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經社分析師 董俊 衛婧
沈楊子 王豔豔一個地區的快速崛起，離不開創新驅動這個“加速器”。國務院批覆的《南京江北新區總體方案》提出，江北新區要打造“三區一平臺”（自主創新先導區、新型城鎮化示範區、長三角地區現代產業集聚區、長江經濟帶對外開放合作重要平臺），其中首要的是“自主創新先導區”。江蘇省委明確提出要把江北新區打造成為“全省創新的策源地、引領區和重要增長極”和“長江經濟帶的創新支點”，為江北新區未來的創新驅動發展指明瞭方向。
江北新區打造創新策源地的現狀分析
江北新區雖起步晚，但高起點規劃、高水平建設。特別是近兩年，通過強化頂層設計引領、聚焦新興產業、搭建創新平臺、引進高端資源等措施，為打造創新策源地奠定了良好基礎，具備打造創新策源地的後發優勢：高精尖產業定位清晰、創新平臺陸續入駐、創新孵化效果顯著、人才引進步伐加快、創新環境持續優化。但與北京海淀、上海浦東、深圳南山等創新能級強的地區相比，江北新區仍面臨一些亟待破解的瓶頸和挑戰。
——創新型產業集群較弱，原始創新能力仍不夠強。
儘管江北新區高新技術企業數量快速增長，但總量明顯不足，創新型產業集群規模較弱，尚未形成真正的創新型產業集群。目前，江北新區高新技術企業為500家。對比來看，浦東新區擁有1711家高新技術企業，占上海總量的22.31%，聚集了約310家世界500強企業。而江北新區世界級企業和大企業偏少，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江北新區對外經濟的輻射能力，也不利於融入全球創新網絡。此外，原始創新能力偏弱。江北新區主要以“追趕型”創新為主，真正原創性、首創性重大創新和關鍵技術的突破還較少。
——科教創新源頭向江北傾斜不夠，成果轉化待加強。
雖然南京科教資源豐富，但江北新區內的原生高校數量不多，特別是“雙一流”大學、重點學科更少。與江寧區和棲霞區相比，江北新區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數量和實力總體偏弱，吸引高校科研人員或科研成果轉化的動力不足。另外，受制於科技服務業不夠發達、相關政策不夠靈活等，江北新區的科技創新鏈與產業創新鏈之間缺乏良性互動，科技對接產業的“瓶頸”尚未完全打通，科研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能力還有待提高。
——科技創新人才匱乏，高端人才仍屬“窪地”。
江北新區新興產業主要為知識密集型高新技術產業，高技術人員的流動性較大，也不易形成特定的人才落戶格局。新區的科技人才特別是高層次、創新型、頂尖類的人才依舊匱乏，科技領軍人才及後備人才不足。集成電路、生物醫藥都屬於資本、技術、人才密集型產業。與一線城市相比，江北新區對高層次研發人才的吸引力明顯不足，引進人才的配套政策措施，如福利待遇、個人發展空間等還不到位，引進人才的安居、配偶就業、子女就學等還有不少障礙。
——創新環境改善仍待提速，輻射帶動作用尚未顯現。
現階段，江北新區產業結構仍偏重，現代服務業發展比較滯後。金融與科技、產業的交互融合還未充分顯現，“新金融中心”尚未發展成江北新區打造創新策源地的一大重要支撐。另外，江北新區創新創業總體氛圍不夠濃厚，活力不足，具有江北新區特色的知名創新創業品牌活動偏少，對資本、人才、科技成果等創新要素的吸引力有待增強，對主城南京以及周邊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尚未顯現。
江北新區邁向創新策源地的總體思路、推進路徑
江北新區從國家戰略高度出發，立足區情、市情、省情，確立創新策源地的目標定位為：近期目標是成為寧鎮揚及江蘇省創新策源地，長遠目標還應該成為長三角、華東地區乃至長江經濟帶的創新策源地，與周邊地區協同創新發展，形成新的區域發展中心。力爭通過五年努力，江北新區經濟邁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建成在長三角地區僅次於上海的科創中心，成為華東地區有重要影響力的創新資源密集區、科技與產業融合創新先行區、高層次創新人才集聚區，形成現代化的經濟體系和高品質的創新之城。若干創新型產業集群的規模與影響力居全國前列，一批領軍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達到全國領先水平；戰略性新興產業比重、全社會研發投入比重等逐年上升，集成電路、生命健康等重點領域產生若干原創性重大科技和產業化成果；先進製造業、現代服務業、科技金融、文化創意等協調互動，形成滿足多層次創新型人才需求的宜居宜業宜創環境，成為以創新為名片的南京“新主城”。
從江北新區的實際情況出發，對標國內先進創新型地區的共性特點，針對江北新區原始創新能力較弱、科技成果轉化效率不高、人才等創新資源仍較匱乏、創新輻射作用尚未激活等現狀，總結出江北新區打造創新策源地應著重修煉“四力”，趟出一條符合新區實際、富有新區特色的創新策源地發展路徑：
——最大程度激活創新源頭，提升“原創力”。
企業是技術創新主體，高校和科研機構是創新的主要源泉。深挖三大創新源頭，攻堅基礎研究、重大科技發明和關鍵核心技術，主動對接國家“科技創新2030”重大項目、江蘇省承擔的重大科技專項，搶佔事關長遠和全局的科技創新制高點。
突出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借鑑深圳“6個90%”特色，形成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格局，政府給予企業創新更多“後臺”支撐：加大企業研發支持力度。鼓勵支持企業設立研發機構、重用研發人員、加大研發投入，建立企業研發創新能力年度考核評比機制；搭建公共服務和研發平臺。整合高校、大企業等資源，為中小企業研發提供基礎環境；加大科技型小微企業的扶持力度。對於創新成果突出的初創期科技企業，給予資金以及配套資源等真正意義上的獎勵。
抓好高校知識溢出機遇。南京推動創新名城建設，正在加強高校院所與地方的雙向融通。江北新區應注重發揮江北高校聯盟作用，深化與南京名校和大院大所的戰略合作，加強“城區與校區”聯動發展，建立與高校緊密、深度的互動融合，將高校的科研成果引進來，讓江北新區的創新需求走出去，把南京科教資源富集的優勢轉化成新區建設的有力支撐。
大力支持新型研發機構。鼓勵更多類似江蘇省產業技術研究院等體制機制靈活的科研單位在江北新區落地。借鑑浙江之江實驗室、阿里達摩院等新模式，採取量身定製的政策措施，打破常規、創新機制，鼓勵社會各類機構在江北新區建設一批集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產業化於一體的新型研發機構。對於運營業績好、有突出科研成果的新型研發機構給予一定獎勵。
——科技創新與產業發展深度融合，提升“轉化力”。
圍繞江北新區主導產業以及產業轉型升級，瞄準建立自主可控的產業科技創新體系，打通科技創新向現實生產力轉化通道，打造重點突出、富有競爭力的創新成果產業化首選地。
創新管理體制機制。借鑑上海、深圳等地經驗，強化科技創新產業協同發展，統籌協調不同部門的科技發展和創新政策，歸口管理科技成果、科技獎勵、科技項目申報、創新企業認定、技術市場、監管等工作，引導科技創新鏈與產業創新鏈的深度融合。借鑑北京中關村“1+6”政策鼓勵創新成果產業化，開展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機制與模式改革試點，支持南京大學、東南大學等高校及科研院所在江北新區建立專業化的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機構，建立職務科技成果披露與管理制度，實行技術經理人市場化聘用制，建設運營機制靈活、專業人才聚集、服務能力突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國家技術轉移中心。建設技術轉移轉化產業園，引導科技成果對接特色產業需求進行轉移轉化。
健全完善激勵機制。加大對技術輸出方的獎補力度，提高科技創新成果對產業和經濟發展有突出貢獻的人員和團隊的收益比重，落實技術人員轉移轉化股權激勵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對於圍繞江北新區主導產業建設的產業（技術）創新中心、技術轉移轉化中心，按照運行績效給予一定配套獎勵。爭取更多國家和省、市創新創業基金和產業引導基金向江北新區傾斜，促進更多科研成果到江北新區轉化。
孵化載體提質升效。進一步完善“眾創空間—孵化器—加速器”孵化鏈條，提供專業性孵化服務，加快孵化之後的產業化。統籌推進創新型園區和孵化空間的佈局規劃和產業規劃，建設一批專業化、特色化和國際化的創新創業園區。健全創新創業服務體系，建設一批高質量的雙創示範基地和富有特色的創新創業載體，激發創業團隊將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實現產業化的動力和活力。
重視科技中介作用。大力發展科技服務中介機構，促進創新活動的開展和創新成果的產業轉化，提高創新資源配置效率。鼓勵民營科技中介發展、積極發展區域自律性行業協會、加強科技中介人才培養。
——進一步優化宜居宜業環境，提升“集聚力”。
培育壯大產業集群，營造良好的產業環境；加快現代服務業發展，提升城市活力，營造良好的人居環境，從而吸引更多企業、人才、資金等創新要素在新區聚集。
實施創新企業倍增行動。出臺“創新型企業倍增計劃”，加大對世界500強企業、瞪羚企業、科技上市公司的引進、培育和支持力度。同時，注重發揮總部經濟和大型科研院所的優勢，在江北新區培育一批高附加值、高成長性的重點創新型企業，形成創新型產業集群。
加快“招才引智”步伐。精準對接高端人才，對全球、全國、全省不同級別頂尖人才領銜的項目或團隊，給予相應財政和配套資助；重視培育一般人才。除積極引進院士、諾貝爾獎等帽子人才和領軍人才之外，還要培育一批真正有創新實力的非帽子人才；廣泛吸納青年人才；實施人才安居工程。出臺人才安居政策，通過租賃補貼、購房補貼、人才公寓、公租房等方式，確保各類人才在江北新區安居。
推動科技金融健康發展。按照“打造輻射長江經濟帶、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揚子江新金融集聚區和具有強大資本吸納能力、產融結合能力和創新轉化能力的長三角新金融中心”的目標，加快吸引現代金融產業到新區落戶。借鑑浦東新區金融中心與科創中心聯動發展模式，探索科技金融產品創新和服務模式創新，例如探索設立科技投資銀行、科技金融平臺，提供金融資訊、投融資服務、金融政策等相關的信息服務。加快建設風投創投中心，探索成立科技保險機構，鼓勵VC/PE投向初創期及種子期公司，加大面向中小微企業的擔保增信、風險補償、貸款貼息等政策支持。加快發展產業基金，創投基金，金融控股，小額貸款等金融機構，大力發展投資貸款聯動，信用貸款和知識產權質押，資產證券化等服務產品，建立健全適應實體經濟投融資需求的金融支持體系。
——形成開放協同創新格局，提升“輻射力”。
未來，江北新區在具備一定創新實力的基礎上，應進一步強化自身的示範引領和輻射帶動作用，推動產業創新、技術創新逐步向外延伸。
優化完善交通網絡。進一步優化完善交通佈局，形成四通八達的開放格局。一是加快推動高鐵南京北站建設。二是建立與祿口機場的快速通道。江北新區目前距離南京祿口國際機場距離較遠，芯片和生命健康這兩大產業主要依賴航空運輸，引進外部人才和國際高端人才也需要便捷的航空交通優勢。
營造良好貿易環境。爭取更多政策支持，進一步營造開放便利的投資貿易環境。芯片、基因和現代金融三大重點產業發展離不開開放、自由的對外貿易環境。積極爭取設立自貿區、綜合保稅區、保稅物流園區，借鑑上海自貿區成功經驗和試點政策，利用自貿區關稅、審批和管理政策更加靈活的制度優勢，進一步放大江北新區的對外開放程度，更好發揮國家級新區的示範引領作用。
加強創新協同協作。發揮國家級新區的引領優勢，打造高端交流平臺，與南京都市圈、長三角各城市加強互動交流。建立創新合作的有效機制，積極參與長三角區域創新分工，形成創新資源共享、創新鏈條共建、創新協作共贏的良好局面。
融入全球創新網絡。積極用好“一帶一路”舞臺，加快與沿線國家和地區科技產業的創新合作，面向全球集聚優質創新資源，建立國際技術轉移專項基金，支持引進國際先進技術、成果和項目，加速佈局一批海外創新中心。定期在江北新區舉辦國際性峰會、博覽會等高端活動，吸引國際性學術組織、國際型企業、高水平創新機構來新區開展科技創新交流。
他山之石：值得借鑑的創新策源地培育模式
綜觀國內外已經成為或正在向創新策源地邁進的地區，如國內的北京海淀區、上海浦東新區、深圳南山區，國外美國硅谷、以色列等地區創新特質尤為顯著，可以作為江北新區打造創新策源地的標杆。
——深圳：以企業為主的市場驅動型創新模式。
深圳區域創新體系較為成熟，並且形成了良性的運作機制，其鮮明的特色就是這個體系採取堅決的市場化導向。目前，深圳已形成大企業“頂天立地”、中小微企業“鋪天蓋地”、創新型企業“開天闢地”的創新生態種群，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活動不斷強化高端化、細分化特徵。
在科技創新或高新技術產業領域，深圳市政府的角色定位和權力邊界非常清晰，政商關係完全遵守市場經濟規律，政不擾企，企不媚政，各守分際，各出其力。深圳提出“6個90%”確保企業成為研發創新的主引擎，即90%的創新型企業是本土企業、90%的研發人員在企業、90%的科研投入來源於企業、90%的專利生產於企業、90%的研發機構建在企業、90%以上的重大科技項目發明專利來源於龍頭企業，這讓深圳的創新具有了鮮明的市場驅動型特徵。此外，深圳各民營大中小企業創新創業價值鏈有機融合，企業家及科技創業者擁有冒險精神，對技術創新的追求已成為這座城市的一種文化特質。
——北京海淀：“雙創”示範基地的服務模式。
海淀以建設全國科技創新中心為目標，聚焦中關村科學城建設，高質量建設雙創示範基地，在更大範圍、更高層次、更深程度上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國家戰略部署，努力打造支撐北京創新發展、輻射京津冀乃至全國的雙創策源地和高地，在全球創新網絡中發揮關鍵節點作用。
北京海淀區最近兩年的主要做法有優化營商環境，健全政務服務網絡，在眾創空間、大學科技園、孵化器等創新創業密集區域設置雙創服務區、政務服務站、企業加速驛站；完善政策體系，出臺“海淀創新發展16條”，系統化、整體性破除制約雙創發展的“痛點”和“堵點”；提質創業服務，推動專業化眾創空間建設，鼓勵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築牢人才高地；豐富雙創融資；激發創業精神等。
——上海浦東：金融中心與科創中心聯動的發展模式。
上海浦東主要通過優化金融生態環境提升金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通過深化“雙自聯動”（自貿試驗區和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積極推動金融中心與科創中心聯動發展；探索科技金融產品創新和服務模式創新，推動設立張江科技投資銀行。上海市政府還主導成立了上海張江科技金融平臺，提供園區金融資訊、投融資服務、金融政策等相關的信息服務，還有專門的機構負責上海科技金融方面的發展研究。
另外，浦東的創新做法還在於大力推動科技投融資體制改革，初步實現了政府資金與社會資金、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有機結合。其主要經驗有：堅持企業主體地位，以市場來檢驗科技創新的成色；堅持轉變政府職能，以創新科技投入體制解決市場失靈和信息不對稱問題；堅持構建覆蓋科技型中小企業補貼發展階段的投融資體系，通過地方立法權規範改革程序，鞏固改革成果。
——美國硅谷：多元、寬容的創新生態體系。
美國硅谷創新策源地地位的形成，是多重因素相互影響的結果，如較為順暢的科技成果轉化機制，政府對初創企業的採購、委託支持政策、強大的風投體系等。主要經驗包括：
支持科研與高等教育成果轉化，硅谷名校雲集，為高科技企業的創新與發展提供了豐富的人才儲備和智力支持。美國大力發展高校工業園區，促進高校教師與企業之間的雙向交流，成立創業孵化器為創業學生整合市場資源，鼓勵高校教師以研發成果技術入股初創公司，通過獲取市場利潤回報反哺高校自身的發展；發揮政府推動引導作用，如政府採購、委託高校研發、立法和政策扶持、稅收激勵、移民政策和措施、打造宜居生活環境；發展創業資本與風險投資；創新文化氛圍，為技術創新提供寬鬆的發展環境，如服務於技術創新的中介服務，高度開放性的公司文化、頻繁的人才流動，較高的創業失敗容忍度。此外，硅谷還有技術配股、自由股權計劃、職務發明分享等靈活多樣的人才激勵機制。
——以色列：政府主導下的集成式創新模式。
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相比，以色列形成了獨特的創新策源地培育模式，如設立國際層面的首席科學家制度、注重打造孵化培育體系，遍佈各地的研發中心等，均為創新提供了土壤。
一是國家層面的科學家制度。以色列國家創新體系的一個特色制度就是設立了首席科學家制度，共設有13個首席科學家辦公室，下設各種委員會，由各個領域的科學家組成。科學家們不僅負責幫助社會和企業開展商業性研發，為科研人員實現成果轉化提供風險資金資助，還長期來往於國內外，大大地促進了以色列國內與世界的技術交換與信息交換。
二是全球頂尖的孵化育成機制。以色列共有20家國家級孵化器，單個孵化器規模並不大，一般面積為2000—3000平方米。孵化器注重原始創新，一般都是“從無到有”的項目入駐孵化，每年孵化1000多家初創企業。對進入國家孵化器的初創項目，國家首席科學家辦公室給予80%的資金支持。
三是區域化、個性化的研發中心機制。以色列政府部門用下屬機構形式建立各種研發中心，全國共有11個地區研發中心，分別負責解決本地區農業、環境、教育行業的特殊技術研發需求。另外，企業也建立了多元化的企業研發中心，有3000多家專門從事研發活動的企業內設研發機構。大學內還建立了研發機構或技術轉移公司，後者負責把大學科研成果轉換成工業界產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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