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千年、百年：与司马光、柏杨和当代的对话

跨越千年、百年：与司马光、柏杨和当代的对话

——《柏杨版资治通鉴》（白话版）出版

主讲：李凯（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凯，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资治通鉴》和柏杨先生的话题。

狄更斯有一句话，说工业革命前后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今天也持如是的态度，但凡社会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一定会有剧烈的问题，这就是变革期。而如何使得这样的问题最小化，把当时社会稳定下来，给人民带来千秋万代的福祉，是我们不断探索的问题，也是千秋万代永恒的话题。柏杨先生的白话《柏杨版资治通鉴》就不得不说。

柏杨（1920年3月7日-2008年4月29日）

一、千年司马光

史上二司马：《史记》与《资治通鉴》

这个话题说起来非常久远，咱们知道，《资治通鉴》是一部很不得了的史学著作。有常识的朋友都知道史学上有“二司马”，前司马是司马迁，后司马就是司马光。

司马光是北宋人，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也是政治家，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小孩子都知道著名的故事：司马光砸缸，这个故事家喻户晓，但是也有学者说宋朝好像没有那么大的缸，看宋史《司马光传》会看到司马光砸的是瓮。但不管怎么样，司马光年少时就很聪明，据说司马光在七岁的时候，能够背诵《左传》。这部书称之为大经，十八万汉字，许多字句是很难懂的，但是7岁的小孩司马光不仅能够背，而且还能够讲解，可见他有超世之才。

这和他的家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司马光也是少年得志，他在19岁的时候就曾经进士及第，要知道，唐王朝的进士可是非常难中的，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这种情况到了宋朝有一定的改观，宋天子曾经扩招过。但甭管怎么样，19岁少年进士及第，这在整个精英知识分子中也不是大概率的事件，司马光由此走上历史舞台。

司马光这个人非常耿直、忠诚，而且知识渊博，他曾经担任过宋朝政府的许多官职，担任过地方官，也担任过京官，甚至担任过宰相。司马光还担任过谏官，负责给天子、臣僚提意见。

司马光是《资治通鉴》主编。司马光在1064年（宋朝天子宋英宗刚刚登基）写了一部书，叫做《历年图》。这个《历年图》今天比较好理解，就是大事年表。他呈现给皇帝看，英宗皇帝涉世不深，是需要历史知识的，所以受到了皇帝的重视，皇帝褒奖司马光，而且同意司马光把这个工作进行下去：《历年图》还不够，你应该写的更丰富。所以司马光成立了史局，这个史局能够动用皇家的文献资源，甚至皇帝身边的机要秘书都可以调配，皇帝还提供水果饮食，照顾到这个地步，司马光感恩戴德。

两年后，1066年，英宗皇帝看到另外一部书，这部书从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写起，一直写到了秦朝统一。也就是说，这个是中国上古时代的一个历史。司马光给它起名字叫《通志》（八卷）。这个《通志》不是郑樵的《通志》，是司马光的《通志》，是后面写《资治通鉴》的重要基础。英宗皇帝非常高兴，但是英宗皇帝寿数非常短，1066年驾崩。1067年神宗皇帝登基，神宗登基时才20岁。

说到宋神宗，我们知道这个皇帝在位期间会发生很多事，如果读王安石、苏轼诸多人物的话，就会对这个皇帝不陌生。神宗皇帝刚一登基，司马光就给神宗皇帝讲授《通志》，一篇一篇地讲，他要用历史给皇帝进行一定的政治导引。司马光从1066年接受皇帝的圣旨后，一步一步滚雪球，到了1071年，司马光全心全意投入到《资治通鉴》的写作，这和一件大事有密切联系，就是王安石变法。

《资治通鉴》的前世今生

宋王朝最初的顶层设计是想防范乱臣当政，他借鉴了唐末五代的许多历史教训。宋太祖陈桥兵变，皇袍加身，大家都熟悉这个典故，后来演出了一场杯酒释兵权。他是殿前都点检出身，赵匡胤最懂得臣子是如何夺权的，他非常谨慎地防范臣子的专权。所以宋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加强君主专制有非常明确的措施。这一套措施持续下来固然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但是带来了许多问题。比如说宋朝军队战斗力不强，官僚制度开支巨大，当时出现了冗官、冗兵、冗费的局面。体制要把这个国家给拖垮，虽然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但是代价太大了。

这时候刚亲政的宋神宗想有所作为，1069年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开始从事变法。这个在历史上是大书特书的事件，今天给予正面的评价，可是在宋代以及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人们对王安石的评价是否定的，因为他用的人是不得当的，而且他的措施急功近利，造成对老百姓的又一次伤害。

所以许多官僚站到王安石的对立面上，王安石的好朋友司马光，这个时候因为政见的分歧走到了对立面。咱们要是翻文献的话，当时司马光再三质疑王安石，王安石也据理力争。今天语文教材里还有一篇文字，就是《答司马谏议书》，当时王安石也是据理力争。所以这一往一来，他们政见是不同的。

到了1071年，又一件事触动了司马光，司马光的一个好朋友也是历史学家，这个人叫范镇。范镇被罢官，因为他非常不同意王安石青苗法伤民害民之举，这个范镇引来王安石的不快，甚至王安石亲自用书信来反驳范镇，范镇一怒之下说，我户部侍郎不干了，回家退休了。范镇的罢官给司马光很大刺激，索性司马光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王安石，虽然你的初衷是好的，也是为了祖宗社稷，但是你太固执、太自负。所以司马光索性不问政事。

这时候他来到洛阳，当判西京御史，实际上司马光全心全意地埋头在《资治通鉴》的写作里，他找来一大批学者，这里头有著名的汉史专家刘攽，唐史专家范祖禹以及通才刘恕。十五年杀青，到1084年呈送宋神宗。神宗皇帝赐名《资治通鉴》，即“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对治国理政带来借鉴，他亲自给《资治通鉴》写序，咱们还能看到今天《资治通鉴》书前有这样的序。

和这部书一起交给神宗皇帝的还有《资治通鉴》的若干副产品。《资治通鉴》卷帙浩繁，三百万字。《史记》五十多万字，而当时司马光看到纪传体史书已经有十七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一直到宋初编的《新五代史》，加起来已经有三千多万字。虽然《资治通鉴》大大精炼，但对皇帝来说也不容易阅读，所以司马光编成《资治通鉴目录》。除此以外还有《考异》。1085年，神宗皇帝已经驾崩，新继任的哲宗以及太后召司马光出任宰相，司马光说我身体不行，因为他中风过。当时统治者执意要求，后来推辞不掉，出任当时的门下侍郎，也就是宰相。转过年来1086年，这一年是宋哲宗的元佑元年，于是全面开始了罢黜新法，拨乱反正，史称元祐更化。但这一年司马光病逝，享年67岁。

宋王朝皇帝和臣僚非常重视历史

为什么《资治通鉴》会受到宋代君臣如此的重视，并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呢？这里有宋代社会的原因。

首先，宋代儒家士大夫在发挥着巨大作用。宋代读书人的力量非常之大，有历史常识都懂得，从唐末藩镇割据，北方乱成一锅粥。从907年到960年，短短的53年出现梁唐晋汉周。而赵匡胤其实是后周的臣子，殿前都点检，京师卫戍区总司令。这时候他夺了后周的权，他生怕这种事发生在自己手上，所以宋朝一上来制定的国策就是重文轻武，强干弱枝。重文轻武造成文官的局面非常庞大。科举制度的完善，宋朝是一个很重要的关节。咱们知道唐王朝的科举是有限的，招生人数太少，李白、杜甫，这样的大人物都名落孙山，是他们没水平吗？绝对不是，是因为这个机会太少了，那么多人参加的国家大考，最后进士及第的也就几十人。而到了宋王朝，进士科扩招，出现了几百人，这个局面使得宋王朝拥有源头活水。当时有这么一个事情，非常搞笑。有的老同志考了一辈子，屡考屡不中，屡不中屡考。后来宋王朝有一科叫特奏名，录取率极高。当时那个老同志说，我已经老眼昏花，已经看不清卷子了，我伏祈陛下万岁万万岁，竟然这样也中了。宋王朝还做了一点，就是科举制度越来越客观。科举制度给宋王朝带来大量鲜活血液的同时，也使得这堆人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他们有担当意识，敢说话，而宋朝的君权也不太限制读书人。

有一个词叫“君主专制”，咱们对这个词的理解不应当产生误解。君主专制是君主想杀人就杀人吗？还真不能这么理解，在中国古代的君主制度，这种想杀人就杀人，没有制约，好像还是不多见的。宋王朝的君主特别有忌惮之心，这个忌惮之心由许多因素造就，比如说儒家思想，儒家思想里头非常重要一条就是民贵君轻，要求重德保民，至少从法理上如此。宋朝一而再再而三强调这一点，如果得罪士大夫，那是很不得了的一个事情。宋王朝就是一个典型，君主权力不会像有人理解的那样，想杀人就杀人。其实相当时期君主杀人是非常难的事情，得符合天意，符合人心，符合祖制。所以这时候宋王朝的君主非常有忌惮之心，如果片面加强权力，会造成整个朝代的崩溃，比如秦代，那意义何来呢？所以宋王朝采取了比较明智的态度。寇准、范仲淹为啥在宋朝出现

有几个例子就能说明问题，咱们知道宋真宗年间有一个很著名的臣子叫寇准，我们看过《杨家将》，都知道这个人。寇准陕西人，在历史舞台上活跃，是宋真宗时期重要的臣子。宋真宗时期那几个宰相都非常有个性，宋真宗在位干过一件事情，就是著名的澶渊之盟（1004年）。当时和辽国打仗，皇帝胆儿小，寇准牵着皇帝御驾亲征。在朝堂上，寇准说皇帝不爱听的话，宋真宗听烦了，你说半天，我走还不行吗？不行，你不能逃，索性寇准拉住宋真宗的衣袖。今天一般人也不敢这么对领导。寇准如此，还有一个人大家也熟悉，就是范仲淹。范仲淹先天下忧后天下乐，有多强的担当意识啊！这个人在官场中，宦海浮沉，他的命运也比较坎坷。范仲淹的那个时代是宋仁宗的时代，宋仁宗的皇后是郭皇后，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宋朝宫廷戏，宋朝宫廷戏里就有，郭皇后非常美貌，但是这个郭皇后有一个毛病，就是非常有妒忌心，这个人看不得皇帝沾染其他嫔妃。你说这要不要命，古代的富家大户还有三妻四妾，皇帝三宫六院都不算什么，可是这个郭皇后就是看不得这一点。这个郭皇后有一次争风吃醋，皇帝有一个嫔妃尚氏，皇帝临幸尚氏，郭皇后找到皇帝跟前，当着皇帝就打这个尚氏，没想到下边好玩的事出现了，也不知道这个女同志是不是练过武术，结果她身形敏捷，皇后一掌打空，没打到尚氏，打到了皇帝的后脖梗上。宋仁宗莫名其妙挨了这一打，气急败坏，就要废后。还有人撺掇，当时的丞相吕夷简和郭皇后不和，撺掇皇帝一定得废郭后。这时候文官集团中有人站了出来，其中领头的人之中就有范仲淹。他们说郭皇后也没有失德，废皇后牵动国本。皇上火了，给范仲淹贬到南方，范仲淹谢恩折子居然说“面折廷争，国之盛典”。当王安石变法招致许多人非议的时候，神宗皇帝心里也打鼓，跟文彦博吐槽，他说我是为天下苍生考虑，为老百姓着想，怎么没人说我好？文彦博说陛下您错了，本朝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真正社会的枢轴是文人士大夫，成了士大夫集团的对立面，恐怕你这日子也不好过了。这句话经常被学者们引用，说明宋王朝士大夫群体有多么重要。我们都知道范仲淹先天下忧后天下乐的情怀，也知道王安石“三不足”的气魄，为什么宋王朝的臣子敢这样？因为宋王朝有这样的社会气氛。

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而另外一点，除了儒家士大夫之外，宋代的制度是以防微杜渐为出发点的。《岳飞传》《杨家将》中，番邦一打就汴京城下，因为强干弱枝弄得太大发。皇帝把内忧看得很重，外患倒放在一个边缘位置。有人说这不是傻吗？宋王朝不就是亡在边患，最后徽钦二帝都被掳走吗？事实上也不能全怪宋天子，这得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在当时的背景下，唐五代的乱局让宋朝统治者怕了，最大的问题的确是内忧。咱们知道王夫之写过《宋论》。王夫之说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治世。比如咱们耳熟能详的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而贞观之治不过是唐太宗生前，文景也不过是这两个皇帝生前。可是宋王朝的确是一个治世，今天学者们非常重视这个时间段，经济复苏、政治稳定、文化开明，虽然它有它的问题，甚至问题一箩筐，但是我们讲从宋初建国960年一直到熙宁元丰变法开始的1069年，一百年的太平盛世不容易，而这个来之不易的太平其实有顶层设计的缘故。宋朝皇帝非常怕出事，宋太宗的诏书里面有一句也经常被学者引用，今天还写进了中学教材，叫“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每件事情我们都想到它的恶果。制度当然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如果我们先想到它的恶果，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就会远离祸乱。

宋王朝皇帝和臣僚非常重视历史。为什么重视历史？刚才宋神宗的那句话已经回答了，为了给统治者提供经验教训。咱们要知道，一个理性的人做事往往没有那么果决。众所周知，初生牛犊不怕虎，自古英雄出少年，听说过自古英雄出老头的吗？好像没有。因为人到一个年龄段，把这个事情的各个方面都能琢磨得比较透。所以宋朝就把从秦朝建国以来一直到宋朝，这个君主制度、集权制度，各种各样体制的毛病都看到了，就好比咱们看西药有说明书，看适应症也得看毒副作用。他们把毒副作用看得非常重，于是宋王朝制度建设会畏首畏尾。畏首畏尾已经到相当地步，为什么司马光那么反对王安石改革？他知道王安石的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这些古代都做过，问题很大，青苗的那个人，如果用人失当，会不会鱼肉乡里？你那个募役法会不会给老百姓带来新的压力？所以这种体制，往往反对王安石的人，司马光也罢，范镇也罢，这些人都是大历史学家，他们把古代的书看得非常透。如果这个花样太新，干脆我谨慎起见。宋王朝因为这一点，所以改革起来步履维艰。谁也不是圣人。

问题最小化是千秋万代永恒的话题

今天来看，《资治通鉴》的写作，事实上也是满足当时统治者的需要，是这种“事为之防，曲为之制”，防微杜渐精神的一种反映。而更重要的是，《资治通鉴》之所以有受众，也是和司马光为代表的宋代历史学家的才华、水准有着密切联系。

那个时间段已经过去了一千年，宋王朝产生了剧烈的历史变革，也产生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咱们不可否认，那个时代是一个值得称道的时代，繁华、开放、鼎盛。我们知道狄更斯有一句话，说工业革命前后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今天也持如是的态度，但凡社会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一定会有剧烈的问题，这就是变革期。而如何使得这样的问题最小化，把当时社会稳定下来，给人民带来千秋万代的福祉，是儒家士大夫不断探索的问题，也是千秋万代永恒的话题。柏杨先生的白话《资治通鉴》就不得不说。

二、百年柏杨

今天如何让《资治通鉴》发挥作用？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卷帙浩繁，就是今天看，它还有三百万字。司马光同时代有一个人叫王益柔，司马光亲自说，我只见过他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其他人拿到这部书恹恹欲睡，看不下去。这个话咱们看是司马光自己讲的。实事求是的说，读古书需要踏下心来，需要付出很大的精力。这就造成一个局面，历史和历史学本身在大众身上产生了不同效果，历史很热，但是历史学很冷。今天也是，谁都能谈几句唐宗宋祖，关键是您能扎下去仔细读古书吗？那得付出心力。

所以司马光怕皇帝看不完，就在上《资治通鉴》的同时还上了《资治通鉴目录》。司马光死后，朱熹写过《资治通鉴纲目》，都是为了让人更好地了解这部书。但是毕竟它还是古人的产物，许多内容令人非常费解，于是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许多《资治通鉴》白话本。我们知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许多古书翻译成白话文的时期，这个时间段出现很多白话《资治通鉴》，但到今天还风行不绝，当属柏杨先生的白话《资治通鉴》。柏杨先生生于1920年，卒于2008年，他本身是旧官僚出身，河南新乡人，1949年去了台湾，是台湾著名作家。1968年飞来横祸，台湾当局认为他讽刺蒋氏父子，下了大狱，甚至一度被判死刑，直到七十年代末才放出来。在狱中柏杨先生着手写作，比如说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版了销售不衰的《丑陋的中国人》，还有《中国人史纲》，201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青少年版。

虽然柏杨先生写《丑陋的中国人》，但他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虚无主义者眼中中国文化不值一提，中国历史不名一文。但是柏杨先生写《丑陋的中国人》，其实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好些学者把柏杨和鲁迅进行比观，其实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柏杨先生说中国文化的确是有酱缸的一面，但是这个酱缸的形成应当是明清以后。在此之前，先秦、两汉文化是积极向上的，到宋王朝那个时间段还非常开明，但是宋以后逐渐沉寂下来，成了死水。明清时期两大利刃伤害了士大夫的心智，使中国文化成为酱缸。柏杨先生指出，第一是八股取士。这八股是科举的一种变态。所谓八股，文章一定得按八个段落写，一定要步步到位，哪里该用典故，哪里该对仗，有明确的要求。但是考试客观化的同时也摧伤了人的意志，如果最后考试的客观性与选拔人才的科学性相背离，这个考试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这个考试能选拔人才，但不客观，那会激发很大矛盾。这两个问题今天也都没有完全解决。明清时期的文字狱，让士大夫噤若寒蝉，尤其是清朝人进关以后搞了许多文字狱，读书人不敢过问政治，埋头于经史典集，出现了乾嘉学派，朴学之风大盛。甚至陈寅恪先生曾说，经史两家，清朝人是经学好还是史学好？当然是经学好，因为史学科举不考，所以经书才是谋求功名之道。我们知道有句话，大考大学，小考小学，不考不学。世界都是如此。因为人学习有轻重缓急，一旦学习内容和功名利禄相联系，肯定会趋之若鹜。所以人们埋头在经书上，埋头在小楷上、八股文上，让人摧折心智，还用文字狱找麻烦，使得中国士大夫变态，形成酱缸。

通过这一番道理我们能看出来，柏杨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想让中国文化的光辉大放异彩，中国人活的有尊严，更有幸福感。我们说这样的书就非常有思想性。

《柏杨版资治通鉴》附图：《资治通鉴》时空地图（局部）

到今天柏杨先生已经故去十几年，离他的白话《资治通鉴》完稿也过去了二十年，距离出青少年版《中国人史纲》也过去了二年，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学习、思考。摆在我们面前新版的白话《资治通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老师的心血，不仅认真编排、核对地图，而且出了一系列的副产品，这里有年表，有时空图，这些内容都适合读者进一步深入学习。

《柏杨版资治通鉴》附图。展示了时间之轮一环一环地前进——历史是如何因果相续，是非成败，一目了然

三、今天我们以什么样态度学习《资治通鉴》？

历史并不遥远，阳光之下并无新事

这个话题非常有针对性，见仁见智。其实搞历史的人明确一点，就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西方历史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科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当代史也罢，思想史也罢，它强调今人对古代典籍文本有诠释的空间。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指的是以今人的视角进行解读，这样解读出来会带着你我的思想。科林伍德认为罗列历史事件只做了剪刀加糨糊的工作，而真正让古代历史复活，你得读历史事件背后的思想，而这个复原工作是今天人才能激活它，让典籍活起来发挥价值。

所以咱们看，古代的典章制度、文化现象好像活在今天。我们总说历史并不遥远，虽然是陈芝麻烂谷子，但是也是今天的事情。这里柏杨先生的态度我们非常赞同。我们看到《中国通史》汗牛充栋，但《中国人史纲》这样的写法也不多见。为什么他突出这个人？事实上他想说明一个问题，历史不能见事不见人。我们中学都学过历史，过了二十年、三十年，如果你还能清晰记得中国历史年代表，清晰记得《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具体内容，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你也成历史老师了。大部分人还都是中学时间段接触历史的种种符号，这些符号往往考完就忘。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总说什么样的历史信息是有教育意义的呢？生动、具体、有过程的信息才是有教育意义的信息。这话说得很好，孔子非常重视这一点，司马迁曾经说孔子讲过这样的话，“我欲载之以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说半天理论，还不如我讲一个具体的事，用生动的情节去打动人。司马光就是如此，柏杨先生也看到这一点，抓住了人，今天能从历史情境之中恢复当事人的所思所想，这样增加我们的人生经验，这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

举个例子，前面给大家介绍了，1067年宋神宗刚登基（熙宁元年），当时司马光领了一个任务，给皇帝讲他写的《资治通鉴》（当时还叫《通志》），《通志》是从三家分晋写起，我们知道三家分晋韩赵魏，还有一家就是智氏，但是智伯太贪婪，想干掉赵氏之后再干掉韩魏，没想到水淹晋阳之后，赵氏和韩魏两家联手，剧情发生逆转，所以把智伯给干掉了，当时晋国国君已经被架空了。而到了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是《资治通鉴》的始年。司马光为什么在这写？是因为司马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一年韩赵魏三家的诸侯地位被周威烈王所认可，周天子自乱朝纲，所以你统治者能不谨慎吗？能不防微杜渐吗？当时司马光就是给皇帝讲这个事情，说明古今一理。

古今一理

我们说儒家士大夫，司马光也罢，王安石也罢，范仲淹也罢，都有他们的使命感，这个使命感在宋代士大夫身上特别的突出。而针对这种使命感，钱穆先生有一句话，认为宋朝士大夫“明儒道以尊孔，拨乱世以返治”，钱穆先生写《朱子新学案》说朱熹，其实也是通过朱熹看整个宋代士人群体。拨乱反正的前提是明儒尊孔，要把经书当做我治国的蓝本，“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宋朝人实现了这句话，一定程度上带来社会的繁荣稳定，当然有它的问题，但是能做出这一步也是非常可敬的。

历史并不遥远，我们今天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读柏杨先生的白话文本，实际上抓的就是这些人。这些事件虽然过去千百年，但咱们活在同一片蓝天之下，人们也许还在这样做，所以有一句谚语叫做阳光之下并无新事，我们说历史并不遥远。

《柏杨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问 答

问：柏杨版《资治通鉴》这么厚，应该怎样读才是最好的？

李凯：我们责编老师们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玩的天文图。柏杨先生的书一共72册，书非常多，上千万字。而这里72册，每一册标题都是大事件，建议读的过程中抓住大事件去读。一般的读者不可能像历史系研究生同学一样，摁在那里一本一本的抠这些书，但是提纲挈领，翻翻这个纲目是非常切实的。比如像后来朱熹弄过《资治通鉴纲目》，这个书也非常好，你会翻这个纲是什么，目是什么，浓缩了《资治通鉴》。但是每件事都有编撰者的看法。司马光就是这样，写的差不多来一个“臣光曰”，柏杨先生也有“柏杨曰”。所以他是要通过这个事件来说事，这样给咱们带来很多启迪。

问：柏杨对这段历史的核心观点是什么？

李凯：柏杨先生并不是历史学家出身，他是作家，是文学家，也是思想家。对历史的理解跟他的知识结构、人生处境有密切的联系。柏杨先生的处境其实不乐观，司马光的处境又何尝乐观？是在逆境之中，他想以中国积极向上的文化来鼓励自己，让中国人活得更有尊严、更有幸福感，事实上司马光也是，还有我们讲钱穆先生的概括：“明儒道以尊孔，拨乱世以返治”。司马光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执政者明白别再做错事，别带来伤民害民之举。当然，他有他的弊病，这个弊病柏杨先生也进行了批评，司马光不是都说得对，也有他的问题。柏杨先生是思想家，他也不是严格的历史学家，但是他的思维维度给咱们提供一定的思考方向。

问：如何评价柏杨留给我们的财富，如何理解他对“丑陋的中国人”的看法？

李凯：这个话题前面几场直播的先生说得比较多。《丑陋的中国人》不是我这一讲要说的中心，不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肯定的，包括钱理群先生也把他和鲁迅先生一起比观，我觉得是有道理的。揭露这个时代的人，未必就是坏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想让这个人、这个社会走向正轨，我觉得这也是柏杨先生的出发点。我们说过，柏杨先生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他认为中国文化、中国典章制度有它的合理性，只不过一度走偏了，任何人都会犯错，任何社会也会犯错，在这个基础上拨乱反正，明儒道以尊孔，拨乱世以返治。宋儒的道理其实也是今天的道理。这些话题说起来大，但也是很好理解的。

姑妄言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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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著作，与《史记》并称“史学双璧”，由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编，历时19年完成。

由于《资治通鉴》为文言文，现代人阅读有诸多不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柏杨用独特的语言，将全书翻译为白话文，使得原为晦涩难解的文字，有了平易可亲的一面。读者不仅限于专家、知识分子，更扩及到学生、上班族等所有人群，将旧时帝王之“借鉴”，转化为现代百姓的“明镜”，成为当下读者掌握历史规律，厘清混沌时局，看清未来道路的极佳读本。

《柏杨版资治通鉴》具有如下特色：

地名今注：柏杨在古地名之后夹注今地名，并亲手绘制地图，使历史人物于实际舞台上栩栩如生。官名今译：什么是“龙马”“洗马”？柏杨使用现代官名，夹注原称，使能确知其权力地位。西元纪年：《资治通鉴》以皇帝年号及天干地支来记时间，柏杨则使用西元纪年，确切显示时间距离。柏杨曰

此次出版，我们按着国家地图出版标准，在原有历史地图基础上，还重新补绘了今天的中国疆域边界，使历史地图表达更规范和准确。该书是现代人阅读《资治通鉴》不可替代的入门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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