年10月24日《南方週末》）
世界大戰對女性平權的作用超過一百個伍爾夫。文學“研究”消失了，詩永恆，就沒什麼可惜的
莎士比亞死後，其友人本·瓊生出版了他的全集，讚譽其作品“不僅屬於一個時代，而屬於所有的世紀”。然而一千個觀眾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既然觀眾隨時代而變，諸時代解讀莎劇的視角也必有不同。不久前，享譽世界同時臭名昭著的文學評論家哈羅德·布魯姆去世了，他生前因對莎劇的推崇與抨擊社會科學或歷史主義方法對文學研究的影響而著稱，死後也再次引發了爭議。今日以此文，梳理百年來莎學研究之變遷，一探人文學術生產機制之困境。
二戰之前的莎學主流大致有人物研究（A. C. Bradley）和意象研究（W. Knight）。人物研究將情節視作生命歷程的敘事。繼19世紀的英雄史學之後，羅曼·羅蘭、茨威格等人於20世紀初開創了傳記學的鼎盛，同時代文學研究中亦以“人物研究”為主流。隨著傳記學在1930年代後式微，文學研究亦不再把作品中的人物視作真實的個人。人物研究有一明顯弊端，即有時人物是時空不自洽、穿幫的：麥克白夫人到底有幾個孩子？劇作本身就前後矛盾，所以那時流傳著一個笑話，說莎翁本人也考不過Bradley先生出的莎劇人物分析題。
與將劇中人物視作真實的觀點不同，另有學者主張戲劇人物非人也，乃意象也。麥克白夫人作為人類是穿幫的，作為詩性意象卻很鮮明。意象研究面臨的批判是主觀解釋空間太大，太依賴解釋者的敏感和想象。例如Knight先生將哈姆雷特解釋成“死神的使者”，弗洛伊德將其行為解釋為“俄狄浦斯”情結，由於每個讀者的心理特質都不同，沒有一種解釋能夠服眾。
人物研究不邏輯，意象研究不科學。這兩派觀點各有長短，未能相互說服，卻最終被新崛起的力量取代了，這是因為此二者的共同弱點是忽視社會歷史語境，僅把作品中的價值觀視作無需細察的“背景”。然而莎劇《裘里斯·凱撒》反映了哪個時代的價值觀？是普魯塔克時代的古羅馬的，還是伊麗莎白時代的英格蘭的？更何況伊麗莎白時代之英格蘭的諸多群體，據階層、性別、族裔而相區隔，不共享同一套價值觀。這一問題意識始於史學界，1960年代的史學界重新發現大眾文化和女性在歷史中被埋沒的聲音，該傾向也影響了文學研究。
當今文學研究言必稱階層、性別、族裔，這種思潮只在社會學意義上是進步的，在文學上則不然。它將保守派的一元主流傳統，替換成了諸神相爭的多元主義，卻與保守派同樣承認：藝術家是社會觀念內容的傳聲筒，而非無中生有的形式創造者。在“傳統”與“個人才能”的重要性問題上，最保守與最激進的文學理論，皆重視傳統而貶抑個人才能。此種觀點能在學術界佔據主流，無非因為傳統可研究，而個人天才不可研究；這也難怪當今學術產業批量生產的，也只是它所能產出的論文了。
此後，文學研究者常自稱文化史學者，文、史兩專業不再平等：史學研究牽著文學研究走，文學研究卻幾無能力反過來影響史學。研究大眾文化的史學家毫不在乎關於莎翁的大眾文化，但如果彼得·伯克《歐洲近代早期大眾文化》被推翻了，整個相關莎學都跟著錯了。強調社會建構的理論是史學界用來取代傳統的敘事學的，文學研究將其照抄過來。然而，重視社會結構有助於拓寬史學的視野，卻分散了文學對人的內在心理力量的聚焦。詩學是令“人文”區別於“社科”的關鍵，而歷史學則是體驗與結構並重，人文與社科不可偏廢。然而政治、經濟等學科構成了歷史學中較確定的部分，它們才通過歷史研究，凌駕於其中較不確定的人文的部分。至此，文學研究已不僅是史學的附庸，且通過成為史學的附庸，亦成為了政治學、經濟學或意識形態研究的附庸。
按照這樣的思路，何必再研究伍爾夫的女性主義文學呢？我們還不如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婦女工作，世界大戰對女性平權的作用超過一百個伍爾夫。這意味著文學系這個建制的消失，併入歷史系。但這不代表詩的消失，因為向死而生、“天地人神”還是在的。文學“研究”消失了，詩永恆，就沒什麼可惜的。按照維特根斯坦的說法，我們即便已不能言說，畢竟還能保持沉默。
（作者系哲學博士）
（本文僅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巫懷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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