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與行者：榮新江

許理和在推薦信裡將24歲的榮新江稱為“Professor Rong Xinjiang”

那時歐盟還沒有成立，中國護照上薄薄的五六頁紙，很快就蓋滿了章。大使館在護照後面粘上一串白紙，到了年末，一條長卷上已經蓋滿歐洲各國的印章。揹著沉重的手抄本，帶著這本護照，榮新江在北京換回了戶口本，他看到自己那一頁下面標註著“從荷蘭遷入”。

研究于闐、敦煌、吐魯番與中外關係史，原本就需要大量實地考察，而散佚在世界各地的原始檔案，也敦促著榮新江不僅要做一位學者，還要成為一位行者，不僅能在書齋裡皓首窮經，也要在行走間丈量歷史。多年間，他的足跡遍及歐美、日本。在德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只有8 個座位，榮新江每次從上午9點坐到下午3點，一直抄錄，不敢外出吃飯。在列寧格勒東方研究所，查詢時間被嚴格限定，他只帶一塊巧克力，從開館待到閉館。許多塵封已久的研究資料，正是這樣一點點被髮掘出來。發現的驚喜，不斷消解著來自飢餓的侵襲。

幾十年過去了，曾困擾幾代中國學人的喟嘆，早已成為歷史的回聲。敦煌學的中心迴歸了中國，敦煌學則成為一個跨國、跨領域的學科。

榮新江將自己視為“雜家”。從唐史、于闐，到敦煌、吐魯番，再到長安研究，他的學術軌跡看似龐雜，實則一以貫之。歸義軍研究是榮新江研究敦煌學的起點之一，那時他就已經興奮地意識到，依靠敦煌遺書，自己這一代學者將擺脫舊史家的束縛，更獨立地觀察歷史；也能根據原始資料，寫出前人沒有寫過的歷史。

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可以自己書寫歷史，是一件何其迷人的事情。正是那些倏忽即逝的勇氣與雄心，敦促著人們往荒原深處播下種子；而更漫長的時光，則交付給睿智與堅忍，去開拓，去守望。

敦煌學的復興與隱憂

《生活》：您在1978 年考入北大，為什麼選歷史專業？有家學淵源？

榮新江：我在“文革”時上的小學和中學，只在1976 年到1978 年讀了兩年書，其他時間除了玩，都在學工、學農。我家在天津新港，挨著碼頭，我們去船上扛東西。有時候船壞了，我就跟著管工師傅一起修船。

《生活》：有書看嗎？“天祥”的舊書攤當時還有嗎？

榮新江：我們那裡是工業區，只有一個練武的人家裡有很多小人書，有時候到他家偷偷地看，“文革”都給燒了，扔了，沒人敢留書。

我看過一本書，沒頭沒尾，書脊上只留一個“集”字。上大學才知道，是吳晗的《燈下集》。那時候只要找到紙片就看，很多其實也看不懂。

吳晗先生

到了1976 年我又開始學習，當時看過一本和敦煌有關的書，講藏經洞的故事。我研究敦煌，可能和這本小冊子也有關係吧。

當時接觸最多的其實是科技史。我們中學的圖書館館員把書都扔了，但是科技史的書他覺得沒問題，都留著。那時我就看了李約瑟（Joseph Needham）的《中國科技史》，是當時翻譯的數學、天文學和地學卷。我後來研究中外關係史，可能也是那個時代種下的基因。

《生活》：大學時代是怎樣開始接觸敦煌學的？

榮新江：1980年代，北大想要奪回敦煌學中心，有一種愛國主義熱情在推動著。當年週一良、鄧廣銘、季羨林這些老先生要求，從圖書館大庫裡調了500多種書，還有縮微膠捲，開闢了一個小屋子，放在裡面。

北大收藏的敦煌學的老的典籍，比中國國家圖書館都多。因為北大圖書館是燕京、北大和中法三個大學的圖書館合併在一起的，老燕京的圖書館是漢學圖書館，各種探險隊的書都有，還有一些後來也都回溯著買了，比較集中，比如《西域文化研究》《敦煌畫志研究》。《西域文化研究》一套有7本，現在在日本發現了1本，開價8萬。北大有兩套。

我當時是學習委員，拿著那個屋的鑰匙。有一個手搖的縮微閱讀機，老先生們要看多少號，我搖到那裡給他們看。記得有一次宿先生要看2551李義碑，結果搖到那裡他一看，一個字也沒有，怎麼回事？其實因為是用淡朱筆寫的，縮微膠捲是黑白的，不顯示。所以後來英藏中國文獻遇到這些地方，都會用不同的鏡頭來拍攝。

我平時就在那個屋裡，大概搖了三遍，所以我對敦煌卷子非常熟。我有一本《敦煌藝術總目索引》，搖出來看到哪個卷子，就在本子上記下來。後來左景權先生來北大講學，看到我記的內容，他說，還挺專業的。

北大一直有研究敦煌學的傳統，現在有點漸行漸遠。現在我們中心只有我一位真正做敦煌學研究的，如果老先生們看到會很傷心的。當然，我們已經奪回了敦煌學中心，最大的中心就在敦煌研究院。

《生活》：據說您大二的時候有一位老師上課，講到中國1950 年代出版的《敦煌資料》， 被國外的專家挑了300 多個錯誤。

榮新江：

比如敦煌卷子護脊背面的紙縫裡一般都寫著字，上面寫時間，下面寫縣和鄉。有了這些信息，就可以判斷是哪一年哪個縣哪個鄉輯的。但是當年，這些字會影響和尚抄經，他們就裁掉再粘起來，這些重要的信息都被粘到裡面了。中國學者看不到原件，只能通過考證來判斷，池田溫到了歐洲的博物館，拿燈一照，哪年哪月哪個縣，都看得清清楚楚。

西方的敦煌學研究已經沒落，他們不重視，也不關心了。法國國家圖書館，敦煌學已經不是一個組，被併入東亞研究組，他們要把漢籍（敦煌卷子除外）都搬到郊外儲存，日本學者的書卻全都留下了。在英國國家圖書館，魏泓（Susan Whitfield）在做IDP（國際敦煌項目），但是IDP 不能取代一切。我們必須親手摸敦煌卷子，魏泓卻限制中國學者去看。

《生活》：實物和影像完全不一樣。

榮新江：當然不一樣，其中包含了很多信息。郝春文去倫敦，一天限他看7個卷子。胡平生去看漢簡，很多漢簡已經出版過了，不用看，我們要看的都是很短的、他們沒整理的那些，像胡平生這樣的高手，可能5分鐘、10分鐘就能看一個，每天看7個就不給看了，那還怎麼做研究？

敦煌資料上網是對的，但是，他們的理念和我們研究者是衝突的。中國開通IDP，我就提出：第一，IDP 不能包攬一切，研究敦煌學的人一定要看敦煌原卷；第二，中國的IDP應該從中國上傳，不能拿到英國上傳，原始數據一定要保持獨立性，這是一個國家戰略。現在，英國國家圖書館網絡要維修，連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的敦煌卷子都看不到了。

如果說現在中國的敦煌學又落後了一步，就是在網絡上落後了。

在世界發現敦煌

《生活》：歸義軍研究算是您研究敦煌學的一個起點吧。

榮新江：當年跟著張廣達先生做研究，有點像雜家。我最早研究于闐，但是，如果沒有敦煌的內容，怎麼研究于闐？我做于闐的世襲，都是先把敦煌的世襲排出來，看他們的聯姻關係，然後再把于闐的世襲給構建起來。實際上也是同時在做敦煌。但是，我研究于闐的時候，是和老師合寫的文章，後來他離開中國，我才正式把歸義軍的歷史梳理了一遍。

張廣達先生

歸義軍研究最過癮的是，我們可以自己寫歷史。像《資治通鑑》、《新唐書》和《舊唐書》，都是史家寫好的，你始終還是在他們設定的框架裡，你沒有新的檔案可以做。研究歸義軍，我是從原始檔案入手，直接寫，直接看出問題來。雖然這個題目相對於整個歷史來說還是很小的，但是很過癮，這是我們自己寫的歷史。

《生活》：自己書寫歷史，也有很大難度，包括前期材料的收集整理。

榮新江：那時候收集資料花的力量太多了。如果能像現在一樣，英藏、法藏、俄藏的敦煌卷子都能看到，那該省多少時間、多少資金，我們就能做出更多的成果。但是每個時代總是有每個時代的問題。我們還想生在王國維的時代呢，那是一個新學術時代開始的時候，更加過癮。

《生活》：1985年，你在歐洲很多國家查詢了大量資料。

榮新江：那時是探寶式的查找，能抄多少就抄多少。當時我關注的不只是敦煌，還包括吐魯番、樓蘭、于闐、龜茲，只要哪裡有相關資料，我就在地圖上點一個點。

我在荷蘭萊頓大學交流時的老師是許理和（Erik Zürcher），他是歐洲非常著名的漢學家，和謝和耐（Jacques Gernet）同坐第一把交椅。他寫信讓對方邀請我。後來我發現，我受到的待遇比10年後要好得多。我10年後再到德國國家圖書館，每天要爭著去坐善本部的那8個椅子，早上進去，中午如果吃頓飯回來，椅子就沒了。所以只能餓著，每天從早上9點到下午3點，不吃飯，一直抄。

而在1985年，因為有許理和先生的信，德國國家圖書館給了我一間屋子，專門安排了一位工作人員，一輛推車，因為那些文件都是鑲在大玻璃板裡面的，很沉，一趟一趟地運給我看。

那時候我讀研究生第二年，還不到25歲，可以買歐洲鐵路聯營票，東到伊斯坦布爾，西到海岸線，南到卡薩布蘭卡，北到赫爾辛基，所有的火車，不論班次，不論時間，一個月內隨便坐。但是聯營票不包括所駐國，先花15荷蘭盾坐車到荷蘭邊界，聯營票開始生效。聯營票300多荷蘭盾，當時1荷蘭盾摺合人民幣7毛3，200多塊錢就可以在歐洲到處跑。

許理和寫的推薦信是“請你們邀請Professor Rong Xinjiang”，我說我不是Professor，他說，Professor在歐洲是特等階層，辦簽證至少比一般人快一個月。我到瑞典時，海關的人說，你是Professor？我說，你看我像嗎？他說，不太像。可還是“哐”敲上一個章。

榮新江先生

當時中國護照只有五六頁，歐洲也沒有申根簽證，很快就蓋滿章了。大使館給我接了很長的一串紙，在紙縫上蓋上章，就像敦煌文書。到了一個國家的海關，人家說，你這有法律效力嗎？算了，還是給你蓋上吧！那本護照絕對是敦煌學史上的文物。可是我回來以後必須交到北京外國語學院的留學生中心，才能把戶口本換回來。當時也沒有數碼相機或者掃描儀，可惜啊。

《生活》：當年怎麼找到這麼多線索的？

榮新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資助了James Douglas Pearson，他跑了歐洲和北美的300多家圖書館，編了一本書《歐洲、北美的東方寫本》。這個手冊會註明，某個圖書館，敦煌寫本有多少件，西藏寫本有多少件，《永樂大典》有多少本等等信息。這本書對我幫助很大。雖然它收錄的主要是阿拉伯文、波斯文的內容，但是，只要查到和敦煌、吐魯番、于闐等相關的信息，我就請許理和先生寫一封信，我去找。就這樣一站一站地跑。當時只有赫爾辛基大學沒有答應，因為日本學者搶了先。赫爾辛基大學的負責人讓我聯繫百濟康義，這反而成了我和日本敦煌學界聯繫上的第一條線。後來我第一次去日本訪問，就是百濟康義邀請的。

《生活》：訪書的過程會有許多意外的驚喜吧。

榮新江：是的。就是靠著《歐洲、北美的東方寫本》這本書，我在Chester Beatty Library 發現了9 本《永樂大典》。

1991年，我到英國國家圖書館整理編目，突然看到他們的Newsletter上寫著，去年中文部最大的收穫是買到了一本《永樂大典》。吳芳思告訴我，當年八國聯軍侵華，英國兵和愛爾蘭兵住在翰林院旁邊，拿了很多古籍，都在家裡放著。等到老兵去世很多年之後，家裡人雖然不知道這些古籍是什麼，但是知道它們有價值，就拿到英國國家圖書館，英國國家圖書館就會出高價買下來。

我又去看大英圖書館的登記本，發現1960年代以後有5條關於《永樂大典》的記錄。我馬上請張忱石把《永樂大典史話》寄給我，他那裡有《永樂大典》的現存表。當年中國以為已經全部調查清楚了，全都影印了，誰知道英國還不斷收到新的。我在Chester Beatty Library 找到9本，在大英圖書館找到5本，後來是我代中華書局跟兩個圖書館籤的字。他們免費提供縮微膠捲，我們印出來再整套給他們兩套。後來種種原因，放到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了。不過，只要印出來就好了。

《生活》：聽說當年你在列寧格勒查資料，每天只吃一塊巧克力？

榮新江：巧克力本來是要送人的，但是到了那裡，沒吃的。我借了一批資料，如果出去一趟回來再借又要花一個小時。我就乾脆不出去了。

現在我們在調查俄國斯卡切科夫的藏書，他1849 年到北京，是俄國大使館的氣象測量員，住在喇嘛廟，就是當時的俄國領館。1848 年，徐松去世，很多藏書被他買走了。《永樂大典》的“站赤”條就是徐松抄的。1915 年，日本的羽田亨跑到聖彼得堡抄錄，寫了《蒙元驛傳雜考》，後來他發現，自己其實白費了工夫，因為“東亞文庫”已經買了這一卷的原本。但是羽田亨說，他看到的版本上有徐松的校勘。我們去年去聖彼得堡看了，校勘內容不多。斯卡切科夫的收藏可是大寶藏，很多文獻不對外公開，那裡收藏的敦煌卷子也是這麼晚才開放的。

新史學的訓練場

《生活》：在《學術訓練與學術規範：中國古代史研究入門》這本書中，您特別強調圖像學的重要性。這種學術觀念與敦煌研究有關係嗎？

榮新江：當然有關係。雖然我不是專門做美術史、考古學研究的，但是我當年在北大讀書時，考古專業還在歷史系，我們上宿白先生的課，從魏晉南北朝考古一直到宋元考古，以及絲綢之路考古學、東西交涉考古學、佛教石窟考古學，這些課我都聽過。我的專業是隋唐史，但是我研究于闐史，研究粟特史，都要用到圖像資料。不過我做圖像資料和研究美術史的學者不太一樣，我聲稱我不做圖像考古，我更多的還是把圖像作為文本（text），用來研究歷史。其實，研究西域、敦煌，並沒有很多的史料，而圖像本身就是一個文本。我接觸的肯定比一般的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要多得多。像虞弘墓、安伽墓、史君墓的發掘，都有我的文章跟著考古報告發表。

宿白先生素描

我為什麼會強調圖像學，因為大家以前都在追蹤考古挖掘出來的東西，它們經常會被放大，其實，在古代的圖像、歷史文獻裡，早就有這些東西存在，要用平常心來看待它們。

《生活》：您和張廣達先生都曾論述過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圖像學可以在“紙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新材料” 之外成為另一重證據嗎？

榮新江：本來美術史就是一個獨立學科，1950 年代中國學蘇聯，把美術史專業拆分了，直到現在也沒能整合出合適的美術史。

北大要創建世界一流大學，怎麼能沒有美術史系呢？中國也非常需要美術史。但是現在很難協調。

敦煌研究院的趙聲良先生他們辦的《敦煌研究》，可能在創辦時都想象不到現在能起到這麼大的作用，是一個領頭兵，不僅是敦煌研究，只要是和石窟寺、佛教藝術有關的研究論文，幾乎都在《敦煌研究》上刊登。通過這本雜誌，絕對能看出幾十年的學術史的脈絡。

從整個中國美術史的角度來說，過去日本學者松本榮一通過伯希和的照片和斯坦因的敦煌絹畫，構建出尊像圖、經變圖、佛傳圖這幾大塊主體，但是，真正把它們全部完善起來，是敦煌研究院的學者們做的。松本榮一做出一個綱，幾十年來，敦煌研究院的學者們對每一個經變都做了詳細的考證。人們把時代的貢獻給了松本榮一，但是，如果現在有人要做經變研究，就必須在敦煌研究院的先生們的基礎上再來做。這是敦煌研究院對藝術史非常大的貢獻。

《生活》：您曾寫過一篇文章，談到21世紀敦煌學的前途在哪裡，講了幾個未來的可能性， 比如佛教、道教的研究。

榮新江：那時候的眼界其實還是不夠的。敦煌還有許多細部可以做。現在講莫高窟，基本還是講漢族的歷史，我老覺得，不止如此。像于闐和敦煌有那麼密切的關係，我們還沒有真正找到于闐文的題記，不可能沒有。就得全部普查一遍，專門看有沒有婆羅米字母。我們調查過龜茲地區的石窟，研究了4年了，吐火羅的內容發現了400多條。有的漢字被毀掉了，但是婆羅米字母不像漢文，很多人不認識，保存下來了，內容相當豐富。莫高窟是很多民族共同供養的地方。回鶻文做得很豐富，西夏文系統調查過，藏文有人注意過，但沒有系統調查。粟特文絕對也有。

文書也非常值得研究。現在國際上受後現代影響，非常流行研究書寫（Writing）、印刷（Printing）、郵寄（Remitting）。現在不是從物質文化的角度講書籍史，而是和印刷史、社會史結合起來講。

《生活》：對國際學術界來說，敦煌學也會帶來一些新的刺激。

榮新江：現在美國研究唐代文學的人，人手一本徐俊的《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徐俊整理敦煌卷子，涉及很多歷史的內容：這個人是誰？他在哪一年做了什麼？我花了一個月，幫他改了很多。我跟他是鐵交。

這本書是以一個卷為單位來整理。過去王重民先生他們都是非常好的文獻學家，把它們切割成經史子集，比如《白居易集》《韋莊集》《陳子昂集》等等。但是，唐人的詩集大部分其實是混抄的，我和徐俊合寫過一篇文章，以前有一個很長的寫本，被人們稱為《白香山集》或者《白居易集》，俄藏敦煌卷子出版以後，我們發現，有一首《鹽商婦》，跟它嚴絲合縫的下面那一首，卻是李繼蘭的詩，這個卷子就不能叫《白香山集》了。過去對唐人詩集的界定，其實都是受到後代人觀念的侵入。實際上唐人的詩集，就是敦煌卷子呈現出來的樣子。

《生活》：這些新角度的觀照，對敦煌學來說也是一個新的契機。

榮新江：是的，敦煌也相當於獲得新生。不管是做婦女史、性別史、民族史、宗教史等等，幾乎都可以在敦煌找到線索。過去我們研究唐朝，沒法像研究宋以後的地方社會那樣詳細，但是，我們可以研究敦煌、吐魯番，有些內容甚至比明清還要詳細。我也擔心，敦煌學如果走得太細也不行，還是要和其他學科結合，才會更有生命力。我現在帶學生，就希望他們開拓一些新的領域。我有一個讀書班，帶著學生一個坊一個坊地讀長安，也會用到敦煌洞窟的內容。

《生活》：讀書班和當年季羨林先生的“西域研究讀書班”相似嗎？

榮新江：季羨林先生的讀書班一般不會持續讀一個內容，而是大家每個月聚一次，有分工，英文、法文、德文好的人，各看幾種西文的東方學刊物，然後大家交流。如果誰寫了文章，投出去之前，先到讀書班批評一番，像林梅村的《疏勒輿考》，還有季先生的學生王邦維在博士論文答辯之前，也先到讀書班批評一遍，只批評，不誇獎。有時來了外國學者，當時沒有正規的講演，也讓他們在讀書班和大家見面。

季羨林先生

《生活》：有點像Seminar。

榮新江：對。就是季先生在德國接受的教育。我帶的讀書班，主要受日本學者影響，我帶著學生，一行一行地讀一類文獻。我們讀過吐魯番的8塊碑。一學期只讀了不到5塊，一個字一個字地讀。比如《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認字，釋義，要查內典、外典的說法，給它最貼切的解讀。現在的吐魯番研究，主要看文書、墓誌，碑被忘了。其實碑更重要。

我們讀得更多的，是長安。我們一個坊一個坊地讀。住在坊裡的人、坊裡的寺廟、寺廟裡的和尚，我們都把資料收集起來。如果這個坊進行過考古發掘，比如何家村的金銀器，我們也會結合來讀。

《生活》：社會生活史的考察，也是國際學術界流行的方向。

榮新江：長安的研究主要有幾類：考古學者進行考古發掘，歷史地理領域的學者研究坊里人物、交通道路等等，更多的我戲稱為“錄鬼簿”—發現一個人，看他住在哪個坊，就補一條。

我和他們不一樣，我是帶著同學，把長安作為一個新史學的訓練場，會根據學生的研究方向，研究佛教、道教、民間宗教、王府、制度等等。

長安比敦煌大多了，相當於108 個敦煌，一個坊就相當於一個敦煌城。我們研究動態的內容。比如，有的坊就是一座寺，如果有美術史的同學加入，我就交代他研究這個坊的壁畫，我們再和他討論。比如，有的坊住著韋家，我們就把韋氏家族在長安的整個分佈都研究一遍。

我們先給長安列出前後300 年的順序，誰生活在前，誰生活在後，有些人可能還是鄰居，就會慢慢還原出一個生活圈。比如通過權德輿文集裡的行狀和墓誌銘，找到他主要接觸的人，以他為圓心畫一個圓，就會發現他主要的活動範圍在三個坊裡，並沒有多遠的交遊。白居易的活動範圍，有人研究過了，他怎樣從東面搬到西面，有很多詩可以印證。

也有人研究鬼和怪。唐朝小說還沒有完全虛構，地名都是真的。比如，有一個鬼騙一個人說，回來我就嫁給你，那個人跑到坊門那裡等鬼回來，坊門關了，他等了一夜，第二天再看，卻是一間空宅。但是，小說裡寫到的那些地點都是真的，把地點畫出來，很多事情就出來了，很好玩。

我們陸陸續續地讀，已經有好幾個學生做了碩士、博士論文，像蒙曼，現在在《百家講壇》主講，她就是做長安城裡的禁軍研究，禁軍發動政變時怎樣往對方那裡安插密探，都可以研究出來。

蒙曼在《百家講壇》

我們也會藉助敦煌的圖像，比如我寫長安的甲第，也就是長安的豪宅，怎樣不允許建，還是要建。藉助了敦煌淨土變裡畫的樓閣，樓閣上可以跑馬，樓和樓之間是相通的。敦煌壁畫可以幫助我們想象當時的長安。

《敦煌：眾人受到召喚》

生活月刊 編著

2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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