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名臣名将系列——异族名将的前半生,降而复叛的黑齿常之

唐朝名臣名将系列——异族名将的前半生,降而复叛的黑齿常之

《黑齿常之墓志铭》

南京博物院里珍藏着一方民国时期出土的墓志铭,全称为《大周故左武威大将军,检校左羽林军,赠左玉钤卫大将军,燕国公黑齿府君墓志文并序》。

这方墓志铭高70厘米,宽73厘米,铭文41行,满行41字,1600余字。详细记载了,大唐名将黑齿常之曲折的一生,同时也将《两唐书》《资治通鉴》列传中,缺漏的历史细节一一补全,使我们得以更全面的认识,这位忠贞爱国的异族将领。

黑齿常之(630——689年)百济人,两唐书只简略记载,“其身长七尺有余,骁勇而有谋略,为百济达率(百济官名)兼风达郡将,相当于唐朝的刺史。”

而在墓志铭中,则补全了他的字和姓氏的由来,“府君讳常之,字恒元,百济人也。其先出于扶余氏,封于黑齿,子孙因以为氏焉”。

也就是说,黑齿常之本是百济扶余王室一族,受封于黑齿之地,因以地为姓。这有点像屈原祖上本与楚王同姓,后受封于“屈”地而改姓屈一样

《墓志铭》中还写到,黑齿常之的曾祖、祖父、父分别叫文、德、沙次,皆任“达率”之职,而“黑齿常之本人“年未弱冠,以地籍授达率”。同时,还写了这么一条,“(百济)达率之职,犹今兵部尚书,于本国二品官也”。

这便和两唐书里“仕为达率兼郡将,犹中国之刺史也”的记载相左了,以唐律来说“刺史最高也只有三品”。

按照《北史·百济传》的记述:“其都曰居拔城,亦曰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都下有万家,分为五部,……,五方各有方领一人,以达率为之,方佐贰之。方有十郡,郡有将三人,以德率为之。”

可见百济达率为五方镇将,其下设十郡,实际上是大军区的主官,品级确实比唐朝刺史职位高。

但说是兵部尚书则略显溢美了,五方镇将之上,应该还有一个总揽全军的军事主脑,他才应该是百济的国防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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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三国

唐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三月,唐朝任命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10万唐军,联合新罗进攻百济。

唐罗联军在熊津江口登陆后,连续击败百济主力,百济王扶余义慈及太子扶余隆率众投降,百济灭国。

唐军在百济旧地设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个都督府,以百济原来的大小酋长为都督、刺史及县令进行管理。

而末代百济国王、太子、王子以及高级将领五十八人,则被押送至长安献俘阙下。高宗李治分别委以官职,百济王室由此定居中国,渐渐融入了汉族。

《旧唐书·高宗本纪上》:“(显庆五年)十一月戊戌朔,邢国公苏定方献百济王扶余义慈、太子隆等五十八人俘于则天门,责而宥之。”

在国王投降的情况下,刚刚31岁的黑齿常之与大多数将领一样,率所部向唐军投降。但当时,苏定方统领的唐罗联军多有杀戮,黑齿常之跟随投降大军向唐军“送降款”,目睹了“丁壮者多被戳”,感觉十分愤怒。

不久,他便“与左右酋长十余人”逃回本部,聚啸山林征召旧部,凭借任存山(位于今韩国全州)天险结寨自保,很快就聚集起三万余众,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抵抗部队。

《旧唐书·黑齿常之传》:“与左右十余人遁归本部,鸠集亡逸,共保任存山,筑栅以自固,旬日而归附者三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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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定方

黑齿常之据守在任存山南部,距离百济都城泗沘城较近,对唐军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苏定方迅速发兵进行征讨,两个名将间的“任存山之战”爆发。

关于此战,汉史记载极为简略,“定方遣兵攻之,常之领敢死之士拒战,官军败绩”(《旧唐书》)、“定方勒兵攻之,不克”(《新唐书》)、“定方遣兵攻之,常之拒战,唐兵不利”(《资治通鉴》)。

在另一部,记述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历史的《三国史记》中,对任存山之战记载稍详:“(660年)八月二十六日,攻任存大栅,兵多地崄,不能克,但攻破小栅。”

此处的任存大栅,应当就是黑齿常之结寨自守的地方,苏定方统领的唐军攻破了小栅,但在黑齿常之亲领敢死队据战之下,大栅未能攻克。

九月三日,苏定方按原计划撤军回国,在百济只留副将刘仁愿统领的一万唐军和七千新罗兵。唐罗联军的人数十万锐减到一万七千人,已经难以控制百济全境。而计划中赶来增援的左卫中郎将王文度,9月28日猝死,所部未能前往百济。

《三国史记》:“(公元660年)九月三日,郞将刘仁愿,以兵一万人,留镇泗沘城,(新罗)王子以兵七千副之。定方以百济王及王族臣僚九十三人,百姓一万二千人,自泗沘乘船回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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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济的局面顿时逆转,各地抵抗军纷纷转守为攻。9月23日,黑齿常之率部奔向百济王都泗沘城(居拔城、固麻城),在拔除城外据点后,开始围攻城垣。(“先破外栅,总夺军资,复攻府城,几将陷没”)

所幸,留守王都的唐军也是百战之师,即便攻城部队蜂蚁而来,却毫不慌乱。在刘仁愿带领下,凭借王城高厚的城墙拼死守城,大量杀伤攻城部队。

黑齿常之见仰攻坚城难以得手,便在泗沘城四周山岭上,筑起四五个军寨,形成围而不攻的态势,同时伺机抄掠周边城邑屯粮围困。在此次进攻的影响下,“百济人叛而应者二十余城”。

《三国史记》:“(公元660年)九月二十三日,百济余贼兵入泗沘,谋掠生降人,留守仁愿出唐、罗人,击走之。贼退上泗沘南岭,竖四五栅,屯聚伺隙,抄掠城邑,百济人叛而应者二十余城。”

面对百济即将崩盘的局面,新罗王春秋率太子法敏及新罗诸军前来营救,10月30日,新罗军攻破泗沘南岭军寨,斩首1500余级,“百济二十余城震惧,皆降。”

《三国史记》的记述来看,两唐书和通鉴中记载的“黑齿常之收复百济二百余城”的辉煌战果,应为夸大之词。

因为,当时百济全国也就200余城,黑齿常之不可能全部收复。加之,当时百济抵抗军的总首领为道琛福信,并不是黑齿常之,而之后黑齿常之可能是与二人不和,渐渐被边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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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江口海战进军路线图

此后,百济战局陷入停滞,直到公元663年,唐倭白江口之役后,双方都没有什么大动作。

随着,刘仁轨在白江口海战中,四战四捷,焚烧倭国战船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痛歼了倭国援军。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百济王”扶余丰,只身逃走直接人间蒸发了,唐军只是“获其宝剑”。

没了倭国这个强援,百济抵抗军的末日丧钟也就敲响了。龙朔三年(663年),唐高宗李治遣使招降黑齿常之,在抵抗军中被边缘化的黑齿常之决定再次降唐。

《旧唐书·黑齿常之传》:“龙朔三年,高宗遣使招谕之,常之尽率其众降”。

这时,刘仁轨的部将孙仁师说道:“兽心难信,若授以甲仗,是资寇兵也。”

孙仁师所言“兽心难信”,应该就是指黑齿常之降而复叛,兴兵围攻泗沘城的举动。

刘仁轨不以为意,说道:“此二人(沙吒相如、黑齿常之)皆忠勇有谋,感恩之士,从我则成,背我必灭,不须疑也。”

《旧唐书·刘仁轨传》:先是,百济首领沙吒相如、黑齿常之自苏定方军回后,鸠集亡散,各据险以应福信,至是率其众降。孙仁师曰:“相如等兽心难信,若授以甲仗,是资寇兵也。”仁轨曰:“吾观相如、常之皆忠勇有谋,感恩之士,从我则成,背我必灭,因机立效,在于兹日,不须疑也。”于是给其粮仗,分兵随之,遂拔任存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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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刘仁轨的信任下,黑齿常之开启了终生为大唐搏杀的序幕,而附唐第一功,便是任存城之战。

白江口之役后,百济军大势已去,各城非溃即降。但任存城守将迟受信,却凭借地险城坚,粮秣甚多拒不投降(“贼帅迟受信据任存城不降”)。

公元663年10月21日,新罗军首先对任存城发起进攻,但结果是“攻之三旬,不克,至11月4日,班师。”

在这种情况下,刘仁轨决定起用黑齿常之和沙吒相如,这就是《旧唐书·刘仁轨传》里记载的,“给其粮仗,分兵随之,遂拔任存城。”

可见经过激战,唐军如愿攻克了任存城,“攻拔任存城,迟受信弃妻子,奔高丽”(《资治通鉴》)。

凭此功劳,唐朝授予黑齿常之“折冲都尉”(正五品下),令其“镇熊津城”。

综合汉史和三国史记的记载可以确定,黑齿常之曾两次降唐,时间分别是显庆五年(660年)和龙朔三年(663年),投降的对象分别是苏定方和刘仁轨。

但在黑齿常之的墓志铭中,隐去了他降而复叛一节,只说他“与其主扶余隆具入朝,隶为万年县人”。

但很显然,显庆五年(660年)十一月,苏定方献俘阙下的五十八人里,肯定没有黑齿常之。

墓志铭所以略去这段经历,估计是因之后其终生为唐臣,不好意思写曾有叛唐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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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齿常之墓志铭》

至于黑齿常之为何叛而复降,唐军的军事压力固然是前提条件,但黑齿常之的成长经历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墓志铭》中,对于他的成长经历有如下描述,“府君少而雄爽,机神敏绝,所轻者嗜欲,所重者名训。府深沉清,不见其涯域情。轨阔达远,不形其里数。加之以谨悫(诚实),重之以温良。由是,亲族敬之,师长惮之。年甫小学,即读《春秋左氏之传》及班、马两史,叹曰:(左)丘明耻之,(孔)丘亦耻之。诚吾师也,过此何足多哉!”

由此可见,当时包括百济在内的朝鲜三国,皆深受中原文化的熏陶,盛行儒家文化。黑齿常之对唐朝文化的软实力,心有戚戚焉,容易为之吸引。

同时,儒家文化忠君爱国的思想,也让他在百济时,为百济不惜拼死而战;归唐后,则为唐朝倾心矢力不避刀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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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元帝萧绎所绘《职贡图》中的百济人形象

黑齿常之第二次降唐的时间是龙朔三年(663年),之后十五年(仪凤三年,678年),两唐书对他的经历一无所言,但墓志铭恰好补足了这段缺失。

《墓志铭》里记载,

“麟德初(664),以人望授折冲都尉,镇熊津城,大为士众所悦”。

这就说明,黑齿常之降唐后,并没有马上西至大唐本土,而是留在百济在协助刘仁轨治理地方。

八年之后,即咸亨三年(672年),黑齿常之“以功加忠武将军,行带方州长史,寻迁使持节沙泮州诸军事,沙泮州刺史,授上柱国。”

不久,又因他“以至公为己任,以忘私为大端,天子嘉之”,“转左领军将军,兼熊津都督府司马,加封浮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

由此可知,仪风二年(677年)前,黑齿常之一直都在百济故地任唐朝地方官,由一个折冲都督逐步升职为左领军将军,封爵淳阳郡开国公。

直到677年,“蒲海生氛,兰河有事”,黑齿常之才被跨海调动到河陇地区的洮河道,任洮河道经略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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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怎么会有一个跨度如此之大的调动呢?

要知道,黑齿常之的履历里,从未有过与游牧部队的作战经验,而这个调令的跨度,直线距离也有两千多公里。

这个疑问的答案,看看谁是他的主官便一目了然了。

《旧唐书·刘仁轨传》:“仪凤二年(677年),以吐蕃入寇,命仁轨为洮河道行军镇守大使。”

这就很清楚了,当年收纳黑齿常之的老恩公刘仁轨,一直没忘了他。当刘仁轨调任洮河道行军镇守大使时,又想起了黑齿常之,便向朝廷举荐,使其再次成为自己的部下,否则唐庭是无论如何,不会想起他的。

从此以后,黑齿常之便留在唐朝西北,为镇守唐界东挡西杀。但在他成名之前,还有一个无比危险的阴招在前面等着。这个阴险的坑,还是他的老恩公刘仁轨挖的。

黑齿常之是怎么从坑里挣脱出来的,他又如何救唐军于水火,请看下篇《大唐名将黑齿常之——救唐军十万,擎河西半壁,终含冤自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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