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千年、百年：與司馬光、柏楊和當代的對話

跨越千年、百年：與司馬光、柏楊和當代的對話

——《柏楊版資治通鑑》（白話版）出版

主講：李凱（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歷史學博士）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師範大學的李凱，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資治通鑑》和柏楊先生的話題。

狄更斯有一句話，說工業革命前後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我們今天也持如是的態度，但凡社會大發展、大繁榮的時期，一定會有劇烈的問題，這就是變革期。而如何使得這樣的問題最小化，把當時社會穩定下來，給人民帶來千秋萬代的福祉，是我們不斷探索的問題，也是千秋萬代永恆的話題。柏楊先生的白話《柏楊版資治通鑑》就不得不說。

柏楊（1920年3月7日-2008年4月29日）

一、千年司馬光

史上二司馬：《史記》與《資治通鑑》

這個話題說起來非常久遠，咱們知道，《資治通鑑》是一部很不得了的史學著作。有常識的朋友都知道史學上有“二司馬”，前司馬是司馬遷，後司馬就是司馬光。

司馬光是北宋人，著名的史學家、文學家，也是政治家，在中國歷史上熠熠生輝。小孩子都知道著名的故事：司馬光砸缸，這個故事家喻戶曉，但是也有學者說宋朝好像沒有那麼大的缸，看宋史《司馬光傳》會看到司馬光砸的是甕。但不管怎麼樣，司馬光年少時就很聰明，據說司馬光在七歲的時候，能夠背誦《左傳》。這部書稱之為大經，十八萬漢字，許多字句是很難懂的，但是7歲的小孩司馬光不僅能夠背，而且還能夠講解，可見他有超世之才。

這和他的家學有著密切的聯繫，司馬光也是少年得志，他在19歲的時候就曾經進士及第，要知道，唐王朝的進士可是非常難中的，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這種情況到了宋朝有一定的改觀，宋天子曾經擴招過。但甭管怎麼樣，19歲少年進士及第，這在整個精英知識分子中也不是大概率的事件，司馬光由此走上歷史舞臺。

司馬光這個人非常耿直、忠誠，而且知識淵博，他曾經擔任過宋朝政府的許多官職，擔任過地方官，也擔任過京官，甚至擔任過宰相。司馬光還擔任過諫官，負責給天子、臣僚提意見。

司馬光是《資治通鑑》主編。司馬光在1064年（宋朝天子宋英宗剛剛登基）寫了一部書，叫做《歷年圖》。這個《歷年圖》今天比較好理解，就是大事年表。他呈現給皇帝看，英宗皇帝涉世不深，是需要歷史知識的，所以受到了皇帝的重視，皇帝褒獎司馬光，而且同意司馬光把這個工作進行下去：《歷年圖》還不夠，你應該寫的更豐富。所以司馬光成立了史局，這個史局能夠動用皇家的文獻資源，甚至皇帝身邊的機要秘書都可以調配，皇帝還提供水果飲食，照顧到這個地步，司馬光感恩戴德。

兩年後，1066年，英宗皇帝看到另外一部書，這部書從三家分晉，公元前403年寫起，一直寫到了秦朝統一。也就是說，這個是中國上古時代的一個歷史。司馬光給它起名字叫《通志》（八卷）。這個《通志》不是鄭樵的《通志》，是司馬光的《通志》，是後面寫《資治通鑑》的重要基礎。英宗皇帝非常高興，但是英宗皇帝壽數非常短，1066年駕崩。1067年神宗皇帝登基，神宗登基時才20歲。

說到宋神宗，我們知道這個皇帝在位期間會發生很多事，如果讀王安石、蘇軾諸多人物的話，就會對這個皇帝不陌生。神宗皇帝剛一登基，司馬光就給神宗皇帝講授《通志》，一篇一篇地講，他要用歷史給皇帝進行一定的政治導引。司馬光從1066年接受皇帝的聖旨後，一步一步滾雪球，到了1071年，司馬光全心全意投入到《資治通鑑》的寫作，這和一件大事有密切聯繫，就是王安石變法。

《資治通鑑》的前世今生

宋王朝最初的頂層設計是想防範亂臣當政，他借鑑了唐末五代的許多歷史教訓。宋太祖陳橋兵變，皇袍加身，大家都熟悉這個典故，後來演出了一場杯酒釋兵權。他是殿前都點檢出身，趙匡胤最懂得臣子是如何奪權的，他非常謹慎地防範臣子的專權。所以宋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加強君主專制有非常明確的措施。這一套措施持續下來固然維持了社會的穩定，但是帶來了許多問題。比如說宋朝軍隊戰鬥力不強，官僚制度開支巨大，當時出現了冗官、冗兵、冗費的局面。體制要把這個國家給拖垮，雖然維持了社會的穩定，但是代價太大了。

這時候剛親政的宋神宗想有所作為，1069年王安石擔任參知政事，開始從事變法。這個在歷史上是大書特書的事件，今天給予正面的評價，可是在宋代以及之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人們對王安石的評價是否定的，因為他用的人是不得當的，而且他的措施急功近利，造成對老百姓的又一次傷害。

所以許多官僚站到王安石的對立面上，王安石的好朋友司馬光，這個時候因為政見的分歧走到了對立面。咱們要是翻文獻的話，當時司馬光再三質疑王安石，王安石也據理力爭。今天語文教材裡還有一篇文字，就是《答司馬諫議書》，當時王安石也是據理力爭。所以這一往一來，他們政見是不同的。

到了1071年，又一件事觸動了司馬光，司馬光的一個好朋友也是歷史學家，這個人叫範鎮。範鎮被罷官，因為他非常不同意王安石青苗法傷民害民之舉，這個範鎮引來王安石的不快，甚至王安石親自用書信來反駁範鎮，範鎮一怒之下說，我戶部侍郎不幹了，回家退休了。範鎮的罷官給司馬光很大刺激，索性司馬光說，道不同不相為謀，王安石，雖然你的初衷是好的，也是為了祖宗社稷，但是你太固執、太自負。所以司馬光索性不問政事。

這時候他來到洛陽，當判西京御史，實際上司馬光全心全意地埋頭在《資治通鑑》的寫作裡，他找來一大批學者，這裡頭有著名的漢史專家劉攽，唐史專家範祖禹以及通才劉恕。十五年殺青，到1084年呈送宋神宗。神宗皇帝賜名《資治通鑑》，即“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即對治國理政帶來借鑑，他親自給《資治通鑑》寫序，咱們還能看到今天《資治通鑑》書前有這樣的序。

和這部書一起交給神宗皇帝的還有《資治通鑑》的若干副產品。《資治通鑑》卷帙浩繁，三百萬字。《史記》五十多萬字，而當時司馬光看到紀傳體史書已經有十七史，《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南史》《北史》，一直到宋初編的《新五代史》，加起來已經有三千多萬字。雖然《資治通鑑》大大精煉，但對皇帝來說也不容易閱讀，所以司馬光編成《資治通鑑目錄》。除此以外還有《考異》。1085年，神宗皇帝已經駕崩，新繼任的哲宗以及太后召司馬光出任宰相，司馬光說我身體不行，因為他中風過。當時統治者執意要求，後來推辭不掉，出任當時的門下侍郎，也就是宰相。轉過年來1086年，這一年是宋哲宗的元佑元年，於是全面開始了罷黜新法，撥亂反正，史稱元祐更化。但這一年司馬光病逝，享年67歲。

宋王朝皇帝和臣僚非常重視歷史

為什麼《資治通鑑》會受到宋代君臣如此的重視，並對社會產生巨大影響呢？這裡有宋代社會的原因。

首先，宋代儒家士大夫在發揮著巨大作用。宋代讀書人的力量非常之大，有歷史常識都懂得，從唐末藩鎮割據，北方亂成一鍋粥。從907年到960年，短短的53年出現梁唐晉漢周。而趙匡胤其實是後周的臣子，殿前都點檢，京師衛戍區總司令。這時候他奪了後周的權，他生怕這種事發生在自己手上，所以宋朝一上來制定的國策就是重文輕武，強幹弱枝。重文輕武造成文官的局面非常龐大。科舉制度的完善，宋朝是一個很重要的關節。咱們知道唐王朝的科舉是有限的，招生人數太少，李白、杜甫，這樣的大人物都名落孫山，是他們沒水平嗎？絕對不是，是因為這個機會太少了，那麼多人參加的國家大考，最後進士及第的也就幾十人。而到了宋王朝，進士科擴招，出現了幾百人，這個局面使得宋王朝擁有源頭活水。當時有這麼一個事情，非常搞笑。有的老同志考了一輩子，屢考屢不中，屢不中屢考。後來宋王朝有一科叫特奏名，錄取率極高。當時那個老同志說，我已經老眼昏花，已經看不清卷子了，我伏祈陛下萬歲萬萬歲，竟然這樣也中了。宋王朝還做了一點，就是科舉制度越來越客觀。科舉制度給宋王朝帶來大量鮮活血液的同時，也使得這堆人活躍在歷史舞臺上，他們有擔當意識，敢說話，而宋朝的君權也不太限制讀書人。

有一個詞叫“君主專制”，咱們對這個詞的理解不應當產生誤解。君主專制是君主想殺人就殺人嗎？還真不能這麼理解，在中國古代的君主制度，這種想殺人就殺人，沒有制約，好像還是不多見的。宋王朝的君主特別有忌憚之心，這個忌憚之心由許多因素造就，比如說儒家思想，儒家思想裡頭非常重要一條就是民貴君輕，要求重德保民，至少從法理上如此。宋朝一而再再而三強調這一點，如果得罪士大夫，那是很不得了的一個事情。宋王朝就是一個典型，君主權力不會像有人理解的那樣，想殺人就殺人。其實相當時期君主殺人是非常難的事情，得符合天意，符合人心，符合祖制。所以這時候宋王朝的君主非常有忌憚之心，如果片面加強權力，會造成整個朝代的崩潰，比如秦代，那意義何來呢？所以宋王朝採取了比較明智的態度。寇準、范仲淹為啥在宋朝出現

有幾個例子就能說明問題，咱們知道宋真宗年間有一個很著名的臣子叫寇準，我們看過《楊家將》，都知道這個人。寇準陝西人，在歷史舞臺上活躍，是宋真宗時期重要的臣子。宋真宗時期那幾個宰相都非常有個性，宋真宗在位幹過一件事情，就是著名的澶淵之盟（1004年）。當時和遼國打仗，皇帝膽兒小，寇準牽著皇帝御駕親征。在朝堂上，寇準說皇帝不愛聽的話，宋真宗聽煩了，你說半天，我走還不行嗎？不行，你不能逃，索性寇準拉住宋真宗的衣袖。今天一般人也不敢這麼對領導。寇準如此，還有一個人大家也熟悉，就是范仲淹。范仲淹先天下憂後天下樂，有多強的擔當意識啊！這個人在官場中，宦海浮沉，他的命運也比較坎坷。范仲淹的那個時代是宋仁宗的時代，宋仁宗的皇后是郭皇后，不知道大家看沒看宋朝宮廷戲，宋朝宮廷戲裡就有，郭皇后非常美貌，但是這個郭皇后有一個毛病，就是非常有妒忌心，這個人看不得皇帝沾染其他嬪妃。你說這要不要命，古代的富家大戶還有三妻四妾，皇帝三宮六院都不算什麼，可是這個郭皇后就是看不得這一點。這個郭皇后有一次爭風吃醋，皇帝有一個嬪妃尚氏，皇帝臨幸尚氏，郭皇后找到皇帝跟前，當著皇帝就打這個尚氏，沒想到下邊好玩的事出現了，也不知道這個女同志是不是練過武術，結果她身形敏捷，皇后一掌打空，沒打到尚氏，打到了皇帝的後脖梗上。宋仁宗莫名其妙捱了這一打，氣急敗壞，就要廢后。還有人攛掇，當時的丞相呂夷簡和郭皇后不和，攛掇皇帝一定得廢郭後。這時候文官集團中有人站了出來，其中領頭的人之中就有范仲淹。他們說郭皇后也沒有失德，廢皇后牽動國本。皇上火了，給范仲淹貶到南方，范仲淹謝恩摺子居然說“面折廷爭，國之盛典”。當王安石變法招致許多人非議的時候，神宗皇帝心裡也打鼓，跟文彥博吐槽，他說我是為天下蒼生考慮，為老百姓著想，怎麼沒人說我好？文彥博說陛下您錯了，本朝為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真正社會的樞軸是文人士大夫，成了士大夫集團的對立面，恐怕你這日子也不好過了。這句話經常被學者們引用，說明宋王朝士大夫群體有多麼重要。我們都知道範仲淹先天下憂後天下樂的情懷，也知道王安石“三不足”的氣魄，為什麼宋王朝的臣子敢這樣？因為宋王朝有這樣的社會氣氛。

事為之防，曲為之制

而另外一點，除了儒家士大夫之外，宋代的制度是以防微杜漸為出發點的。《岳飛傳》《楊家將》中，番邦一打就汴京城下，因為強幹弱枝弄得太大發。皇帝把內憂看得很重，外患倒放在一個邊緣位置。有人說這不是傻嗎？宋王朝不就是亡在邊患，最後徽欽二帝都被擄走嗎？事實上也不能全怪宋天子，這得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因為在當時的背景下，唐五代的亂局讓宋朝統治者怕了，最大的問題的確是內憂。咱們知道王夫之寫過《宋論》。王夫之說中國歷史上有過幾次治世。比如咱們耳熟能詳的漢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貞觀之治，而貞觀之治不過是唐太宗生前，文景也不過是這兩個皇帝生前。可是宋王朝的確是一個治世，今天學者們非常重視這個時間段，經濟復甦、政治穩定、文化開明，雖然它有它的問題，甚至問題一籮筐，但是我們講從宋初建國960年一直到熙寧元豐變法開始的1069年，一百年的太平盛世不容易，而這個來之不易的太平其實有頂層設計的緣故。宋朝皇帝非常怕出事，宋太宗的詔書裡面有一句也經常被學者引用，今天還寫進了中學教材，叫“事為之防，曲為之制。”每件事情我們都想到它的惡果。制度當然有好的方面，也有壞的方面。如果我們先想到它的惡果，居安思危，防微杜漸，就會遠離禍亂。

宋王朝皇帝和臣僚非常重視歷史。為什麼重視歷史？剛才宋神宗的那句話已經回答了，為了給統治者提供經驗教訓。咱們要知道，一個理性的人做事往往沒有那麼果決。眾所周知，初生牛犢不怕虎，自古英雄出少年，聽說過自古英雄出老頭的嗎？好像沒有。因為人到一個年齡段，把這個事情的各個方面都能琢磨得比較透。所以宋朝就把從秦朝建國以來一直到宋朝，這個君主制度、集權制度，各種各樣體制的毛病都看到了，就好比咱們看西藥有說明書，看適應症也得看毒副作用。他們把毒副作用看得非常重，於是宋王朝制度建設會畏首畏尾。畏首畏尾已經到相當地步，為什麼司馬光那麼反對王安石改革？他知道王安石的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這些古代都做過，問題很大，青苗的那個人，如果用人失當，會不會魚肉鄉里？你那個募役法會不會給老百姓帶來新的壓力？所以這種體制，往往反對王安石的人，司馬光也罷，範鎮也罷，這些人都是大歷史學家，他們把古代的書看得非常透。如果這個花樣太新，乾脆我謹慎起見。宋王朝因為這一點，所以改革起來步履維艱。誰也不是聖人。

問題最小化是千秋萬代永恆的話題

今天來看，《資治通鑑》的寫作，事實上也是滿足當時統治者的需要，是這種“事為之防，曲為之制”，防微杜漸精神的一種反映。而更重要的是，《資治通鑑》之所以有受眾，也是和司馬光為代表的宋代歷史學家的才華、水準有著密切聯繫。

那個時間段已經過去了一千年，宋王朝產生了劇烈的歷史變革，也產生了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但是咱們不可否認，那個時代是一個值得稱道的時代，繁華、開放、鼎盛。我們知道狄更斯有一句話，說工業革命前後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我們今天也持如是的態度，但凡社會大發展、大繁榮的時期，一定會有劇烈的問題，這就是變革期。而如何使得這樣的問題最小化，把當時社會穩定下來，給人民帶來千秋萬代的福祉，是儒家士大夫不斷探索的問題，也是千秋萬代永恆的話題。柏楊先生的白話《資治通鑑》就不得不說。

二、百年柏楊

今天如何讓《資治通鑑》發揮作用？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卷帙浩繁，就是今天看，它還有三百萬字。司馬光同時代有一個人叫王益柔，司馬光親自說，我只見過他從頭到尾讀了一遍，其他人拿到這部書懨懨欲睡，看不下去。這個話咱們看是司馬光自己講的。實事求是的說，讀古書需要踏下心來，需要付出很大的精力。這就造成一個局面，歷史和歷史學本身在大眾身上產生了不同效果，歷史很熱，但是歷史學很冷。今天也是，誰都能談幾句唐宗宋祖，關鍵是您能紮下去仔細讀古書嗎？那得付出心力。

所以司馬光怕皇帝看不完，就在上《資治通鑑》的同時還上了《資治通鑑目錄》。司馬光死後，朱熹寫過《資治通鑑綱目》，都是為了讓人更好地瞭解這部書。但是畢竟它還是古人的產物，許多內容令人非常費解，於是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出現了許多《資治通鑑》白話本。我們知道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許多古書翻譯成白話文的時期，這個時間段出現很多白話《資治通鑑》，但到今天還風行不絕，當屬柏楊先生的白話《資治通鑑》。柏楊先生生於1920年，卒於2008年，他本身是舊官僚出身，河南新鄉人，1949年去了臺灣，是臺灣著名作家。1968年飛來橫禍，臺灣當局認為他諷刺蔣氏父子，下了大獄，甚至一度被判死刑，直到七十年代末才放出來。在獄中柏楊先生著手寫作，比如說人民文學出版社也出版了銷售不衰的《醜陋的中國人》，還有《中國人史綱》，201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了青少年版。

雖然柏楊先生寫《醜陋的中國人》，但他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虛無主義者眼中中國文化不值一提，中國歷史不名一文。但是柏楊先生寫《醜陋的中國人》，其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好些學者把柏楊和魯迅進行比觀，其實是有很多相似之處的。柏楊先生說中國文化的確是有醬缸的一面，但是這個醬缸的形成應當是明清以後。在此之前，先秦、兩漢文化是積極向上的，到宋王朝那個時間段還非常開明，但是宋以後逐漸沉寂下來，成了死水。明清時期兩大利刃傷害了士大夫的心智，使中國文化成為醬缸。柏楊先生指出，第一是八股取士。這八股是科舉的一種變態。所謂八股，文章一定得按八個段落寫，一定要步步到位，哪裡該用典故，哪裡該對仗，有明確的要求。但是考試客觀化的同時也摧傷了人的意志，如果最後考試的客觀性與選拔人才的科學性相背離，這個考試是沒有意義的。如果這個考試能選拔人才，但不客觀，那會激發很大矛盾。這兩個問題今天也都沒有完全解決。明清時期的文字獄，讓士大夫噤若寒蟬，尤其是清朝人進關以後搞了許多文字獄，讀書人不敢過問政治，埋頭於經史典集，出現了乾嘉學派，樸學之風大盛。甚至陳寅恪先生曾說，經史兩家，清朝人是經學好還是史學好？當然是經學好，因為史學科舉不考，所以經書才是謀求功名之道。我們知道有句話，大考大學，小考小學，不考不學。世界都是如此。因為人學習有輕重緩急，一旦學習內容和功名利祿相聯繫，肯定會趨之若鶩。所以人們埋頭在經書上，埋頭在小楷上、八股文上，讓人摧折心智，還用文字獄找麻煩，使得中國士大夫變態，形成醬缸。

通過這一番道理我們能看出來，柏楊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想讓中國文化的光輝大放異彩，中國人活的有尊嚴，更有幸福感。我們說這樣的書就非常有思想性。

《柏楊版資治通鑑》附圖：《資治通鑑》時空地圖（局部）

到今天柏楊先生已經故去十幾年，離他的白話《資治通鑑》完稿也過去了二十年，距離出青少年版《中國人史綱》也過去了二年，許多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學習、思考。擺在我們面前新版的白話《資治通鑑》，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老師的心血，不僅認真編排、核對地圖，而且出了一系列的副產品，這裡有年表，有時空圖，這些內容都適合讀者進一步深入學習。

《柏楊版資治通鑑》附圖。展示了時間之輪一環一環地前進——歷史是如何因果相續，是非成敗，一目瞭然

三、今天我們以什麼樣態度學習《資治通鑑》？

歷史並不遙遠，陽光之下並無新事

這個話題非常有針對性，見仁見智。其實搞歷史的人明確一點，就是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是西方歷史哲學家克羅齊的名言。科林伍德說，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當代史也罷，思想史也罷，它強調今人對古代典籍文本有詮釋的空間。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指的是以今人的視角進行解讀，這樣解讀出來會帶著你我的思想。科林伍德認為羅列歷史事件只做了剪刀加糨糊的工作，而真正讓古代歷史復活，你得讀歷史事件背後的思想，而這個復原工作是今天人才能激活它，讓典籍活起來發揮價值。

所以咱們看，古代的典章制度、文化現象好像活在今天。我們總說歷史並不遙遠，雖然是陳芝麻爛穀子，但是也是今天的事情。這裡柏楊先生的態度我們非常贊同。我們看到《中國通史》汗牛充棟，但《中國人史綱》這樣的寫法也不多見。為什麼他突出這個人？事實上他想說明一個問題，歷史不能見事不見人。我們中學都學過歷史，過了二十年、三十年，如果你還能清晰記得中國歷史年代表，清晰記得《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具體內容，我覺得只有一種可能，你也成歷史老師了。大部分人還都是中學時間段接觸歷史的種種符號，這些符號往往考完就忘。為什麼會這樣？我們總說什麼樣的歷史信息是有教育意義的呢？生動、具體、有過程的信息才是有教育意義的信息。這話說得很好，孔子非常重視這一點，司馬遷曾經說孔子講過這樣的話，“我欲載之以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說半天理論，還不如我講一個具體的事，用生動的情節去打動人。司馬光就是如此，柏楊先生也看到這一點，抓住了人，今天能從歷史情境之中恢復當事人的所思所想，這樣增加我們的人生經驗，這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

舉個例子，前面給大家介紹了，1067年宋神宗剛登基（熙寧元年），當時司馬光領了一個任務，給皇帝講他寫的《資治通鑑》（當時還叫《通志》），《通志》是從三家分晉寫起，我們知道三家分晉韓趙魏，還有一家就是智氏，但是智伯太貪婪，想幹掉趙氏之後再幹掉韓魏，沒想到水淹晉陽之後，趙氏和韓魏兩家聯手，劇情發生逆轉，所以把智伯給幹掉了，當時晉國國君已經被架空了。而到了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是《資治通鑑》的始年。司馬光為什麼在這寫？是因為司馬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這一年韓趙魏三家的諸侯地位被周威烈王所認可，周天子自亂朝綱，所以你統治者能不謹慎嗎？能不防微杜漸嗎？當時司馬光就是給皇帝講這個事情，說明古今一理。

古今一理

我們說儒家士大夫，司馬光也罷，王安石也罷，范仲淹也罷，都有他們的使命感，這個使命感在宋代士大夫身上特別的突出。而針對這種使命感，錢穆先生有一句話，認為宋朝士大夫“明儒道以尊孔，撥亂世以返治”，錢穆先生寫《朱子新學案》說朱熹，其實也是通過朱熹看整個宋代士人群體。撥亂反正的前提是明儒尊孔，要把經書當做我治國的藍本，“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宋朝人實現了這句話，一定程度上帶來社會的繁榮穩定，當然有它的問題，但是能做出這一步也是非常可敬的。

歷史並不遙遠，我們今天讀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讀柏楊先生的白話文本，實際上抓的就是這些人。這些事件雖然過去千百年，但咱們活在同一片藍天之下，人們也許還在這樣做，所以有一句諺語叫做陽光之下並無新事，我們說歷史並不遙遠。

《柏楊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

問 答

問：柏楊版《資治通鑑》這麼厚，應該怎樣讀才是最好的？

李凱：我們責編老師們設計了一個非常好玩的天文圖。柏楊先生的書一共72冊，書非常多，上千萬字。而這裡72冊，每一冊標題都是大事件，建議讀的過程中抓住大事件去讀。一般的讀者不可能像歷史系研究生同學一樣，摁在那裡一本一本的摳這些書，但是提綱挈領，翻翻這個綱目是非常切實的。比如像後來朱熹弄過《資治通鑑綱目》，這個書也非常好，你會翻這個綱是什麼，目是什麼，濃縮了《資治通鑑》。但是每件事都有編撰者的看法。司馬光就是這樣，寫的差不多來一個“臣光曰”，柏楊先生也有“柏楊曰”。所以他是要通過這個事件來說事，這樣給咱們帶來很多啟迪。

問：柏楊對這段歷史的核心觀點是什麼？

李凱：柏楊先生並不是歷史學家出身，他是作家，是文學家，也是思想家。對歷史的理解跟他的知識結構、人生處境有密切的聯繫。柏楊先生的處境其實不樂觀，司馬光的處境又何嘗樂觀？是在逆境之中，他想以中國積極向上的文化來鼓勵自己，讓中國人活得更有尊嚴、更有幸福感，事實上司馬光也是，還有我們講錢穆先生的概括：“明儒道以尊孔，撥亂世以返治”。司馬光就是想通過自己的努力讓執政者明白別再做錯事，別帶來傷民害民之舉。當然，他有他的弊病，這個弊病柏楊先生也進行了批評，司馬光不是都說得對，也有他的問題。柏楊先生是思想家，他也不是嚴格的歷史學家，但是他的思維維度給咱們提供一定的思考方向。

問：如何評價柏楊留給我們的財富，如何理解他對“醜陋的中國人”的看法？

李凱：這個話題前面幾場直播的先生說得比較多。《醜陋的中國人》不是我這一講要說的中心，不過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是肯定的，包括錢理群先生也把他和魯迅先生一起比觀，我覺得是有道理的。揭露這個時代的人，未必就是壞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是想讓這個人、這個社會走向正軌，我覺得這也是柏楊先生的出發點。我們說過，柏楊先生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他認為中國文化、中國典章制度有它的合理性，只不過一度走偏了，任何人都會犯錯，任何社會也會犯錯，在這個基礎上撥亂反正，明儒道以尊孔，撥亂世以返治。宋儒的道理其實也是今天的道理。這些話題說起來大，但也是很好理解的。

姑妄言之，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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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鑑》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著作，與《史記》並稱“史學雙璧”，由北宋史學家司馬光主編，歷時19年完成。

由於《資治通鑑》為文言文，現代人閱讀有諸多不便，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柏楊用獨特的語言，將全書翻譯為白話文，使得原為晦澀難解的文字，有了平易可親的一面。讀者不僅限於專家、知識分子，更擴及到學生、上班族等所有人群，將舊時帝王之“借鑑”，轉化為現代百姓的“明鏡”，成為當下讀者掌握歷史規律，釐清混沌時局，看清未來道路的極佳讀本。

《柏楊版資治通鑑》具有如下特色：

地名今注：柏楊在古地名之後夾註今地名，並親手繪製地圖，使歷史人物於實際舞臺上栩栩如生。官名今譯：什麼是“龍馬”“洗馬”？柏楊使用現代官名，夾註原稱，使能確知其權力地位。西元紀年：《資治通鑑》以皇帝年號及天干地支來記時間，柏楊則使用西元紀年，確切顯示時間距離。柏楊曰

此次出版，我們按著國家地圖出版標準，在原有歷史地圖基礎上，還重新補繪了今天的中國疆域邊界，使歷史地圖表達更規範和準確。該書是現代人閱讀《資治通鑑》不可替代的入門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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