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胡適：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兩種氣質和立場

魯迅與胡適，代表了中國當時知識分子的兩種氣質和立場。他們在不同路徑上對中國形成重要影響。

1917年夏，教育部僉事周樹人獨自住在北京宣武門外的紹興會館裡，下班之後除了逛書店，基本上足不出戶，夜夜坐在燈下抄古碑。差不多五年的時間裡，他都是這麼過來的。那時候，由陳獨秀髮起創辦的《新青年》已經有一段日子了，外界的議論早已沸沸揚揚，但這個自紹興來的中年人對此卻並不關心。直到舊友錢玄同前來探望他，勸他寫些文章。

同樣是在1917年夏，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胡適結束留學生涯，啟程回國。在此之前，由於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倡“文學革命”，他已在國內“暴得大名”。那一年，胡適26歲，剛剛歸國即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

正是從這個夏天開始，中國思想、文化界由於這兩個人的出現，開始慢慢變得有所不同。

在日本留學時的魯迅

兩個浮出水面的人

錢玄同見到周樹人問：“你抄這些有什麼用”。

“沒有什麼用。”周樹人回答說。

“那麼，你抄它是什麼意思呢？”錢又問。

“沒有什麼意思。”周說。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錢玄同說。

這是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著名的對話之一，也是“魯迅”之所以誕生的由來。正是有了錢周兩人相互的辯駁，周樹人應允寫一些文章。第二年，周樹人用“魯迅”的筆名發表了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自此一發不可收拾。

從日本留學所見中國人之麻木，到辛亥革命波及紹興後的種種親身經歷，再到進入官場後的所見所聞，魯迅早已打消了對這個“新世界”的希望，從大歡喜到大幻滅，魯迅對未來的悲觀情緒，已經深深根植於骨髓。“這種悲觀情緒讓他對一切都有不信任感，不論是當下的政府，還是新文化的‘權威’，他遠離這些，將自我放逐到社會的邊緣。”北京魯迅博物館副館長孫鬱說。

相反，自美國回來的胡適卻是躊躇滿志，立志要做一番建設事業。有了北京大學這個大本營，有了《新青年》這個陣地，胡適得以著力推行他的新文學主張。

而魯迅也正是在朋友的勸說下匯入了這股洪流，成為白話文運動當中最重要的參與者。

對此，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周質平曾評價說，“胡適是創造白話文運動的英雄，魯迅是白話文運動創造出來的一個英雄。”

青年導師

胡適回國時，曾表示自己“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談政治”，也由此老老實實在大學裡做了幾年學問。但很快，胡適就陷入種種爭論之中。中國上世紀20年代最著名的一些爭論胡適無不參與其中。在這些爭論當中，胡適系統的將自己深受英美傳統所薰陶的思想體系暴露於世人面前。

一系列爭論讓胡適贏得了更廣泛的聲譽，其所主張的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國文化，用科學、民主、理性來取代舊有傳統的思想逐步為眾多青年所認知。胡適也由此贏得了“青年導師”的聲譽。胡適要做的，就是要將歐美尤其是美國的民主經驗傳播到中國，傳播到青年人當中，並將它變為中國的現實。

此時的魯迅，對於這些大大小小的爭論，多報以冷眼旁觀的態度。“胡適思想中的理想社會就是美國的民主社會，他努力的方向也就是讓中國朝那個方向走。但魯迅心目中卻並沒有這樣一個理想社會的模式存在，他對任何完美社會的宣傳都是存疑的。”孫鬱說。

“三·一八”慘案發生前，衛隊和示威學生對峙

不同的選擇

　北京的局勢一日緊似一日，學生風潮此起彼伏，“三·一八”慘案之後，魯迅南下遠走廈門，不久，轉至廣州，最終定居上海，開始了最後十年的生命歷程。在那裡，他的雜文創作達到了高潮。也正是這些雜文，讓後世的人將其塑造成為一個鬥士，一個引導社會輿論的文學旗手。

人文學者謝泳則不同意這種長期以來對魯迅的認識。“嚴格說，魯迅對中國左翼思想是有影響的，但作為一般的社會影響，在知識界，他沒法和胡適相比。”謝泳說。那時候，魯迅是寄寓在上海租界當中的自由職業者，而胡適則是頻頻出入學界、政界的大學校長。

相比於魯迅與權勢的互不相容，胡適的所作所為則要入世得多。從提出“好人政府”，到主張“憲政國家”，無論是對北洋政府還是國民黨政府，胡適似乎都沒有放棄過改造的努力，儘管在現實當中，胡適的種種努力被左翼人士認為是與虎謀皮，甚至是在為虎作倀。

1929年，胡適在《新月》雜誌發表《人權與約法》、《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有憲法》。1932年又創辦《獨立評論》。胡適在這些雜誌中大聲呼籲保障人權，言論自由，並主張憲政民主，反對一黨獨裁。

回頭看來，胡適有些文章對國民黨的批判，其激烈程度絲毫不亞於魯迅。針對國民黨不循法制，任意壓制人權，胡適寫道，“無論什麼人，只須貼上‘反動文人’‘土豪劣紳’‘共黨嫌疑’等等招牌，便都沒有人權的保障……無論什麼書報，只須貼上‘反動刊物’的字樣，都在禁止之列，都不算分割自由了。”

“胡適和魯迅都是對當時的體制不滿的知識分子，但兩人所走的路徑不一樣，魯迅帶有左翼傾向，並帶有烏托邦色彩。而胡適遵循的是自由主義，比較重視經驗和事情的操作性。但兩人卻有共同的底線，那就是要求社會更公平，更有正義。”謝泳評論說。

左聯五烈士

誰人能知身後事

1931年，柔石、胡也頻等五位“左聯”成員被捕殺，兩年後，魯迅寫下了眾所周知的《為了忘卻的紀念》。越來越壓抑的現實，以及眾多朋友的鮮血，也讓魯迅徹底走入與官方相對抗的途徑。他成為“左聯”的“盟主”，冀希望於“無產階級文學”。

但沒有多久，魯迅就發現，在“左聯”，自己的作用被過分放大。時任中共宣傳部長的李立三讓魯迅用真名罵蔣介石。魯迅拒絕了，“文章很容易寫……但在上海就無法住下去。”

另外一些左聯實際負責人的作風，也引發了他的深深的不滿。而那些所謂的“革命文學青年”所暴露出的當權之後就專橫的行跡更令他警覺，“倘有同一營壘中人，化了裝從背後給我一刀，則我的對於他的憎惡和鄙視，是在明顯的敵人之上的。”魯迅說。

到了後來，魯迅幾乎與“左聯”完全決裂。這個與當政者決裂，最後又與盟友決裂的人，始終還是對任何權力擁有者都抱有警惕之心，他似乎又一次陷入1917年那個夏天之前的孤獨當中。

擔任駐美大使時的胡適

畢竟是書生

“九·一八事變”之後，國勢日漸頹廢。為了吸引知識分子為國效力，國民政府成立了國防設計委員會。一大批中國社會最有才華的知識分子加入其中，胡適也不例外。在大敵當前之際，胡適終於選擇了從議政轉換到參政。1938年，胡適受命擔任國民政府駐美大使。此後，胡適在美奔波數年，遊說於美國各個機構，動員美國支持中國抗日。1942年，胡適卸任，留美直至抗戰勝利。

戰後，胡適出任北大校長，擺脫政壇約束的胡適再一次老調重談。1947年，胡適在《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中提到，“我深信這幾百年逐漸發展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最有包含性，可以推行到社會的一切階層，最可代表全民的利益。民主政治的意義，千言萬語，只是政府統治須得人民的同意。”但此時國共兩黨激戰正酣，誰又會再去理會胡適之言呢。胡適的心願是在中國建立起一個憲政民主的國家，只是他至死在此方面一無所成。

研究了多年的魯迅，孫鬱更願意將魯迅和胡適相提並論，在他看來，“胡適的選擇是常態人生的記錄，魯迅則是非常態的。在魯迅消失了的地方，胡適便凸現出他的意義。

一個病態的民族，胡適的自由之夢，常常沒有魯迅式的絕望之音更具有廣泛性。我以為要梳理中國‘被現代化’歷程中最富魅力的因子，魯迅與胡適的互補性是重要的。或許，國民精神重塑的新途，他們是真正的奠基人。”孫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