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
賢 亮
《一個人和一座城市》之鳳凰于飛
張賢亮，國家一級作家、收藏家、書法家。1936年生於南京，祖籍江蘇盱眙縣。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因發表詩歌《大風歌》被劃為“右派分子”，押送農場“勞動改造” 長達22年。1979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平反恢復名譽，重新執筆後創作小說、散文、評論、電影劇本，成為中國當代重要作家之一。曾任寧夏回族自治區文聯副主席、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寧夏分會主席等職，並任六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協主席團委員。2014年9月27日，著名作家張賢亮因病醫治無效去世，享年78歲。代表作：《靈與肉》、《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立體文學作品：鎮北堡西部影城、老銀川一條街。
【一】
我祖籍江蘇盱眙，生於南京，在重慶、上海、北京這樣的大城市長大，因為出身“官僚資產階級”，高中也沒能畢業就成了“城市待業青年”，由於生活所迫，1955年我18歲時，只好帶著我的母親和7歲的妹妹從北京移民到銀川，用文言文可說是“攜老母弱妹”了。1954年至1958年間，從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向銀川地區遷移來了十餘萬人，全部是失業無業人口和所謂有“歷史”問題以及“家庭成分不好”的城鎮居民。移民們大多數被分配到農村礦山安置，我們一家三口被安置在銀川市郊的賀蘭縣農村當農民。
我第一次進入銀川市，卻是為了送一位北京同來的移民的妻子，她突然在夜間害了俗稱叫“絞腸痧”的急病，肚疼如割，我們只好用兩根木棒綁了副擔架，將擔架馱在兩頭驢背上，一前一後，前邊的驢屁股對著她的腦袋，後邊的驢嘴不斷啃她的腳尖。就這樣在田野中一路顛簸疾行，逢溝過溝，逢坎過坎。待接近銀川市的時候天還沒有大亮，遠遠地在晨光的微曦中隱約看見一座土城呆板地聳立在前面，給我們領路的老鄉向前一指，說：“快到了！那就是銀川市。”而這時，躺在擔架上的可愛的病人竟然好轉，肚子不疼了，也興奮了起來，在被子裡唱起了20世紀30年代著名作曲家陳歌辛創作的流行歌曲《鳳凰于飛》。據說她在舊社會是北平市的一名“舞女”。我是在《鳳凰于飛》的歌聲中從銀川市北門進入銀川市的。眼前是一座寂寞、荒涼、破落的古城，耳邊卻響起華麗而甜美的歌聲，這種強烈的反差讓我終生難忘。若干年後，我才知道銀川別號“鳳凰城”，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非常奇特的巧合。
看看這些老照片，“老”也只“老”到改革開放初期，因為攝影者直到1980年才買得起一架國產相機。
這是1980年拍攝的，市區內只有這樣一條像樣的街道。街道兩旁的商店沒有一幢高過古老的城門，城門樓在很多年中都是這座城市的制高點。那麼，可以想象20世紀50年代、60年代銀川的市容是個什麼樣子。
再近距離看看這些店鋪。每一家都用木柱在它們的“門臉”前面支起延伸出去可以避雨的屋簷，這樣，街上就形成了一條長長的走廊。這種閩粵式的店面格式在少雨的西北地區並不必要，我懷疑這就是“江左遺風”的遺蹟。這點我想留在後面講。家家木板插門，而且室內普遍比室外低，又反映出西北地區少雨的特點，與門前用以避雨的廊簷極不協調。這種民居和我進城後住的學校家屬宿舍類似。可以看出它不過是鄉村的農家小院，只是移進到城牆裡面來了而已。上面展示的這些建築物的外形及其內部格局，幾百年來沒有變化，也反映出這裡人們的生活方式幾百年來也不會有什麼改變。（書－街區）
1983年我出版了《男人的風格》，這部作品是中國第一部以城市改革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小說中的T市就以銀川市為原型。其中有這樣一段話來描寫這座城市在20世紀60年代的風貌：“一條馬路三座樓，一個警察看兩頭，一個公園四隻猴，一輛汽車賽老牛，一家飯館盡賣粥”。這話原來就流傳於民間，因我把它寫進了小說而推廣，還演變出許多版本，成了老銀川市的高度概括。我所說的“三座樓”指的是“玉皇閣”、“鼓樓”、“南門樓”三座古舊建築。
到1964年“文革”前夕，就成了“一條馬路兩座樓”了。這“兩座樓”指的是新建的百貨大樓和郵電大樓。百貨大樓的設計者在1965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被判勞改，罪名是“浪費國家財產，破壞社會主義建設”，因為這座大樓外觀看起來是三層，內部卻是兩層。設計者和我在一起勞改，這在我的長篇紀實小說《我的菩提樹》中提到過。追求建築物的外觀效果達到較高的高度居然也是一條罪狀，於是以後的十幾年間，銀川市不可能再出現比百貨大樓更高的樓層了。
這座默默無聞的城市第一次顯現出有了我與沒有我不同的是：1957年“反右運動”中我成了這座城市最大的“右派分子”。1957年9月1日的《人民日報》公開點了我的名，措詞強烈，火力兇猛地批判了我的抒情詩《大風歌》，甘肅省、銀川市的報紙及全國各地的文學報刊當然也跟風而上，讓我這個20歲的年輕人一舉成為全國性的“右派”，銀川市的知名度在中國也得到一定程度地提升。
【二】
1958年9月“十一國慶節”前夕正式成立了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也升格為首府城市。
我勞改的農場名叫“西湖農場”，在銀川市北郊。“西湖”是個美麗的名字，作為勞改營的“西湖”也同樣有美麗的景色，這在我的小說《我的菩提樹》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景物描寫中都有所反映。《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女主人公就是在這樣的蘆葦湖邊洗澡，使男主人公產生初次性衝動的。
銀川在歷史上最重要的一頁是公元11世紀至13世紀曾經作為“夏國”即我們今天稱為“西夏王國”的國都，那時叫做“興慶府”。銀川市作為“歷史文化名城”就由此而來。但蒙古軍隊在攻陷“興慶府”後對西夏採取了“種族滅絕政策”，連西夏王公貴族的陵墓也不放過，焚燒搗毀殆盡，只剩下一堆堆土丘似的殘骸，西夏國的主體民族黨項族也從此基本消失。
後來，這地方長期稱為“寧夏府”，大約在近代才改名為“銀川”。前面我已經申明過了，我不是歷史學家，我只談銀川市給我的感覺，我感覺中的銀川市。我不清楚這座城市取名為“銀川”的由來。那時，在勞改隊，因為大多數犯人都來自外地，我們聊起天來，猜測“銀川”二字大概是指她是白花花的一片鹽鹼地吧。鹽鹼地是寸草不生的，我們犯人在上面勞累忙碌一年看不到一點點成果。這種猜測帶著強烈的犯人式的感情色彩。如果往好裡想，應該聯繫到陝北民歌中唱的“金川銀川米糧川”，民諺說“天下黃河富寧夏”，“黃河百害唯富一套”，銀川就處在這“一套”、即黃河河套引黃灌區的中心，盡佔了水利的優勢，歷來是中國西部一塊美麗富饒的農業生產基地。所以，我認為“銀川”二字並沒有什麼高雅深奧的歷史文化的內涵，而是民間通俗文化賦予她的封號。
其實，銀川市是中國獨一無二的“高原湖城”，這才應該是銀川能引以為自豪的特點。我到銀川落戶的時候，就曾聽本地人說銀川是“七十二連湖”，有的是自然形成的湖泊，有的是農田排水造成的沼澤溼地，確實像江南水鄉，無愧自古以來就有“塞北江南”的稱號，南方人移民到此，並沒有太大的陌生感。
可是，自1958年以後，尤其到“農業學大寨”時期，銀川和全國其它各地一樣展開了“開山造田”“圍海造田”“圍湖造田”運動，許多湖泊沼澤被填平種上莊稼。不僅如此，古城牆也被拆除了。我第一次進入銀川市穿過的城牆、城門、城門樓已完全在視野中消失。今天人們才發覺它的價值，這就是銀川城剩下的唯一一塊牆體。
【三】
在農場就業的時候，我偶然也能到銀川市一遊，一般是半年允許我進一趟城。我就業的農場叫“南梁農場”，離市區30多公里，每天有一趟班車來回，公共汽車班次為6路。這就是銀川市6路車在銀川市區設的始發站。沒有車站牌，乘客們似乎是約定俗成，到下午4點鐘都聚集在這裡等車。
那時的城市是沒有“夜生活”的。夜幕剛剛降臨，每家每戶亮起燈吃晚飯，然後立即睡覺。冬季到晚上8點鐘，夏季到晚上9時許，銀川市市內就悄無聲息，只有我一個“流民”在街頭流浪。只見街道兩旁民居窗戶昏黃的燈光，每一盞燈光下都有一個生活暗淡卻不失溫馨的家庭。家庭在當時頻繁的政治運動中是最佳的避風港。而我彷彿永遠不會有這樣的避風港，終生註定被拋在風口浪尖上掙扎。這種感覺也讓我難以忘懷。
【四】
1979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獲得徹底平反，恢復名譽。1980年回到久別的銀川市，再次成為銀川市市民。
我想，我可以說我與中國其他作家有個絕然不同點，我不僅因為文學創作而為所在的城市取得了一定的聲譽，還親身參與了城市建設。在談這方面之前，應該談一談我能參與城市建設的前提。我不是本地人，18歲時才從外地來到銀川。銀川連是我的“第二故鄉”都談不到，至多是我的“第三故鄉”。如果是在一個本土性很強、比較排外的城市，一個外地人即使再有名，也很難在已經形成固定結構的排他性地方社會圈子中發揮作用。
原來，銀川，乃至於整個寧夏，都可說是一個移民形成的地區。即使寧夏回族自治區的主體民族－回族，最早也是唐代至元代數百年間逐漸從阿拉伯、波斯、中亞地區被徵調或遷徙而來，以半軍事、半屯牧的形式安置在這裡的。
這是中國著名的清真古寺，也是寧夏最早的一座清真寺－“納家戶清真寺”，追溯其歷史淵源，仍是外地遷移來的納姓回族大家族所建。
到明朝初期，大批迴族人口以“歸附土達”身份被安插在現在的靈武一帶。而靈武過去是銀川市的一部分。我們可以翻一翻明朝萬曆年間刻的《寧夏志》。那上面說，“今之居此土，有仕宦者、征戍者、謫戍者，齊、楚、吳、越、秦、晉之人皆有之，是故風俗不純，難以一而言之也。《長安志》曰：‘五方雜處，風俗不純’，亦猶是矣。”尤其在明代，從中原及江南調發軍民移居寧夏，其中以吳越也就是江浙一帶人居多。這些移民帶來了先進生產技術和文化，生活習俗也具有“江左遺風”。所以我認為銀川市一般店鋪的建築格局來源於江南甚至閩粵一帶。銀川市號稱“鳳凰城”，也是來自一個民間傳說，說是古代從東南方飛來一隻鳳凰，落在賀蘭山上棲息並繁衍出她的後代，從此這一片荒原才有了人煙，今天的銀川人都是鳳凰的子孫。為什麼是從東南方而不是從別的什麼方向，是有一定歷史根據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從50年代到70年代年代，幾乎沒有間斷地由北京、天津、上海、江蘇、浙江、山東一批批地向寧夏以“支寧”名義遷來眾多的幹部、工人與農村人口。有的甚至成建制地向寧夏及銀川搬遷，如現在的銀川橡膠廠、西北軸承廠、吳忠儀表廠等等。今天，你隨便去問問銀川市市民的祖籍，從領導幹部到一般老百姓，大多數不出三代都是外地遷徙來的。因而，銀川市歷來就是一個開放性的城市。這點與早期的美國與澳大利亞頗為相似。所以，改革開放後寧夏的經濟雖然較為滯後，但社會人文景觀並不落後於其它地區，寧夏的文學藝術事業，與兄弟省區相比還位於中上水平。並且，銀川市市民們追求時尚的風氣在西北地區處於領先地位。
【五】
一個具有開放性，沒有排他性的社會人文環境，是這個地方得以發展的重要基礎，也給我提供了以一個作家的身份參與市場經濟建設並且取得成功的可能性。
我始終認為鎮北堡西部影城是我在文化創造中的“另類作品”。請看一看這張10年前的照片，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也可說是張“老照片”了。
其實，鎮北堡西部影城早先不過是明清時代的邊防戍塞。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多次提到的“土圍子”指的就是這類城堡，明清兩朝在西北地區建立過許多這樣的兵營。辛亥革命後，這裡逐漸被牧民們佔據，成為賀蘭山下的一處大羊圈。
在經濟效益上，每來鎮北堡西部影城拍攝一部影視片，時間或長或短，平均每一部要給銀川市拉動100萬元的內需。每年，周邊老百姓來當群眾演員的收入有數十萬元，近10年來，在鎮北堡西部影城拍攝了50多部影視片，就為銀川市帶來了5000多萬元的內需。
作為作家，我最感欣慰的倒並非我寫的作品得到讀者的認可，而是我能給上百人提供就業機會，有上千人靠我辦的企業生活。現在，人們生活得都不容易，我能夠直接幫助一些人解決現實的生活問題，是我最感欣慰的。
【六】
請注意，當年我勞改的地方，“西湖”，現在成了不可多得的自然旅遊資源。銀川將是一座“人在林中，林在湖中，湖在城中”的美麗城市。我對銀川有較深厚的感情，是因為這座城市可以說是我眼看著成長起來的城市，她既古老又年輕。過去我在苦難中一一經歷感情創傷的地方，今天已經完全變了模樣。
在銀川時，我大約有一半時間住在英國電影美工師為英國電影《歸途》設計的庭院中，我在正房上懸了一塊匾額，題為“安心福地”。佛教哲學說“安心即福地”。哪個地方令你安心，哪個地方便是你感到幸福的地方。這20多年來跑了20多個國家，在紐約和巴黎住的時間還較長，在國內，也經常到各地出差，但離開銀川的時間稍長，我就“歸心似箭”。
我是銀川市成長的見證，銀川市也是我成長的見證。我是在銀川市受傷的，但也是在銀川市痊癒的。
當年，我為了節省一毛五分錢步行的那條銀川市老城通往新城的道路，當然已經完全改造了。每當我自己駕車在上面行進時，我的耳邊不由地會響起《鳳凰于飛》的樂曲聲。這盤CD也是我車中必備的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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