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期为何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愈演愈烈

朱元璋是一个颇具作为的皇帝，考虑到唐宋两朝臣子结党营私危害到皇权，分散了统治力量，甚至导致王朝崩溃，腐败的历史教训，急迫的想把各种权力都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中。坚决无情的铲除任何不利于皇权的因素。跟随朱元璋反元的部下在朱元璋取得天下之前，大部分都可以和他齐心同力。

朱元璋成为九五之尊之后，功臣们成了公侯将相，拥有了大量的土地，奴仆，钱财，久而久之，他们当中有的不再愿意忠于朱元璋了，反而恃宠而骄，做了许多违法的事，不仅如此，他们的家人、部下也倚仗权势欺压百姓，这些行为都不可避免的危害到了明王朝的利益。

比如，洪武七年，淮安侯华云龙“私据元相脱脱第宅，僭用元宫器物”，结果被朱元璋罢官。洪武八年，被分封在山西的晋王的辅相曹兴“多不循规”，谢成也“

擅夺民利”江夏侯周德兴“营第宅逾制”等等。

胡惟庸画像

比起这些，朱元璋更害怕的是臣下结党营私，图谋造反，因此他不断加强对臣子的监视和控制。早在元朝至正年二十二年，朱元璋的部下邵荣和赵继祖因长年在外征战，而朱元璋又不让他们和家人团聚，于是两人密谋杀害朱元璋，事情败露以后，二人皆被逮捕，邵荣当着朱元璋的面和赵继祖说“若早为之，不见今日”。而后不久，朱元璋的旧将谢再兴发生了投降张士诚的事情，这接二连三的出事，令朱元璋很是恐惧，从而产生了对将领们猜疑的心理，为以后胡惟庸一案埋下了一颗种子。

谢再兴的叛变和邵荣案以后,朱元璋为了维持自己的专制统治, 不仅依靠检校侦察臣下的言行举动, 有时甚至亲自出马“ 私访”, 并且在《大明律》中也增设奸党条, 严厉禁止臣下结党和内外官员交结。吏律职制条规定: “ 若在朝官员, 交结盟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女为奴，财产入官。”“内外相互勾结者，皆斩，妻子流二千里安置。”

可见，朱元璋为了防止臣下揽权专制，结党营私，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不过他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之争，造成统治力量的分散。

此后，朱元璋对臣子的防止和监视越来越严密，和臣子的裂痕日益拉大，矛盾愈来愈深，最后导致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集中表现为相权和皇权的冲突。

朱元璋为限制相权所做的措施

明朝建国初期沿袭元朝旧制，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统率文武百官，总理大小事务，并与都督府同典兵籍，宰相的权势大到几乎可以与皇帝相抗衡的地步。朱元璋感到相权的存在是对皇权专制的极大的威胁。于是他采取了多种手段来限制丞相的专权。

朱元璋在洪武十年的六月下令：“群臣至今，大小政事，皆启皇太子处分，然后奏闻。”

七月，建立了通政司，设有通政使一人，左右通政各一人。职掌“出纳帝命，通达下情，关防诸司出入公文。”凡内外大臣的章奏，必须经由通政司转达皇帝，皇帝批示后的旨意，再由通政司抄写给有关部门和官员，从而剥夺了丞相可以阅览奏章的资格。在洪武十一年，朱元璋又下令“禁六部奏事不得关白中书省”，进一步取消了丞相指挥六部的权力。

也就是说，在胡惟庸一案发生之前，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就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废除丞相也是势在必行的了。

朱元璋与胡惟庸的斗争结果示意图

废丞相，皇权相权合二为一

胡惟庸任宰相长达六年之久，而明朝初期宰相的存在也只不过是十二年，胡惟庸任相期间权势最大，令朱元璋感到大权旁落，加上被朱元璋谴责的功臣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都和胡惟庸来往密切，军事人才和政治首脑联系在一起，这不得不让朱元璋提防，于是，朱元璋下定决心除去胡惟庸。

胡惟庸任相期间，“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一切都按照他的喜恶做事，专横跋扈，多行不法之事。

如北平布政使薛祥，“治行第一，为胡惟庸所恶，”于是乎，胡惟庸就把“营建扰民”的罪名安在薛祥的头上，最后薛祥被贬为嘉兴知府，直到胡惟庸死后，他才被召为工部尚书。洪武八年刘伯温死后，胡惟庸愈发的肆无忌惮，加紧搜罗党羽，并且以裙带关系来拉拢当时的太师李善长，形成了一个足以威胁到皇帝的政治集团。此后，胡惟庸的权力愈来愈大，甚至还滋生了“谋反”的心思。

废除丞相制和中书省制度后，明朝的大概行政机构（未把锦衣卫写进去）

胡惟庸的谋反事件败露之后，与胡惟庸有关的一大批人被朱元璋诛杀，像陈宁，李善长，涂节这些人，朱元璋可是本着“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原则诛杀掉胡惟庸这些“党羽”，由此可见，朱元璋对胡惟庸所拥有的权力是多么的忌惮。

朱元璋诛杀掉胡惟庸后，不想再次出现相权威胁到皇权的局面，于是下令废除中书省丞相制度，开始对中央机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此加强他的皇权专制统治。朱元璋实施的主要措施有废除中书省，罢丞相，设五府、六部，督察院、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将军权和政权都分为若干部分，由各个系统不同的机构分别执掌，于是一切大权皆由皇帝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