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经社分析师 董俊 卫婧
沈杨子 王艳艳一个地区的快速崛起，离不开创新驱动这个“加速器”。国务院批复的《南京江北新区总体方案》提出，江北新区要打造“三区一平台”（自主创新先导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长三角地区现代产业集聚区、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合作重要平台），其中首要的是“自主创新先导区”。江苏省委明确提出要把江北新区打造成为“全省创新的策源地、引领区和重要增长极”和“长江经济带的创新支点”，为江北新区未来的创新驱动发展指明了方向。
江北新区打造创新策源地的现状分析
江北新区虽起步晚，但高起点规划、高水平建设。特别是近两年，通过强化顶层设计引领、聚焦新兴产业、搭建创新平台、引进高端资源等措施，为打造创新策源地奠定了良好基础，具备打造创新策源地的后发优势：高精尖产业定位清晰、创新平台陆续入驻、创新孵化效果显著、人才引进步伐加快、创新环境持续优化。但与北京海淀、上海浦东、深圳南山等创新能级强的地区相比，江北新区仍面临一些亟待破解的瓶颈和挑战。
——创新型产业集群较弱，原始创新能力仍不够强。
尽管江北新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快速增长，但总量明显不足，创新型产业集群规模较弱，尚未形成真正的创新型产业集群。目前，江北新区高新技术企业为500家。对比来看，浦东新区拥有1711家高新技术企业，占上海总量的22.31%，聚集了约310家世界500强企业。而江北新区世界级企业和大企业偏少，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江北新区对外经济的辐射能力，也不利于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此外，原始创新能力偏弱。江北新区主要以“追赶型”创新为主，真正原创性、首创性重大创新和关键技术的突破还较少。
——科教创新源头向江北倾斜不够，成果转化待加强。
虽然南京科教资源丰富，但江北新区内的原生高校数量不多，特别是“双一流”大学、重点学科更少。与江宁区和栖霞区相比，江北新区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数量和实力总体偏弱，吸引高校科研人员或科研成果转化的动力不足。另外，受制于科技服务业不够发达、相关政策不够灵活等，江北新区的科技创新链与产业创新链之间缺乏良性互动，科技对接产业的“瓶颈”尚未完全打通，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还有待提高。
——科技创新人才匮乏，高端人才仍属“洼地”。
江北新区新兴产业主要为知识密集型高新技术产业，高技术人员的流动性较大，也不易形成特定的人才落户格局。新区的科技人才特别是高层次、创新型、顶尖类的人才依旧匮乏，科技领军人才及后备人才不足。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都属于资本、技术、人才密集型产业。与一线城市相比，江北新区对高层次研发人才的吸引力明显不足，引进人才的配套政策措施，如福利待遇、个人发展空间等还不到位，引进人才的安居、配偶就业、子女就学等还有不少障碍。
——创新环境改善仍待提速，辐射带动作用尚未显现。
现阶段，江北新区产业结构仍偏重，现代服务业发展比较滞后。金融与科技、产业的交互融合还未充分显现，“新金融中心”尚未发展成江北新区打造创新策源地的一大重要支撑。另外，江北新区创新创业总体氛围不够浓厚，活力不足，具有江北新区特色的知名创新创业品牌活动偏少，对资本、人才、科技成果等创新要素的吸引力有待增强，对主城南京以及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尚未显现。
江北新区迈向创新策源地的总体思路、推进路径
江北新区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立足区情、市情、省情，确立创新策源地的目标定位为：近期目标是成为宁镇扬及江苏省创新策源地，长远目标还应该成为长三角、华东地区乃至长江经济带的创新策源地，与周边地区协同创新发展，形成新的区域发展中心。力争通过五年努力，江北新区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建成在长三角地区仅次于上海的科创中心，成为华东地区有重要影响力的创新资源密集区、科技与产业融合创新先行区、高层次创新人才集聚区，形成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和高品质的创新之城。若干创新型产业集群的规模与影响力居全国前列，一批领军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达到全国领先水平；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等逐年上升，集成电路、生命健康等重点领域产生若干原创性重大科技和产业化成果；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科技金融、文化创意等协调互动，形成满足多层次创新型人才需求的宜居宜业宜创环境，成为以创新为名片的南京“新主城”。
从江北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标国内先进创新型地区的共性特点，针对江北新区原始创新能力较弱、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不高、人才等创新资源仍较匮乏、创新辐射作用尚未激活等现状，总结出江北新区打造创新策源地应着重修炼“四力”，趟出一条符合新区实际、富有新区特色的创新策源地发展路径：
——最大程度激活创新源头，提升“原创力”。
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高校和科研机构是创新的主要源泉。深挖三大创新源头，攻坚基础研究、重大科技发明和关键核心技术，主动对接国家“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江苏省承担的重大科技专项，抢占事关长远和全局的科技创新制高点。
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借鉴深圳“6个90%”特色，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格局，政府给予企业创新更多“后台”支撑：加大企业研发支持力度。鼓励支持企业设立研发机构、重用研发人员、加大研发投入，建立企业研发创新能力年度考核评比机制；搭建公共服务和研发平台。整合高校、大企业等资源，为中小企业研发提供基础环境；加大科技型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对于创新成果突出的初创期科技企业，给予资金以及配套资源等真正意义上的奖励。
抓好高校知识溢出机遇。南京推动创新名城建设，正在加强高校院所与地方的双向融通。江北新区应注重发挥江北高校联盟作用，深化与南京名校和大院大所的战略合作，加强“城区与校区”联动发展，建立与高校紧密、深度的互动融合，将高校的科研成果引进来，让江北新区的创新需求走出去，把南京科教资源富集的优势转化成新区建设的有力支撑。
大力支持新型研发机构。鼓励更多类似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等体制机制灵活的科研单位在江北新区落地。借鉴浙江之江实验室、阿里达摩院等新模式，采取量身定制的政策措施，打破常规、创新机制，鼓励社会各类机构在江北新区建设一批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于一体的新型研发机构。对于运营业绩好、有突出科研成果的新型研发机构给予一定奖励。
——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提升“转化力”。
围绕江北新区主导产业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瞄准建立自主可控的产业科技创新体系，打通科技创新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通道，打造重点突出、富有竞争力的创新成果产业化首选地。
创新管理体制机制。借鉴上海、深圳等地经验，强化科技创新产业协同发展，统筹协调不同部门的科技发展和创新政策，归口管理科技成果、科技奖励、科技项目申报、创新企业认定、技术市场、监管等工作，引导科技创新链与产业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借鉴北京中关村“1+6”政策鼓励创新成果产业化，开展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与模式改革试点，支持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及科研院所在江北新区建立专业化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构，建立职务科技成果披露与管理制度，实行技术经理人市场化聘用制，建设运营机制灵活、专业人才聚集、服务能力突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建设技术转移转化产业园，引导科技成果对接特色产业需求进行转移转化。
健全完善激励机制。加大对技术输出方的奖补力度，提高科技创新成果对产业和经济发展有突出贡献的人员和团队的收益比重，落实技术人员转移转化股权激励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对于围绕江北新区主导产业建设的产业（技术）创新中心、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按照运行绩效给予一定配套奖励。争取更多国家和省、市创新创业基金和产业引导基金向江北新区倾斜，促进更多科研成果到江北新区转化。
孵化载体提质升效。进一步完善“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孵化链条，提供专业性孵化服务，加快孵化之后的产业化。统筹推进创新型园区和孵化空间的布局规划和产业规划，建设一批专业化、特色化和国际化的创新创业园区。健全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建设一批高质量的双创示范基地和富有特色的创新创业载体，激发创业团队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现产业化的动力和活力。
重视科技中介作用。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中介机构，促进创新活动的开展和创新成果的产业转化，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鼓励民营科技中介发展、积极发展区域自律性行业协会、加强科技中介人才培养。
——进一步优化宜居宜业环境，提升“集聚力”。
培育壮大产业集群，营造良好的产业环境；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提升城市活力，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从而吸引更多企业、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在新区聚集。
实施创新企业倍增行动。出台“创新型企业倍增计划”，加大对世界500强企业、瞪羚企业、科技上市公司的引进、培育和支持力度。同时，注重发挥总部经济和大型科研院所的优势，在江北新区培育一批高附加值、高成长性的重点创新型企业，形成创新型产业集群。
加快“招才引智”步伐。精准对接高端人才，对全球、全国、全省不同级别顶尖人才领衔的项目或团队，给予相应财政和配套资助；重视培育一般人才。除积极引进院士、诺贝尔奖等帽子人才和领军人才之外，还要培育一批真正有创新实力的非帽子人才；广泛吸纳青年人才；实施人才安居工程。出台人才安居政策，通过租赁补贴、购房补贴、人才公寓、公租房等方式，确保各类人才在江北新区安居。
推动科技金融健康发展。按照“打造辐射长江经济带、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扬子江新金融集聚区和具有强大资本吸纳能力、产融结合能力和创新转化能力的长三角新金融中心”的目标，加快吸引现代金融产业到新区落户。借鉴浦东新区金融中心与科创中心联动发展模式，探索科技金融产品创新和服务模式创新，例如探索设立科技投资银行、科技金融平台，提供金融资讯、投融资服务、金融政策等相关的信息服务。加快建设风投创投中心，探索成立科技保险机构，鼓励VC/PE投向初创期及种子期公司，加大面向中小微企业的担保增信、风险补偿、贷款贴息等政策支持。加快发展产业基金，创投基金，金融控股，小额贷款等金融机构，大力发展投资贷款联动，信用贷款和知识产权质押，资产证券化等服务产品，建立健全适应实体经济投融资需求的金融支持体系。
——形成开放协同创新格局，提升“辐射力”。
未来，江北新区在具备一定创新实力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强化自身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推动产业创新、技术创新逐步向外延伸。
优化完善交通网络。进一步优化完善交通布局，形成四通八达的开放格局。一是加快推动高铁南京北站建设。二是建立与禄口机场的快速通道。江北新区目前距离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距离较远，芯片和生命健康这两大产业主要依赖航空运输，引进外部人才和国际高端人才也需要便捷的航空交通优势。
营造良好贸易环境。争取更多政策支持，进一步营造开放便利的投资贸易环境。芯片、基因和现代金融三大重点产业发展离不开开放、自由的对外贸易环境。积极争取设立自贸区、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借鉴上海自贸区成功经验和试点政策，利用自贸区关税、审批和管理政策更加灵活的制度优势，进一步放大江北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更好发挥国家级新区的示范引领作用。
加强创新协同协作。发挥国家级新区的引领优势，打造高端交流平台，与南京都市圈、长三角各城市加强互动交流。建立创新合作的有效机制，积极参与长三角区域创新分工，形成创新资源共享、创新链条共建、创新协作共赢的良好局面。
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用好“一带一路”舞台，加快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科技产业的创新合作，面向全球集聚优质创新资源，建立国际技术转移专项基金，支持引进国际先进技术、成果和项目，加速布局一批海外创新中心。定期在江北新区举办国际性峰会、博览会等高端活动，吸引国际性学术组织、国际型企业、高水平创新机构来新区开展科技创新交流。
他山之石：值得借鉴的创新策源地培育模式
综观国内外已经成为或正在向创新策源地迈进的地区，如国内的北京海淀区、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南山区，国外美国硅谷、以色列等地区创新特质尤为显著，可以作为江北新区打造创新策源地的标杆。
——深圳：以企业为主的市场驱动型创新模式。
深圳区域创新体系较为成熟，并且形成了良性的运作机制，其鲜明的特色就是这个体系采取坚决的市场化导向。目前，深圳已形成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微企业“铺天盖地”、创新型企业“开天辟地”的创新生态种群，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活动不断强化高端化、细分化特征。
在科技创新或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深圳市政府的角色定位和权力边界非常清晰，政商关系完全遵守市场经济规律，政不扰企，企不媚政，各守分际，各出其力。深圳提出“6个90%”确保企业成为研发创新的主引擎，即90%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90%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的科研投入来源于企业、90%的专利生产于企业、90%的研发机构建在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发明专利来源于龙头企业，这让深圳的创新具有了鲜明的市场驱动型特征。此外，深圳各民营大中小企业创新创业价值链有机融合，企业家及科技创业者拥有冒险精神，对技术创新的追求已成为这座城市的一种文化特质。
——北京海淀：“双创”示范基地的服务模式。
海淀以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为目标，聚焦中关村科学城建设，高质量建设双创示范基地，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家战略部署，努力打造支撑北京创新发展、辐射京津冀乃至全国的双创策源地和高地，在全球创新网络中发挥关键节点作用。
北京海淀区最近两年的主要做法有优化营商环境，健全政务服务网络，在众创空间、大学科技园、孵化器等创新创业密集区域设置双创服务区、政务服务站、企业加速驿站；完善政策体系，出台“海淀创新发展16条”，系统化、整体性破除制约双创发展的“痛点”和“堵点”；提质创业服务，推动专业化众创空间建设，鼓励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筑牢人才高地；丰富双创融资；激发创业精神等。
——上海浦东：金融中心与科创中心联动的发展模式。
上海浦东主要通过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提升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通过深化“双自联动”（自贸试验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积极推动金融中心与科创中心联动发展；探索科技金融产品创新和服务模式创新，推动设立张江科技投资银行。上海市政府还主导成立了上海张江科技金融平台，提供园区金融资讯、投融资服务、金融政策等相关的信息服务，还有专门的机构负责上海科技金融方面的发展研究。
另外，浦东的创新做法还在于大力推动科技投融资体制改革，初步实现了政府资金与社会资金、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有机结合。其主要经验有：坚持企业主体地位，以市场来检验科技创新的成色；坚持转变政府职能，以创新科技投入体制解决市场失灵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坚持构建覆盖科技型中小企业补贴发展阶段的投融资体系，通过地方立法权规范改革程序，巩固改革成果。
——美国硅谷：多元、宽容的创新生态体系。
美国硅谷创新策源地地位的形成，是多重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如较为顺畅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政府对初创企业的采购、委托支持政策、强大的风投体系等。主要经验包括：
支持科研与高等教育成果转化，硅谷名校云集，为高科技企业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才储备和智力支持。美国大力发展高校工业园区，促进高校教师与企业之间的双向交流，成立创业孵化器为创业学生整合市场资源，鼓励高校教师以研发成果技术入股初创公司，通过获取市场利润回报反哺高校自身的发展；发挥政府推动引导作用，如政府采购、委托高校研发、立法和政策扶持、税收激励、移民政策和措施、打造宜居生活环境；发展创业资本与风险投资；创新文化氛围，为技术创新提供宽松的发展环境，如服务于技术创新的中介服务，高度开放性的公司文化、频繁的人才流动，较高的创业失败容忍度。此外，硅谷还有技术配股、自由股权计划、职务发明分享等灵活多样的人才激励机制。
——以色列：政府主导下的集成式创新模式。
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以色列形成了独特的创新策源地培育模式，如设立国际层面的首席科学家制度、注重打造孵化培育体系，遍布各地的研发中心等，均为创新提供了土壤。
一是国家层面的科学家制度。以色列国家创新体系的一个特色制度就是设立了首席科学家制度，共设有13个首席科学家办公室，下设各种委员会，由各个领域的科学家组成。科学家们不仅负责帮助社会和企业开展商业性研发，为科研人员实现成果转化提供风险资金资助，还长期来往于国内外，大大地促进了以色列国内与世界的技术交换与信息交换。
二是全球顶尖的孵化育成机制。以色列共有20家国家级孵化器，单个孵化器规模并不大，一般面积为2000—3000平方米。孵化器注重原始创新，一般都是“从无到有”的项目入驻孵化，每年孵化1000多家初创企业。对进入国家孵化器的初创项目，国家首席科学家办公室给予80%的资金支持。
三是区域化、个性化的研发中心机制。以色列政府部门用下属机构形式建立各种研发中心，全国共有11个地区研发中心，分别负责解决本地区农业、环境、教育行业的特殊技术研发需求。另外，企业也建立了多元化的企业研发中心，有3000多家专门从事研发活动的企业内设研发机构。大学内还建立了研发机构或技术转移公司，后者负责把大学科研成果转换成工业界产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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