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陽玉陽宮考辨
金元時期，河南宜陽縣是全真教活動的重要地區之一，僅韓城至三鄉15公里之內，先後創建了韓城的長真庵、崇真觀、福昌的頤真觀、三鄉的修真觀、後院的長春觀和南寨的玉陽宮等眾多全真道場，全真道士譚處端、於道顯、王志明、孫伯英、段志寥、姚志玄、張志洞等眾多高道在此修煉講道，一時大德薈萃，道觀林立，香菸繚繞、信眾廣佈，蔚然一派黃老氣象，玉陽宮就是其中最為靚麗的道家景觀，它見證了全真教的鼎盛發展和衰敗沒落的過程。本文試圖根據現存的古代碑刻和相關資料，對宜陽玉陽宮的歷史演變作一簡單考證。
一、玉陽宮的歷史變遷
玉陽宮位於河南宜陽縣三鄉鎮南寨村西門外，是全真道教隨山派道場。對於玉陽宮所在的具體位置，金代樗櫟道人秦志安在《重修玉陽道院記》這樣寫到：“昌水之南，洛水之北，名曰上莊”“中有玉陽道院。”點名了玉陽宮就坐落在宜陽三鄉附近的上莊村，這樣的記述與實際存在似乎有一定差異，是什麼原因造成這種差異現象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還要從兩個村的關係說起。南寨村和上莊村南北呼應，相距不足一華里，在金、元以前乃之於明代，原本就沒有南寨這個村子的存在，當時的南寨是上莊村的一部分，名曰上莊寨，後來人們依寨而居，逐漸形成了村落，因處於上莊村南，故名南寨。前人在記述玉陽宮所處地理位置時，將位於南寨的玉陽宮說成上莊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玉陽宮的前身是紫虛真人於道顯的道庵。金代秦志安《重修玉陽道院記》：“昌水之南，洛水之北，名為上莊，中有玉陽道院，乃紫虛教主三於老仙修真煉氣之所也。老仙蛻殼飛而上天，百戰之後，荒蕪福田。孰主張是？”文中提到的“紫虛教主三於老仙”，乃是全真道第三代弟子於道顯，他是山東文登人,號離峰子,是道教全真七子之一劉處玄的大弟子。他既是金末著名的道士，也是一位詩人，他在上莊建庵修道期間，曾寫了一首《勒姑告》七絕詩：“水南水北路交相，人去人來有底忙。爭似一庵閒打坐，寸心無事自清凍。”這裡的“水南水北”指的是上莊村北的連昌河和村南的洛河，從這首詩中印證了於道顯在此建庵修道的地理位置。
金貞佑四年（1216年）五月，蒙古軍兵圍山西太原，屠城忻州，一代文學宗師元好問被逼離開忻州家鄉，攜一家八口，渡過黃河，避亂寓居在與玉陽宮近在咫尺的三鄉鎮。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位文化巨人，一位高道大德，便有了歷史性的接觸相會，元好問在《紫虛大師於公墓碑》的文中亦有記述：“予在三鄉時，蓋嘗望見離峰子於眾人之中。及官東南，離峰子亦嘗寓書求予為錄章封事（即道士祭天的祭文）。”正是由於兩位歷史名人在三鄉的初次相會，造就他們成了故舊好友，以至於元好問在鎮平、內鄉縣令任上，也時有文字往來。於道顯於金開興元年（1232年）仙逝後，元好問為其撰寫了《紫虛大師於公墓碑》。由此推測，於道顯大約在金代的貞佑四年（1216年）前後結庵於上莊的南寨，這應該是玉陽宮早期的建庵時間。
這座道庵歷經了金末戰亂之後，隨著始建者紫虛老仙於道顯的仙逝，從此道庵荒蕪衰落。後有全真教第四代弟子靈陽子段志寥、希真子姚志玄，在遺庵的遺基上，拓展上莊村民李姓和馬姓捐贈的宅基，建成了佔地四十餘畝的道觀。《重修玉陽道院記》對此也有記述：“此疇昔所遺壇埠之舊址，內承李道、李瑞之故宅，將三倍有餘矣。”何志淵的《玉陽宮銘並序》中對此也有明確的記述“戮力而其成之，恢李、馬之故基，則拓地者殆四十餘畝，玉陽之邃宇則敞，房屋者則百數，變俗鄉為道鄉，化塵境為仙境。”這兩篇文中明確指出是拓展李道、李瑞和馬氏施捨的民宅修建而成。道觀建成之後，在剩餘的一畝多土地上，修建了湯王廟。
靈陽子段志寥、希真子姚志玄完成道觀的修建是在何代？從《重修玉陽道院記》中可窺見一些蹤跡：他們倆是“瑩然子周尊師入室弟子也，尊師方住持天壇之上方院，仍提點小有洞天之綱紀，乃長生劉真人之法嗣也。”這段話直白地告訴我們，道觀的修建時間應該在瑩然子住持天壇上方院的時期。據趙衛東《金元全真道在濟源的傳播》：“蒙古太宗窩闊臺九年（1237年），王屋總帥司榮知其道高德著，禮請其住持天壇上方院。……住持天壇上方院後，周頤真便帶領徒眾欲重修道觀，但時隔不久，蒙古太宗窩闊臺十二年（1240年）七月，周頤真仙逝。”從上文分析而得，主持修建玉陽道觀的段志寥、姚志玄，他們是瑩然子周頤真的弟子，周頤真乃全真七子劉處玄的弟子，在道院修建期間，周頤真正在河南濟源王屋山住持天壇上方院。宜陽玉陽道觀完成重修的時間應該在蒙古太宗窩闊臺十年（1238年）前後。
道觀建成以後，某一日，清虛大師宋德方路過於此，題名玉陽觀，“玉陽”之名從此名響道教叢林。宋德方，字廣道，號披雲，今山東掖縣人。他師出長生子劉處玄，後又得度於玉陽子王處一，佔道士籍。待長生子仙逝，又事長春子丘處機為師，故在全真教史上有“三燈傳一燈，一燈續三燈”之譽，是長春子丘處機西行覲見成吉思汗隨侍的十八士之一。由於他曾“得度玉陽”，再加上他在全真教中著力倡導宗祖傳承，故將建成的道觀冠以老師玉陽子王處一的道號，確立了以“玉陽”為名稱的道院之名，也稱玉陽觀。
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全真教第十任掌教祁志誠奉元帝詔命巡視道觀，路過玉陽道觀，在此作停留歇宿。因掌教留宿於此，道院的規格等級得到了提高，玉陽觀也就改名成了玉陽宮。祁志誠是宋德方的弟子,劉處玄的再傳弟子,繼承了全真教性命雙修、三教合一的基本宗旨，在全真教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為了將祁志誠棲息玉陽宮這件事記錄在案，不致湮滅，第四代全真弟子、玉陽宮道長張志洞，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遠赴河北，請何志淵寫了序文，又請祁志誠寫了銘文，鏤刻上石，形成了《玉陽宮銘並序》這通碑文。
隨著元明政權嬗變，玉陽宮也由鼎盛時期步入到了相對衰弱時期，朝廷的重視程度、道觀的建設規制、道眾的人數隊伍，大不如先前的金元時期，但此時的玉陽宮還是以“宮”出現。進入清代以後，玉陽宮徹底進入到了沒落時期，曾經輝煌的玉陽宮淪落成了奉真觀。新中國成立以後，就連改名後的奉真觀也徹底湮滅，消失在了人們的視線之中，被人們淡然忘記。
二、玉陽宮與福昌宮、蘭昌宮、連昌宮的淵源
玉陽宮是道教的道宮，還是皇家的行宮？它與隋唐時期的福昌宮、蘭昌宮、連昌宮是怎樣的關係？對於這一問題，筆者在查閱了大量的歷史資料的前提下，作以下釐清。
唐初武德二年（619年），將宜陽郡改為熊州，將熊州隸屬的宜陽縣改為福昌縣，將縣治從今天的宜陽韓城鎮東關村遷徙到鎮西4公里處的福昌村，此地有隋代創建的福昌宮，故以福昌之名為縣的名稱。《隋書·地理志》記載：“河南郡宜陽縣有福昌宮。”《新唐書·地理志》也說道：“武德二年，更宜陽曰福昌，因隋宮為名。有故隋福昌宮，顯慶二年複製。”縣城遷至福昌後，福昌宮一度廢置。為了往來於兩京皇室成員停頓的需要，於顯慶三年（658年）又恢復了福昌宮的建制，在福昌縣城西17華里處進行新建，宮址就位於現今宜陽縣三鄉鎮的上莊村。據《新唐書》記載：唐高宗李治與武則天，東幸洛陽，於“麟德元年（664年）二月戊子，如福昌宮。”由此可見，初遷之時，仍依福昌宮為名。後隨著時間的推移，福昌宮改名連昌宮。《方輿紀要》：“宜陽縣福昌宮，縣西十七里，隋置，後廢。唐顯慶三年，復置，改為蘭昌宮。”這裡的“縣西”當指福昌西。《唐書·地理志》“壽安縣西二十九里有連昌宮，顯慶三年置。”這裡的“壽安縣西二十九里”的記述有誤，因壽安縣治就是今天的宜陽縣城，其西29裡，於洛河南岸為孫留村一帶，洛河北岸為河東營一帶，此二處舊志未有行宮的記述，也未見宮殿遺址的存在，而連昌宮所在的上莊村距壽安縣城80裡之距，絕非二十九里之說，這可能是誤將韓城當成了壽安城的緣故了。但蘭昌宮、連昌宮兩個宮的復建時間均為“顯慶三年置”，時間高度一致，由此可知，蘭昌宮與連昌宮應為一宮二名，同屬一宮，惟後者宮址記述有明顯錯誤。蘭昌宮或處在連昌河畔，或因“蘭”“連”諧音，最終“連昌”之名替代了“蘭昌”，長傳不衰。
那麼玉陽宮與連昌宮到底是一種什麼關係呢？明代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開封人李濂纂修的《河南通志》認為：“蘭昌宮，一名玉陽宮。”在光緒《宜陽縣誌》連昌宮欄下按語：“福昌、連昌、玉陽三宮名，舊志皆以為顯慶初置。福昌，隋故宮也，唐因之為縣城，別建宮於今之上莊保，名之曰蘭昌宮，一名玉陽宮，亦曰連昌宮，皆當時名稱之異其詞耳。”以上所記混淆了道家玉陽宮和皇家行宮蘭昌宮（連昌宮）的概念，且在時間上出現舛誤。蘭昌宮從福昌移址連昌河畔是在唐高宗顯慶三年（658年），而玉陽宮修建的時間是在此後金朝滅亡四年，即蒙古太宗窩闊臺十年（1238年）前後，二者前後相距580年，怎麼能屬同一座宮殿呢？而“玉陽”之名是由宋披雲真人用其師玉陽子王處一的道號命名，若干年後，因掌教祁志誠奉元帝之名巡視道觀，歇息於玉陽觀內，遂改“觀”為“宮”，這在《玉陽宮銘並序》碑碣中講的非常清楚。
玉陽宮建在上莊南寨村，這已是不爭的事實。而連昌宮修建在什麼地方？二者的關係如何？
《河南通志》記載：“蘭昌宮在宜陽縣西上莊保，唐顯慶初建。”這裡明確地將蘭昌宮定位於上莊。上莊東三里為下莊，南一里為南寨，形成了三角之勢，處在連昌河和洛河的夾角上。自古以來，這三個村的村民都以連昌宮修建於此而自豪，對外均稱自己為“莊裡”人，這個“莊裡”的名字是由“宮圍皇莊”演變而來，這也是上、下莊的得名之源。正是由於連昌宮處於連昌河入洛的夾角地帶，三川環繞，景色優美，才有“唐宮煙水”的美譽，明清時期將其列入宜陽八景之一。
嘉佑五年（1060年）夏天，北宋理學家邵堯夫先生曾西遊洛河川，他的足跡走遍了壽安、福昌（均為今宜陽地）二縣，寫下了諸多詩篇，其中就有《故連昌宮》一詩：“洛水來西南，昌水來西北。二水合流處，宮牆有遺壁。行人徒想像，往事皆陳跡。空餘女幾山，正對三鄉驛。”點名了連昌宮就處在洛水和昌水的合流之處，這與《通志》有關“連昌宮位於上莊保”的地理位置相吻合。
金代貞佑年間，紫虛真人於道顯曾經在此建庵修煉，寫下了《過連昌》七律一首：“連昌宮闕已平沙，不見乘鸞只見鴉。依舊嵩峰橫木末，無窮洛水去天涯。霓裳曲罷山禽語，端正樓空野草花。千古繁華留不得，幽棲今屬道人家。”這首詩描寫了連昌宮早已荒廢，遺址被淤為沙地，唐玄宗創作霓裳曲的連昌宮和楊貴妃居住的端正樓早已人去樓空，呈現出山禽啾啾，野花點點，昔日的繁華行宮成了“道人家”的修煉講道之地，同時也印證了於道顯初結道庵的地點就是昔日連昌宮遺址，也就是說金元時期的玉陽宮是在唐代連昌宮遺址上修建起來的。
明代嘉靖年間，何繼麟寫的《重修玉陽宮記》殘碑對此也進一步有所交代：“天寶之末，祿山亂而斯宮遂湮，唐末五代，兵戈……。其後不知何許，因遺址建之以宮，更名玉陽。”描述了連昌宮毀於唐代安史之亂，又經過五代時期的兵革破壞，連昌行宮徹底消失，後在此基礎上修建了玉陽宮。
通過以上分析，道教的玉陽宮是在連昌宮遺址上修建起來的，二者在地址上具有承襲關係，這是造成玉陽宮與蘭昌宮、連昌宮相混淆的重要原因。
三、玉陽宮遺存的碑碣資料
1、《重修玉陽道院記》。這篇碑記原收錄於明代弘治年間陳宣修、喬縉纂修的《河南郡志》一書。此篇碑記由全真教第四代弟子樗櫟道人秦志安撰寫，記述了玉陽道觀重修的前後經過。道院完成重修之後，由全真道第四代弟子、住觀道士楊道正、李志顯遠赴山西，求秦志安為之作記。此時玉陽以“觀”而稱，還未以“宮”而名，故秦志安在《重修玉陽道院記》時，是以“玉陽道院”記之。秦志安，字彥容，出生於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他出身世代書香，通今博古，是金元時期著名的文學家。蒙元佔領河南後，他北上回到家鄉上黨，在這裡遇到了全真教掌門人宋德方，拜宋為師，得道號通真子。元太宗九年(1237)，秦志安接受老師宋德方的邀請，在平陽玄都觀負責總纂《玄都道藏》。雖然宋德方是《玄都道藏》的總主持，但秦志安實為《玄都道藏》的總編輯，為《玄都道藏》的編纂成書做出了卓越貢獻。
2、《玉陽宮銘並序》。這通碑原立於宜陽縣三鄉鎮南寨村西的玉陽宮遺址。1973年冬，南寨村為下鄉知識青年建房時，佔用奉真觀的地址，就組織了幾十名群眾，用麻繩捆綁，將石碑拉倒。石碑倒地後造成了傷殘，碑身放在了南寨村西街頭，螭首存於南寨小學，贔屓碑座就地掩埋。到了1987年3月，南寨居民周庚申先生，處於對古碑的珍惜與愛護，對《玉陽宮銘並序》殘文進行了抄錄，留存了有限的珍貴資料。由於碑身長期仰臥於街巷，碑陽的銘文又朝上放置，經過長時間的日曬雨淋，碑體風化嚴重，再加之人為捶打敲砸，致使碑文字跡無存，具有極高文物價值、學術價值的古碑變成了光禿石板。為了保存這通珍貴的“光禿石板”，經宜陽縣三鄉鎮人民政府決定，於2012年6 月17日將其運至三鄉光武廟院內珍藏，後經民營企業家張文敏先生出資，又重新配置了贔屓碑座，將其矗立在光武廟後廣場上。
《玉陽宮銘並序》內容分為銘和序兩部分。《序》文部分在前，撰寫於元代至元二十二年，由何志淵撰寫。何志淵，四川綿陽人，為宋德方的大弟子，道號清真子，他學識淵博，曾住持山西芮城的純陽宮（即永樂宮），在其師主持纂修的《玄都道藏》任總校審。《銘》文部分撰寫於元代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三月，由全真教掌門、大宗師洞明真人祁志誠撰。
該碑殘長2.3米，寬1.02米，厚0.35米。碑的陽陰兩面碑文均為楷書。碑陽每行75字，共26行，碑陽內容為《玉陽宮銘並序》。碑陰由於長期翻撲於地，碑文相對保存完好，字跡雖然漫漶嚴重，但可部分辨識，記載了為重修玉陽宮做出貢獻的功德主姓名。
螭首長110釐米，寬1.02釐米，厚0.35米。螭首陽陰兩面均為二龍戲珠。陽面為圭形篆額，字體為隸書雙鉤，但漫漶難辨。陽面龍珠上為火焰紋，為火龍珠；陰面龍珠下有水紋，為水龍珠。陰面碑額偏下中間處有三行正楷題額，中間的題額為“祖師重陽全道開化真君”，是元世祖忽必烈對全真教創始人王重陽的封贈；其右的題額為“長生輔化明德真人”，是元世祖忽必烈對王重陽弟子、全真教北七真之一劉處玄的封贈；其左的題額為“周尊瑩然清虛真人”，為劉處玄弟子周頤真的法號。為什麼將師徒三代的封贈法號題記於碑額之上呢？其原因有三：一是王重陽師徒得到了元朝皇帝的封贈，將其刻於碑額之上，顯示了全真教在元朝恩寵尊貴的地位。二是因主持修建玉陽宮的段志寥、姚志玄為“瑩然子周師尊入室弟子也。”尊師周瑩然“乃長生劉真人之法嗣也。”根據古人“源清者其流不濁，表正者其影必直”的道理，故雕刻師徒三代真人法號於其上，供道眾瞻仰。三是這種形式是全真教宋德方派造像、立碑的主要特徵，把祖師續接在傳統道教主神之後或碑額之上，以此展示全真祖師是道教正傳的繼承者，達到鞏固全真教在道教內的正統地位。
3、《重修玉陽宮記》。明朝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知宮道士王教松率門徒對玉陽宮進行了重修，工程竣工以後，邀請同鄉秀才何繼麟為之作記，寫下了《重修玉陽宮記》這篇碑記。
以上是筆者對玉陽宮歷史發展的初步探討，如有不妥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2014年4月於家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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