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註定是二里頭不平凡的一年。從1959年徐旭生先生的夏墟調查，到2019年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的建成開放，整整一甲子。2019，也是許宏先生的總結之年和轉型之年，用他的話講：田野考古工作將告一段落，之後會有更多的寫作安排。目前，近年二里頭的發掘報告已交給趙海濤老師率隊整理，集成性專著《二里頭考古六十年》、大型考古調查報告《洛陽盆地中東部先秦時期遺址》即將出版。
談到將來，許宏說《先秦城邑考古》在數年後會有所擴充，三聯書店主推的“解讀早期中國”系列還會有新成員加入，《東亞青銅潮：前甲骨文時代的千年變局》最近又有新進展，有望儘快交稿。應多家出版社邀約，他也會和編輯一起選題。許宏希望像德國學者策拉姆寫《神祇、陵墓與學者》，何偉（Peter Hessler）寫《甲骨文》（Oracle Bones）一樣，打通古今，又結合自身經歷，寫一些公眾喜歡讀的東西：“只有我自己才能寫出的，而非誰都可以寫的東西，才是值得一寫的。”
“這20年我認為自己的人生軌跡是圓滿的，每個人都是‘生也有涯’、精力有限的，不可能在自己任內的20年間把所有的問題都解決清楚。我們本來就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有了一定的成績和收穫，這些又可以作為後人探索的基礎，這是我感到比較欣慰的，我們其實起到的是鋪路搭橋、增磚添瓦這麼一個作用。回首安陽第一代考古人的工作，有時會想這些個“四合院”如果讓我們來發掘，怎麼可能挖的‘支離破碎’？！但若沒有他們的篳路藍縷，哪有我們今天的認知和技術水平！我們應時刻壓抑住自己的好奇心，儘管考古要保持好奇心。要相信後代比我們更聰明，多給他們留點東西吧，二里頭將在他們手裡有更大的輝煌。”
許宏
為紀念二里頭遺址考古發掘一甲子，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的許宏研究員，請他為大家講述二里頭的發現史。由於篇幅較長，分三部分展開。
據古代傳說，商代以前有一個夏代。近幾十年來雖說一部分的疑古派學者對於夏禹個人的人格問題發出若干疑問，可是對於夏代的存在問題並沒有人懷疑過。但是在考古研究方面，夏代還是一個空白點，這豈是應該有的現象？
——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
澎湃新聞：徐旭生先生被譽為“夏史探索的總設計師”、“考古尋夏第一人”等，但在種種光環加持下，徐先生似乎是一個“被遺忘”的學者，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麼？
許宏：我覺得還是當代人的高度不夠。李旻教授的《信而有徵：中國考古學思想史上的徐旭生》高屋建瓴，可以細讀。李老師有歐美留學背景，能上升到哲學和思想史的層面去分析，徐旭生先生本就是哲學出身，他的思想深度是我們把握不夠的。而談徐先生須從大的學術史乃至社會史的角度入手，不能僅限於考古。徐先生是通才，有很多獨特的貢獻。
徐旭生先生留法小照（徐旭生家屬提供）
我對中國學術史的發展脈絡有一個總體認知：學術史並不是單線演進的。百年以後，方可做這樣的大分期。
第一代學人，其高度是後人難以企及的。他們正好處於西風東漸、社會板蕩、思想變革的年代，他們一直在思考中國命運的大問題。這代學人學貫中西，如徐旭生、李濟、梁思永先生（我把夏鼐先生往後歸），屬覺醒的一代。第一代學人從一開始就站在了世界學術界的最前沿，整個層次高度就不一樣。20世紀10-20年代，徐旭生、李濟等先生學成歸國，也就是從那時起，到40年代可稱之為第一代學人。
徐旭生與友人合影（前排左起：1. 董作賓，2. 陳垣，3. 朱逷先，4. 蔣夢麟，5. 黃文弼；二排左起：2. 顧頡剛，3. 馬衡，4. 沈兼士；三排左起：1. 常惠，2. 胡適，3. 徐旭生，4. 李宗侗；徐旭生先生家屬提供）
第二代學人，活躍或成長於建國後的前三十年（20世紀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這三十年整個學科當然有重大的收穫和進展，但由於社會形勢和國際關係，導致我國學界和外界基本沒什麼來往，相對封閉的氛圍導致包括學界在內的很多領域都受到很大影響。民族主義、修國史成為主要路數，學者們更為關注自身探索，甚至自說自話，缺少一個參照系。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學派”的聲音開始出現。但夏鼐先生這種早期海歸對此是提出嚴重質疑的，最近也有學者評價道：只研究當代中國境內的考古，就可以構成一個學派嗎？那麼由此類推，一個國家就有一個考古學派了。一個學派是一學科內有自己獨特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學術派別，如歷史學的年鑑學派。與“民族精神”無關，與人類發展（過去、現在、未來）有關。如果我們要說一個學派，其特殊性一定要在比較的前提下才能獲得、才能成立，但提出這種觀點的人恰恰是基本上只作中國學問的學者。
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建立時的主要成員，左起：蘇秉琦、徐旭生、黃文弼、夏鼐、許道齡、陳夢家、饒惠元（徐旭生家屬提供）
譬如考古類型學有分型分式，型是橫向概念，即不同的型具有共時性和並存關係，式則是縱向發展的階段性。但我們現在跟外界比較，把中國當成一個“型”了。即本來是“式”（時段和發展程度）的差別，現在包裝成型（共時性）的差別了。現在有些資深學者、學術大家討論的話題，是半個世紀前歐美學者早已經討論過的。比如現在我們談的考古學文化，已開始被揚棄，甚至解構了。考古學文化的概念雖不能不用，但要知道那是順應物質文化史的研究而建構的，對於目下全方位的、追求深廣研究的社會考古而言顯然偏於粗疏，所以我一直呼籲聚落本位的精細化的研究。除卻自然科學手段和一些設備之外，我們要說跟歐美學界在理念、學術水平、思考方式等方面有三四十年的差距，就已不算謙虛了。這種不同，究竟是型的差別還是式的差別？這是我許宏之問。
考古學首先是發現之美，然後是思辨之美，思辨之美更高更美。三十多年前提出中國考古學的“黃金時代”。可現在回過頭看，那不就是考古發現的黃金時代麼？在研究理念和思維模式上是否有所超越？當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念想，我們不可苛責於前代學者，大家都是一步一個腳印走過來的。客觀地講，外在環境使然。
第三代學人，如趙輝、欒豐實老師和包括本人在內的一些考古學人已開始呼籲中國考古學的轉型，由文化史為重心的研究轉向全方位的社會考古。但更多的田野考古與研究的踐行者是年輕人，他們有更多中外交流的機會，英語等外國語通達，有自身的一些思考，但他們還沒有話語權。我認為這是一個過渡期，真正的學術高峰還要假以時日。
現在我們這代學人更多的價值在於一種文化呼籲，呼籲中國考古學的轉型。我們要變，我們在變，不過目前在學界還沒有形成共識，說明我們處在轉型期，紛紛擾擾的夏商之辯就很能說明問題。二里頭的第一任隊長、第二任隊長聚焦在什麼是夏、什麼是商的明確認知上，或是趙芝荃先生的從先商後夏到基本為夏，或是鄭光先生以不變應萬變的商都說，都可以看成中國考古學史的第二期。第三期則以本人的“有條件的不可知論”為特徵。我堅信再過一段時間，夏商之辯根本就不會是中國考古學的主流話題了，換人就會換思路，就會換思想。對此，對於中國考古學的未來，我是充滿信心的。
二里頭隊第一任隊長趙芝荃先生（左）二里頭隊第二任隊長鄭光先生（右）
如果把我劃在我的同齡，以及比我大的長者中間，我可能是目前考古學界的少數派，但據說我的聲音得到越來越多年輕學者的認同，而他們代表中國考古學的未來，這是我感到比較欣慰的。所以看徐旭生先生該這樣看，而現在我們又能有這個認知高度了。現在是從物質文化史為主的考古向更深廣的社會考古轉變（在以物質文化史研究為主的時期，考古學家更重視研究器物的形態、組合這一類的現象，目的是通過它們的變化情況來劃分考古學文化，進而做文化分期、分區和文化間相互關係的研究，也即以器物類型學為主要手段的考古學文化研究。而社會考古學更多的從遺蹟和聚落形態的角度研究當時社會組織、社會結構和社會之間相互關係。——編者注）。就三代考古而言，是從證經補史的、王統的考古學向全方位的、面向世界的社會考古轉變。所以我們現在更多的是在發掘徐旭生先生的價值。
此外，前代學人的影響還在，林沄先生認為是“信古回潮”（《真該走出疑古時代嗎？——對當前中國古典學取向的看法》，《史學集刊》2007年第3期），有人評價為前現代文化保守主義，在越來越面向世界的大潮下，在只懂中國已經搞不清中國的情況下，像現在這樣一種思潮，想看清楚也需假以時日，不如交給歷史吧。
澎湃新聞：在尋找夏文化中，不少學者認為二里頭一至四期年代延續時間與文獻的夏代積年時間有差距，二里頭文化一期尚不是最早的夏文化，早期夏文化當從河南龍山文化晚期中去找，即從豫西地區等地尋找夏文化。李旻先生指出：“從考察日記來看，徐旭生視傳說地理範圍中的河南龍山文化遺存為考察夏文化的主要線索”，孫慶偉教授在《鼏宅禹跡》中的第二章“禹域”內的龍山遺存，其實也是一種延續，這種方法是否受到徐先生的影響？
許宏：這是探索中的一個思路，即整合研究，是完全可行的。我在《最早的中國》裡提到利用對文獻材料的有效梳理是能夠推進考古發現和學科進展的。徐旭生先生按文獻線索找到二里頭，便是最好的例證。但徐先生尋夏卻“找到了”西亳，西亳是商都，這本身就昭示了這種研究在結論上極大的相對性與或然性。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文物出版社，1984年
徐先生髮表的《1959年夏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對相關文獻進行系統整理。他還創造性地提出科學對待傳說時代史料的問題。他指出先要釐清材料的原始性、等次性，再進行分期，之後分等次：第一等是直接引用原始的古代傳說材料；第二等是據前人舊說，或兼採異說，或綜合整理的著述；第三等是改竄舊說，材料晚出，或材料來源不明者。傳說材料去取的標準，還要看它是否含有史實的特徵，以此來考訂古代的史事。
20世紀50年代的二里頭村
後來的一些考古學者，包括利用三國西晉時的皇甫謐這類老中醫的古史創新理論（晉代皇甫謐著有《帝王世紀》，整理了從三皇五帝到曹魏時期歷代帝王的世系，不少學者以此為據形成諸多論點，如“商洛說”等。——編者注），眉毛鬍子一把抓，只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文獻，已受到文獻史學界的詬病。徐先生對兩大區域內的重點剖析是有據可尋的文獻文本分析，仍然要作為今後研究中的一個圭臬。
但二里頭的發現是具有極大或然性的，據徐旭生先生日記，他們一行從鞏義西渡伊洛河進入偃師之後，“全體到南三里餘的高莊，尋古亳遺址，除［方］酉生在村中坑內得一鼎足外，餘無所得（有漢代陶片）。往西走一二十里未見古代陶片。過洛河南，漸見陶片。至二里頭村，飲水（午飯在新寨吃）。後到村南里許，見前由五類分子勞動改造時所挖水塘旁邊，殷代早期陶片極多。高同志由聞挖塘時發現古陶片，往視察，遂發現此遺址。塘挖未成，由縣下令禁止繼續，保護遺址。村人言，此遺址很大，南北約三里許，東西更寬”。高姓同志應是當地的文物幹部，給徐先生一行提供了二里頭村一帶文物發現的線索，徐先生不認陶片，配合徐先生調查的洛陽發掘隊的方酉生先生等是考古學者，正是循著該線索找到二里頭的。1964年徐先生在二里頭又做了一個多月的考察。從他的日記來看，可稱之為在二里頭小住，考察發掘情況。
徐旭生先生髮現二里頭遺址的日誌（徐旭生先生家屬提供）
徐旭生先生在學術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就夏商文化的探索而言，他最大的貢獻在於“動手動腳找東西”，即先梳理文獻而後田野實踐，他不是學院派，比顧頡剛先生更進一步搭建起文獻史學和考古學的橋樑。偶然中也有必然，至少對豫西和晉南兩大塊區域屬於“夏墟”的敲定，在這裡面找大遺址，路數是對的。
澎湃新聞：徐先生的“尋夏”思路對學界有著很大影響，如劉中偉老師說：“以徐旭生、鄒衡為代表，將考古學文化的分佈與歷史上所知的族群聯繫起來，用考古學材料建立起一個地區的文化與歷史，是夏文化探索中的文化——歷史主義。”這種思路有何短長？
許宏：徐旭生先生和鄒衡先生從文化到歷史的路數，是值得肯定的。大致還是屬於文獻本位的歷史考古整合研究吧。當然徐先生不搞考古學，鄒先生是考古學家，所以他們有差別。這樣一種研究先從文獻入手，但文獻中沒有一個整體公認的context，也即背景關係，材料非常雜亂，可靠性不一樣，觀點也迥異，甚至好多相似的記述具有共源性，如果你不進行文本主義的研究就會陷於謬誤。在比附中如何把握材料得出結論、在前信史時代如何辨識具體族群的遺存，都是必須嚴肅思考的問題。
趙輝老師用的“歷史主義”的概念偏褒義，指跟那些特別玄虛的東西相比較為客觀的一種歷史觀察梳理方法，也即我們要一個個地解剖麻雀，而不是先談一個大的時代，所以中華文明可以上溯到多少年這個問題大概有非歷史主義之嫌。我認同趙輝老師的說法，即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我的導師徐蘋芳先生指導我做博士論文時，讓我一個地區一個地區來分析城市起源和文明起源，不能大囫圇，對我影響極大。
而現在還有不少學者跨躍時空，在以千年計的時段裡，一會西北，一會兒中原，一會南方，全都攪在一起，其實那時候根本沒有一個大的政體或文化體，各區域先民各是各的，那時也沒有形成中華民族認同，所以我們的學者在相當程度上是按照當代人的思維來考慮當時的歷史問題的。
鄒衡先生（右）在許宏先生（左）的陪同下參觀二里頭遺址
在這種情況下，徐旭生先生是高人，鄒衡先生是他的晚輩，頗得真傳。鄒先生是從歷史文獻入手，但他冷靜地意識到，考古學上的夏文化跟歷史記載的夏朝不是一回事。關於這一問題，董琦先生最新論文有詳細的回顧與透闢的分析。“為慶祝鄒衡先生七十五壽辰暨從事考古研究五十年，我曾著文《二十年的論戰》，並在文中指出：‘鄒衡先生關於二里頭文化1-4期為夏文化的研究成果，雖然已得到學術界大多數學者的認同，但這畢竟是考古學上確定的夏文化。在考古材料中還沒有發現有關夏、商年代的文字記錄，尤其是還沒有發現夏代當時的文字資料。因此，有的學者持不同的學術觀點，是可以理解的。’文章發表前，我曾到鄒衡先生家中特意請教先生，上述這段文字表述妥當否，先生當即表示認可。顯而易見，在夏文化探索範疇之內的夏代信史說，與歷史時代的信史標準存在著巨大的差異”（董琦：《夏文化探索與夏代信史說》，《南方文物》2019年第2期）。
澎湃新聞：我們常說，夏文化的定義首先是夏鼐先生在告成會上提出的，其實在夏墟調查後徐先生就首先釐定了“夏代的文化”和“夏氏族的文化”，但無論夏氏族或夏民族（簡單來講，氏族是以血緣紐帶相維繫、實行族外婚並禁止內部通婚的原始共同體，它是原始時代最重要的社會組織形式；民族即人們在歷史上形成具有共同的語言、地域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民族文化特點中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它是一個歷史範疇。——編者注）必然涉及族屬的問題，那麼考古學能否解決這個問題？再者，先商、早商等這些概念的提出，是否有利於這些問題的澄清？
許宏：以考古學上的二里頭文化、二里崗文化和殷墟文化為代表的人類群團，可暫稱為二里頭集團、二里崗集團和殷墟集團。其中每兩個考古學文化，其間有再大的變異，都不能排除是同一人類群團的不同發展階段；三個考古學文化屬於三個人類群團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為什麼二里崗文化、殷墟文化兩個大家認為差異大到足以分為兩個考古學文化的，可以是同一人類群團的不同發展階段，而二里頭文化和二里崗文化就肯定不能是呢？從春秋之秦到戰國之秦再到秦代所發生的幾乎面目全非的變化，從清末、到民國再到共和國時代，同一個國族所發生的天翻地覆的變化，都提醒我們對上古時代的族屬與王朝歸屬問題的推測要極其慎重，在缺乏確證的情況下，不能輕易排除任何假說所代表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二里崗文化時期尚處於中原地區的“原史時代”，缺乏像甲骨文那樣可以自證該文化人群族屬與王朝歸屬的文書材料。“雖然傳世東周文獻如《詩經》《國語》對商史記載可及傳說中先公與商的聯繫，考古由殷墟文化向前追溯至二里崗早商文化、先商文化，但迄今未見（或未釋出）商代早期‘商’字出土材料，因此文獻所記盤庚遷殷之前是否稱商，仍有待相關材料補充發現，深入探究”，而一般認為“商地是以安陽殷墟為中心的商（滳）聲地域”（李維明：《“商”辨》，《叩問三代：中國出土文獻與上古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甚而，根據甲骨文中“商”的用例和遷都於殷墟之前的都邑中沒有“商”一名的事實，可知“商”是專指殷墟時期“殷”人的都邑，並非指成湯到帝辛的整個朝代（松丸道雄：《補説7 殷か商か》，《世界歴史大系 中國史 １－先史～後漢》，山川出版社（東京），2003年）。而大邑商之前的都邑稱亳，屬學界共識。故我在自己的論著如《大都無城》《先秦城邑考古》中，對早於殷墟的相關考古學文化和城邑名，均暫不冠以“商”字，如“二里崗期商文化”、“鄭州商城”、“偃師商城”等。
澎湃新聞：《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開闢了古史研究的新範式，誠如孫慶偉教授說：“徐旭生的《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是典型的使用新方法整理老材料。”青年學子如何真正利用好這些原史時期的古史傳說材料以擺脫“信念史”的束縛，您有什麼建議？
許宏：談不上建議，大家認為我是年輕人的朋友，這是對我最大的肯定，是我最受用的。我在講座中經常提及，無論是中國社會，抑或中國考古學科的大轉型，我們已經進入到“後大家時代”。在“大家時代”裡，蘇秉琦先生、夏鼐先生這樣旗手型的大家有一句話、一篇文章、一個理論框架作為引領和指導方向，其他人基本上都不用動腦子了。區系類型理論一提出來，遼寧區系類型、山東區系類型、四川區系類型等，大家按照這個思路來做、來寫就行。但“後大家時代”的來臨，包括考古學科從物質文化史轉到社會考古為主的研究上來，相當於從西周王朝進入到春秋戰國時代。不利的是領頭羊沒了，不知道路該怎麼走了，大家有一種迷茫和不安，尤其是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各種聲音非常混雜；有利的是這是一個學術和思想多元化的時代，兼聽則明。
但非常遺憾的是，我們的教育出了大問題。學術前輩把推論和假說當成信仰來畢生捍衛：認為我是正確的你是錯誤的，我是真理你是謬誤，我是科學的你是非科學的。這種二分法的思維模式不正是我們教育的失敗麼？據說美國幼兒園從四五歲起就教小孩首先要區分什麼是事實，什麼是看法。而現在年輕一代所受的教育基本上是一種標準答案式的教育，大家滿足於老師和教科書給個說法，如夏究竟存在不存在，二里頭究竟是不是夏，都要有肯定或否定的答案。這種思維要打破，就必須多讀書，多瞭解學術動態，多從邏輯和學理出發考慮問題，同時破除權威觀念，許宏本身也不是權威。
中國上古史和考古學領域，我們的研究本來大多就具有不可驗證性，不可驗證就沒法證真證偽，沒法從試驗中再現其過程，所以人文社會科學不是嚴格意義上的science。研究者是人，研究對象也是人，所以研究人的學問一定更復雜。在這種極其複雜的情況下，我們的思維也要複雜化，打破權威、慎言定論，希望大家用自己的腦子去思考問題。從這個角度上說，我願意從思想上和大家共勉。疑則疑之才是真正的科學精神，不疑則無當代之學問。要堅守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的科學原則。
都說許宏的微博——“考古人許宏”是知識貼，但我更樂於大家說它是思想貼，大家思維上互相激盪，沒有高下之分，到最後形成你自己的價值觀。應在理性、中立、客觀的前提下，形成你自己的價值觀；否則就比較可憐，如我在微博上梳理的“夏”的觀念史那樣的東西。一開始你是一張白紙，有強勢的觀點你就會按人家的走，現在進入多元的時代，就有選擇綜合症，這時必須兼聽則明，多學多聽，多看多問，許宏會告訴你沒有權威。在我們這個領域，研究結論具有相對性和不可驗證性的情況下，再大的學術大家如果告訴你這個事有一個定論，屬於信史，不管是誰你都要先打一個大大的問號。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謬誤。要用最大的疑問去思考問題，去看看別人怎麼說，迷信權威是我們首先要摒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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