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在歷史上是怎樣的一個人?

打我啊552


一部《大秦帝國》讓很多人認識到了一個博學、果敢、為國為民的法家學者商鞅。小說畢竟是藝術,它將商鞅美化成一個“完美”的人。不可否認歷史上的商鞅確實是一個偉大變革者,但同時他也是一個賤視百姓生命的御用政客。

實至名歸:偉大的變革者,變法浪潮當中的勝利者

古代中國的第一次變革就發生在春秋戰國那個光輝的時代。一方面是隨著社會生產工具的改進以及生產力的提高,新興的地主階級跟自耕農階級,對舊有的奴隸制社會體制越發不滿。另一方面是舊有的奴隸制生產模式因其生產效率低下,影響到列國間的爭霸。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法家應運而生,一大批法家學者奔走於列國當中推行一系列解放生產力、增強國家綜合國力的變革。

魏國在李悝變法之後成為戰國首霸,楚國在吳起變法之後重拾昔日的雄風,韓國也在申不害變法之後成為了實力不可小覷的小霸主。但是這些人跟商鞅比起來都顯得那麼的渺小,作為一個變革者,商鞅的偉大是毋庸置疑的。

據《史記·商君列傳》載:“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這是商鞅在秦國推行的第一次變法後,秦國的改變。推行了十年,秦國怡然達到了路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的風貌,而之前那些樂於私鬥的人也變得怯於私鬥、勇於公戰。可以說商鞅的第一次變法效果顯著,於是商鞅又緊接著推行了第二次變法。

據《史記·商君列傳》載:“居五年,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在第二次變法之後,秦國已經是國富民強,天子都“致胙於孝公”,國際地位得到了顯著的提升。可以說正是商鞅的兩次變法奠定了秦國統一的基礎。

正如秦昭襄王時期的相國蔡澤所言:“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商鞅通過嚴苛的法律給秦國營造出了一個安定的國內環境;通過獎賞,讓農民勤於耕種,士兵勇於作戰。最終實現了“兵休而國富”、“無敵於天下”、“立威於諸侯”。

美化:真實的商鞅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雖然商鞅在變法上的偉大毋庸置疑,但是他的為人卻讓人難以苟同。在小說《大秦帝國》裡面,秦惠文王車裂商鞅的時候,那些老百姓紛紛都來送別商鞅,甚至有的老百姓追隨商鞅而死。但是在真正的歷史當中,商鞅被車裂的時候,並沒有老百姓感到惋惜。據《戰國策·秦策》載:“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短短的一句話,徹底將《大秦帝國》裡面那個受到百姓愛戴的商鞅的形象撕破。

為何給秦國做出偉大貢獻的商鞅,最終卻只得到一個“而秦人不憐”的評價呢?這其實跟商鞅自身的思想有關,在《商君書·弱民》一篇當中,商鞅將自己賤視百姓的一面展現得淋漓盡致,在商鞅看來“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樸則強,淫則弱。弱則軌,淫則越志。弱則有用,越志則強。故曰: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雖然這不過是商鞅強國手段的一種,但是從他把老百姓看成是“工具”的那一刻開始,就註定了他最後得不到秦人的憐惜。

對於商鞅的思想、為人,司馬遷也是極其厭惡的,甚至認為他的死是咎由自取的。在《史記·商君列傳》當中記載了:“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商鞅因為自己制定的嚴刑峻法,使得自己在逃亡過程竟無容身之處,後人評價曰“作法自斃”。為國君制定瞭如此嚴厲的法律來統治老百姓,也是“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的重要原因。


煮酒君


提起商鞅(公孫鞅),人們首先想到的是我國古代最偉大的改革家,他的變法讓秦國實現了富國強兵,為秦統一六國奠定了堅實基礎。但司馬遷對商鞅的評價卻是負面的:說他為人刻薄少恩,所持學說是膚淺不實的“浮說”,最終遭受車裂酷刑也是活該!

司馬遷對商鞅的評價是否正確?這要看站在哪一派學說的角度去考量。站在儒家的角度看,司馬遷的評價是有道理的;站在儒家以外的角度,從歷史貢獻看,商鞅不僅是最偉大的改革家、是秦統一六國的奠基人,更是中國封建制度的總設計師!


一、商鞅是刻薄少恩之人嗎?

司馬遷認為商鞅刻薄少恩的理由有四:一是商鞅通過走秦孝公寵信宦官景監的後門上位,這與儒家倡導的“學而優則仕”理念相悖。二是商鞅對太子的老師公子虔處以重刑,這與儒家倡導的“刑不上大夫”理念格格不入。三是商鞅在秦魏之戰中用欺詐手段擊敗魏國攫取了河西土地,而商鞅曾在魏國工作生活過,有忘恩負義之嫌。四是商鞅不聽趙良以德治國、施行仁政的建議,因此他被車裂是咎由自取。

司馬遷站在儒家理論基礎上批判商鞅,自有他的道理。如果拋開儒家理論,又該如何看待商鞅呢?我們來看第一條,通過走後門而上位就是刻薄嗎?很顯然說不通。歷朝歷代通過走後門謀取高位的儒生還少嗎?怎麼他們都沒有落下“刻薄”之名,商鞅這麼做就落下“刻薄”惡名了?


再看第二條,對太子的老師公子虔處以重刑就是刻薄嗎?公子虔被處以重刑,是因為在推行變法、舉國反對的大背景下,太子故意犯法,其目的在於阻撓變法。商鞅說:“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法律講究平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不因你地位尊貴而免除刑罰。既然太子不能服刑,教不嚴師之墮,讓教育太子的老師承擔“教不嚴”之過,這難道也有錯?

第三條,商鞅率領秦軍擊敗魏國奪取河西土地是忘恩負義嗎?商鞅本是衛國人,因在魏國不受重用,才跑到秦國發展。良禽擇木而棲、忠臣擇主而事,你魏國不用我,難道讓我在你這一棵樹上吊死?食君之祿、忠君之事,對我有知遇之恩的是秦國而非魏國,我當然願為秦國稱霸效犬馬之勞,這怎麼能叫忘恩負義呢?


第四條,不聽趙良以德治國、施行仁政建議,就是咎由自取嗎?我商鞅是法家而非儒家,憑什麼聽你儒家那一套?法家掌權,卻要實行儒家治國方略,笑話!

由此可見,司馬遷站在儒家理論基礎上批判商鞅刻薄少恩,僅是一家之言;拋開儒家理論來看,他列出的四條,根本沒有一條能站住腳。司馬遷狠批商鞅,但法家學派另一位重要人物李斯卻對商鞅倍加讚譽,他在《諫逐客書》裡寫道:“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在李斯眼裡,商鞅就是大秦帝國的奠基人和先行者!


二、商鞅所持學說是“浮說”嗎?

縱觀我國古代史,治國無非三種理念:儒家倡導仁孝為本、以德治國;道家倡導無為而治、休養生息;法家倡導明法嚴刑、依法治國。三派學說中,儒家和法家嚴重對立,儒家學派重要人物司馬遷否定法家學派代表人物商鞅,以商鞅個人品行來否定其歷史貢獻,也就不難理解了。

一部《商君書》,從理論上系統回答了封建制國家的政治、經濟、土地、賦稅、軍事、外交等重大問題,君主集權專制、郡縣制、按土地產出徵稅等核心制度,都是在商鞅變法後確立的,韓非、李斯都是在商鞅變法基礎上進行改進和完善。而商鞅變法則是對《商君書》理論的偉大實踐,說商鞅是我國封建制度的總設計師,一點都不誇張!

商鞅雖然被秦國車裂而死,“秦人不憐”,但商鞅變法的成果卻被歷朝歷代傳承下來:重農抑商、獎勵農耕和戰功、廢井田開阡陌按田畝穀物產量徵稅、廢分封制改為郡縣制、加強中央集權,後世哪一朝哪一代沒有效仿?既便是被儒家噴得體無完膚的去強、說民、弱民之術,後世哪位帝王沒有執行?被司馬遷渺成渣的帝王馭民之術,此等“浮說”,為何卻被歷朝歷代帝王和權謀家奉為密而不宣的圭臬?



後世歷代王朝只是給冷酷的法家制度披上了仁慈的儒家外衣而已,法家永遠是裡子,儒家不過是面子。揭開這層虛偽的面紗後,我們看到的卻是另一種場面:為了權力、地位和財富,父子反目、兄弟相殘、姐妹相害、臣子弒君、君王奪妻、公公扒灰,要多骯髒,就有多髒!


忍者評史


商鞅是戰國時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先秦法家代表人物。他本是衛國人,但衛國已經衰落,他知道秦孝公是個有理想的明君,便毅然決然來到了秦國。他一心讓秦國走出內憂外患,以便建立春秋霸業。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他堅定不移地推行“廢井田,開阡陌,獎勵軍功”的十字變法,歷史上稱為“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從政治上看,大膽改革了秦國戶藉、土地制度、行政區劃、稅收、度量衡乃至民風民俗,制訂了嚴酷的法律;從經濟上看,他主張重農抑商、獎勵耕織;從軍事上看,確立了軍功爵位,他作為軍事統帥率領秦軍收復了河西失地。

商鞅變法的成就頗豐,效果明顯:是戰國時期一次較為徹底的改革運動,極大地推動了社會進步和歷史進程。通過改革,秦國廢除了舊的制度,創立了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制度,壯大了國力,實現了國富兵強,為以後秦統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中國歷史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商鞅的變法,由於動搖了貴族王權的勢力,直接打擊了不少王孫貴族。嚴刑峻法得罪了太多的人,秦孝公死後,他失勢了,出現了牆倒眾人推的局面,最後被秦惠王處以“車裂”之形,滅商鞅之族。

商鞅敢於觸動舊勢力,勇於改革的行為值得稱讚。

司馬遷評價商鞅三點:言詞浮誇,不是本性;靠太監推薦得勢;濫用刑法,手段欺詐,這也是實事求是的評價。總的來說,商鞅在歷史上也是功大於過吧!





老孫遁世無悶


商鞅主張,尚奸和惡政。即選拔重用奸惡之人,行惡政。

商鞅認為,國強民弱,民強國弱。治國之道守在弱民。政做民之所樂,民強,政做民之所惡,民弱。所以,君主必須實行人民所惡之政。

惡政有疲民,貧民,弱民,辱民,愚民。

還有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重刑輕賞,則民愛上。以奸使民,則民親制。

扼殺人民的一切權利和自由。讓人民生存的唯一價值,就是為君主至死盡忠——戰時用其死,安平盡其力。寡聞從令。

商鞅還認為,要讓百姓專心耕戰。眼睛不要亂看,耳朵不要亂聽,嘴巴不要亂說。這讓人想起驢拉磨時,需要把驢的眼鏡蒙上。而法家比驢的主人想的更為周全。不但要蒙上人民眼睛,還要塞住耳朵,堵上嘴巴。

司馬遷對商鞅的評價,所言之惡僅有商鞅之罪的百分之一。

法家確確實實代表了君主的利益,讓人民做君主的奴才。讓人民成為沒有思想,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任由君主驅使。


楊朱學派


應該說,秦王朝的事情,成也在商鞅,敗也在商鞅;就商鞅個人而言,成也在變法,敗也在變法。

商鞅本來是衛國人,姬性,公孫氏,所以,商鞅又叫做衛鞅,公孫鞅。大家知道,姬姓是周王朝的國姓,周文王姬昌就姓姬。周武王滅商後,分封天下,把天下全部分給了他的本家子,商鞅應該就是周王朝的本家子。秦王朝乃是靠護送周平王東遷而發跡的,屬於外人。最早的時候,秦始皇的祖宗善養馬,周王朝便將秦地賜予秦始皇的祖上,並賜予嬴姓。

商鞅有才能,有人推薦他做官,衛君不以為然。推薦的人就說:“你既然不用商鞅,就一定要把他殺掉。”衛君也不以為然。後來,秦王朝招納賢士,說誰能讓秦國強盛,就讓誰當大官。為了當大官,商鞅不顧國家利益,跑到秦國去了,因此有了“商鞅變法”,秦國也因此而強大起來。

強大起來的秦國四處征伐,商鞅就帶了軍隊,征伐他的母國衛國;衛國吃了敗仗,不得不割地求和。衛君這時候才後悔當初沒用商鞅,也沒啥了商鞅。

商鞅變法推進了秦國的強盛,但秦國的法律嚴苛,也是一個弊端。商鞅規定,出遠門必須有憑證,否則,不能收留,收留者也要受懲罰。商鞅逃跑時在客棧求住,就被拒絕。店主告知商鞅:我國律法森嚴,商君有令,但凡住店者要有憑證,沒憑證一律不得接收。商鞅因此而住不了店。商鞅要到衛國去,衛國自然是不接受;沒辦法,只得回到他的封地,最後戰敗了,被秦國處了車裂之刑。

商鞅變法,是秦朝暴政的源頭。這種暴政,既可使國家強盛,也會使百姓無法承受;應該說是一把雙刃劍。秦朝建立僅僅十五年就滅亡了,不能不說與它的暴政有關。


隴之語


我國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中有記載,他是這樣評價商鞅的,“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幹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bì)臣,及公子虔,欺魏將昂,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餘常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出,司馬遷明顯不認同商鞅的為人,認為他得權得勢皆使卑鄙手段,奔走於魏國秦國,濫用刑法,不聽秦舊貴族趙良的勸告執意施厲法,被秦人五馬分屍,是咎由自取也!

我們不可否認司馬遷的評價,但他的觀點是主觀的、片面的,因而他沒有沒有突出商鞅做出的實際貢獻。我想這也和當時整個貴族勢力都痛恨商鞅這個人有關,所以當司馬遷走訪調查的時候聽到的都是對商鞅的負面評價。那麼實際上商鞅又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他有為何會遭殺身之禍呢?

春秋末年,韓趙魏三家分晉、田氏代齊,宣告歷史由此進入戰國時期,此時整個國家正在經歷一場劇烈的大變革,各諸侯國紛紛變法,從早期宗法分封制國家向中央集權官僚制國家轉型。其中魏國由李悝率先變法,發展農業並在原有法律基礎上制定了中國第一部成文法法典《法經》。使魏國一躍成為諸侯強國。秦國此時,國內矛盾叢生,繼續變法圖強,在秦孝公即位後,以優厚的待遇向社會廣發求賢令,當時還在魏國的商鞅怦然心動。商鞅,原名公孫鞅,出身衛國公族,也被成為衛鞅,後來因秦孝公將商邑封給他,因而被稱為商鞅。商鞅自幼喜歡刑名之學,他來到最先實行變法的魏國學習《法經》,希望大展宏圖。但是他並沒有得到魏王的賞識,轉而投奔秦國。史料記載,商鞅先後給秦孝公進言主張帝道、王道,都不切實際,最後提出的霸道即變法,深深吸引了秦孝公。兩人促膝長談數日,不煩。可見商鞅之法深得孝公賞識,但舊貴族勢力處處阻撓變法,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變法才得以執行。商鞅變法歷時十餘年,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法律、社會、風俗等方方面面。這就是流傳已久的《商君書》,商鞅強調以法治國,獎懲制度延伸至各個方面,舉國之力發展農業和軍事,實行強有力的農戰結合戰略,鼓勵軍功論賞,這對秦國逐漸強大,稱霸中原,一統天下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由此可見,商鞅的政治、軍事才能足以強國。秦孝公時期,由商鞅策劃的兩件大事:一是商鞅變法;二是櫟陽遷都咸陽。這兩件事都嚴重損害了秦國舊貴族的勢力,使得秦孝公死後,商鞅免不了被五馬分屍的命運。天下之事,不難於立言,難於言之必效;不難於立法,難於法之必行。商鞅為了實現自己的雄心抱負,採取了手段,但是他確實有才,而且他只是得罪了貴族勢力,觸動他們的利益,不能怪商鞅,只能歷史規律就是這般吧!歷史關於商鞅及其《商君書》都存在很大的爭議,而且缺乏歷史證據,我們只能從秦法中去了解這麼一個偉大人物!

歡迎大家在評論區指出不足和建議,如果喜歡就請關注!謝謝!






衣帶漸寬終不悔never


商鞅在史記裡面有傳記,商君列傳,那我們來看看商鞅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商鞅,是衛國國君的庶子,叫公孫鞅,也叫衛鞅。商鞅在年輕的時候特別喜歡刑名之學,在魏相公叔座做中庶子。

公叔座病重的時候,魏王去看望公叔座,公叔座向魏王推薦了商鞅,魏王沒有反應,公叔座就知道魏王沒有這個打算,於是就跟魏王說,如果您不打算用商鞅,那麼必須把商鞅殺掉,不能讓他離開魏國,魏王還是沒有反應。

魏王走後,公叔座派人叫來商鞅,告訴他剛才的事情,讓他趕緊離開魏國,商鞅說,既然魏王不聽你的建議重用我,那麼也不會聽你的把我殺掉的。

商鞅聽說秦孝公在求賢納士,就在秦孝公的寵臣景監的幫助下見到了秦孝公,第一次講了堯舜治國的方法,第二次講春秋五霸的治國方法,第三次講富國強兵的方法,秦孝公十分的滿意。

秦孝公打算採納商鞅的意見,進行變法,但又擔心秦國人會議論,所以讓商鞅與甘龍和杜摯在朝上辯論,商鞅把對方辯得啞口無言,秦孝公下定決心變法,任命商鞅為左庶長。

商鞅的變法主要是廢除了世卿世祿制,要獲得爵位與田地,主要是靠戰功,這樣激起秦國士兵的作戰勇氣,另外鼓勵開墾耕種,實行連坐法。

商鞅擔心新法不被老百姓所信任,於是南木立木,只要搬到北門能獲得五十金,後來有一個人搬走,真的拿到了五十金,這下子老百姓都相信了,商鞅就頒了新法。

新法剛頒佈的頭一年,有很多老百姓都到咸陽來說新法的不好之處,商鞅認為這是因為貴族觸犯了新法,剛好太子也觸犯了新法,所以商鞅就處罰了太子,太子是儲君,自然是不能處罰的,於是就罰太子的老師公子虔與公孫賈,就再也沒有人敢議論新法了。

秦孝王死後,秦惠文王繼位,因為新法觸動了貴族的利益,再加上商鞅得罪了秦惠文王,公子虔就告發商鞅謀反,最後商鞅被車裂。


歷史簡單說


商鞅,姬姓,公孫氏,出生於衛國的沒落貴族後代。戰國時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效力於秦孝公,厲行變法改革,推動了周朝西陲蠻夷國家一一秦國加速封建化進程。

第一次變法:

推行《墾草令》之後,商鞅成為左庶長,在秦國內實行第一次變法。

主要內容:改革戶籍制度、實行什伍連坐法、獎勵耕戰、改革爵制、重農抑商、制定秦律。

通過變法的內容,我們可以把商鞅定位為一箇中國古代軍國主義分子的肇始者。激進的改革措施,實現了全民皆兵。入則為農,出則為兵,西魏宇文泰的府兵制度和努爾哈赤實施的八旗制度也是一樣。所有人民,必須具有尚武的風氣與基因,這與1930s的大日本帝國的政策,如出一轍。商鞅變法的內容,將秦國淪為一個軍國主義的國家,把對外擴張作為提高國民生存發展空間的第一政治選擇。對於秦國來說,固然有利,把秦國變成了一個戾氣十足的戰爭機器,卻給中原地區的躬行仁義的老百姓,帶來非常沉重的血腥殺戮與沉重災難。

第二次變法:

變法內容:廢井田,允許土地私有、推行郡縣制、統一度量衡、燔燒詩書,推行秦法。

從變法的內容,想起了秦始皇的施政方針,簡直是如出一轍呀。中華後代深惡痛絕的焚書坑儒,肇事者絕不是秦始皇,而是大名鼎鼎的商鞅。作為法學家的代表人物,極力排斥儒家思想對於民眾思想的腐蝕作用。讓百姓放棄仁義,互相告密揭發,秉承無私,赤心忠於國家。

商鞅變法的結果是:日益強大的秦國人民,飽受著重大的經濟剝削,百姓窮困不堪;壯丁抽取,骨肉悲慘分離。鄰里告密,民心向背不和。所以,秦孝公死後,商鞅處以車裂之刑罰,全國的老百姓沒有一個人同情他。

作為統一天下的國家,秦朝隋朝元朝,建立了赫赫武功。那又怎樣,全都二世而亡。歷史學家心裡就沒點兒逼數。作為少數民族建立的國家,實施鐵血政策,血腥殺戮,崇尚“高詐力”,給人民心中帶來了巨大的災難與傷痛。漢朝賈誼《過秦論》: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當然了,從上帝視角出發,中原地區信奉儒家的君主,基於儒家固有的腐化基因,每天詩酒風流,追求聲色享受,就像晉朝(晉惠帝)、南朝(宋廢帝、東昏侯、陳後主)、宋朝(宋徽宗、宋理宗)、明朝(萬曆天啟崇禎)後期的君主一樣,確實需要“上帝之鞭”狠狠的抽打一下。玩物喪志,玩人喪德,難道不應該教訓一下嗎?

總之,商鞅不過是一個冷血的“國家主義”打手,是一箇中國曆史長河中從未消失過的恐怖幽靈。

後期的諸葛亮,部分繼承了商鞅的軍國主義思想。自己六出祁山,姜維九伐中原,對內盤剝抽丁、嚴刑峻法,對外血腥擴張、妄動干戈,打著匡復漢室的名義,實際給蜀國和中原地區的百姓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和負擔。好在諸葛亮忠心耿耿,善於邀買人心,欺世盜名,最後在不良作家羅貫中的美化下,化成了人心讚頌的智慧化身和忠臣良相。

作為中國封建制度的總設計師,擔當生前事,何懼身後名。莫問前途吉凶,但求落幕無悔。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親愛de猛獸


商鞅是怎麼來到秦國的呢?

秦孝公繼位後。當時黃河和殽山以東的戰國六雄已經形成,淮河、泗水之間有十多個小國。周王室勢力衰微,諸侯間用武力相互征伐吞併。秦國地處偏僻的雍州,不參加中原各國諸侯的盟會,被諸侯們疏遠,像夷狄一樣對待。

秦孝公繼位後以恢復秦穆公時期的霸業為己任,在國內頒佈了著名的求賢令,命國人、大臣獻富國強兵之策。秦孝公在求賢令中指出:“秦國自秦厲共公之後接連幾代不得安寧,國家內憂外患,魏國趁機奪取了祖先的河西之地。諸侯們疏遠秦國,恥辱沒有比這更大的了。賓客和群臣中誰能為秦國獻出富國強兵之策,我便給予他高官、土地的賞賜。”

商鞅聽說秦孝公在國內發佈求賢令,便攜帶李悝的《法經》投奔秦國,通過秦孝公的寵臣景監見孝公。商鞅第一次用帝道遊說秦孝公,孝公聽後直打瞌睡並通過景監指責商鞅是個狂妄之徒,不可任用。五日後,商鞅再次會見秦孝公,用王道之術遊說,孝公不能接受並再次通過景監責備商鞅。商鞅第三次會見秦孝公時用霸道之術遊說,獲得孝公的肯定但沒有被採用,但商鞅此時已領會孝公心中的意圖。最後商鞅見孝公時暢談富國強兵之策,孝公聽時十分入迷,膝蓋不知不覺向商鞅挪動,二人暢談數日毫無倦意。景監不得其解,向商鞅詢問緣由。

商鞅說秦孝公意圖在當今爭霸天下,所以對耗時太長才能取得成效的帝道、王道學說不感興趣。這為後來商鞅大力度變法。打下了厚實的基礎!

那麼商鞅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我個人認為,他是一個很果斷的人!

秦孝公打算在秦國國內變法的時候,猶豫不決。於是秦孝公召開朝會命臣工商議此事,商鞅就對秦孝公說:“行動猶豫不決,就不會搞出名堂,辦事猶豫不決就不會成功。況且超出常人的行為,本來就會被世俗非議;有獨道見解的人,一定會被一般人嘲笑。愚蠢的人事成之後都弄不明白,聰明的人事先就能預見將要發生的事情。不能和百姓謀劃新事物的創始但可以和他們共享成功的歡樂。探討最高道德的人不與世俗合流,成就大業的人不與一般人共謀。因此,聖人只要能夠使國家強盛,就不必沿用舊的成法;只要能夠利於百姓,就不必遵循舊的禮制。”

甘龍反駁說:“聖人不改變民俗來教育民眾,智者不改變已形成的法令來治理國家。順應民風民俗教育民眾,不費力就能成功;沿襲舊有制度來治理國家,官吏習慣而百姓安定。”商鞅說:“甘龍所說的,是世俗的說法。一般人安於舊有的習俗,而讀書人拘泥於書本上的見聞。這兩種人奉公守法還可以,但不能和他們談論成法以外的改革。夏商周三朝禮制不同能統一天下,春秋五霸法制不一能各自稱霸一方。聰明的人制定法度,愚蠢的人被法度制約;賢能的人變更禮制,尋常的人被禮制約束。”

杜摯說:“沒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能變法;沒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能更換舊制。仿效過去的法度沒有過失,遵循已有的禮儀不會出現偏差。”商鞅說:“治理國家沒有一成不變的辦法,有利於國家發展就能不仿效過去的法度。商湯、周武王不沿襲過去的法度能夠得天下,夏朝、商朝因遵循舊制而滅亡。反對舊法的人不能非議,而沿襲舊禮的人不值得讚揚。”秦孝公十分贊同商鞅的觀點。

變法之爭結束後,秦孝公於前359年命商鞅在秦國國內頒佈《墾草令》,作為全面變法的序幕。

主要內容如下

一刺激農業生產 以農業為本業。

1為刺激農業的發展,商鞅制定了增加農民數量,使全國各行各業的人都從事農業;

2禁止農民購買糧食,迫使農民專心務農;

3實行愚民政策,隔絕農民與知識的接觸;

.....

二抑制商業發展 以商業為末業。為抑制商業的發展,商鞅制定了商人不得賣糧;

1提高酒肉價格、加重商品銷售稅;

2禁止百姓經營旅店、客舍;

3商人的奴僕必須服役等措施。

......

三重塑社會價值觀,提高農業的社會認知度

1加重處罰力度打擊國內心胸狹窄、性情急躁、懈怠懶惰、揮霍錢財、阿諛奉承的百姓;

2取消影響農業生產的娛樂活動;

3改變秦國國內重視學問,鄙視農業生產的風氣。

...

商鞅是法家代表人物!!

法家認為政治目標要固定,而政治手段需要靈活。為實現政治目標要調動所有的政策和組織,靈活的採用相應的手段,以便實現這個目標,法家掌握權力後通過變法革新就是基於這個理論。商鞅在變法之爭時提到的“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就成為了秦國政治的指導原則,使秦國領先於山東六國。

其次,法家主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商鞅執法不避權貴、刑上大夫表明了他堅決貫徹了法家的這一主張。

最後,法家還有一個共性就是“明法”,商鞅一樣抱著這種態度和精神來推行政治改革,讓百姓知曉法律。例如蔡澤遊說范雎時曾說:“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韓非也說商鞅“燔詩書而明法令”,可見商鞅不但在言論上明法,在行動上也以此為目標。

商鞅變法時所設的連坐之法,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頂、抽肋、鑊烹之刑。商鞅執法嚴酷,曾在渭河邊一日處決囚犯七百人,河水因此變紅,號哭之聲驚天動地。商鞅嚴格執法、濫用酷刑的行為招致普遍的怨恨,

商鞅是個政治家,又是個軍事家!

首先,商鞅主張全農的經濟政策,為此他頒佈了《墾草令》,制定出二十種重農和開墾荒地的辦法。一方面直接或間接的刺激農業發展,一方面打壓工商業。

其次,商鞅主張重刑厚賞。商鞅認為人的本性是趨利畏罪的,只要重刑厚賞,就可以很好的治理人民,使國家安定。為此商鞅一方面制定嚴酷的刑法治理人民,一方面重賞立信。韓非在《韓非子·奸劫弒臣第十四》中評價商鞅的什伍連坐法:“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可為明證。

再次,商鞅主張重戰尚武,具有軍國主義思想。商鞅通曉法家、兵家兩家思想,兼有政治、軍事的雙重性格,這使他不但重法,而且重兵。商鞅反覆強調政治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取得軍事上的成功,為此商鞅鼓勵對外發動戰爭以及按軍功彰顯榮耀,並在變法時頒佈了獎勵軍功的法令。

最後,商鞅主張國家應統一民眾的心智,制定統一的制度,實現統一的目標。商鞅治理秦國,使百姓專注於農耕和兵戰兩件事,全國各個階層及各行各業的人必須從事農業和軍事有關的活動,剝奪百姓獨立的思想和行動,全國的政策法規都必須針對重農重戰的國策來制定。為此,商鞅還為秦國制定了統一的賦稅和度量衡制度。

商鞅作為統帥為秦國攻城略地,拓地千里,許多著作將商鞅與當時的名將並稱。《漢書·刑法志》將商鞅與吳國的孫武、齊國的孫臏、魏國的吳起並稱;

司馬遷是儒家的代表人物,而商鞅卻貶斥儒家學說,將儒家所推崇的禮樂、詩書、孝悌、修善、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貶斥為六蝨,認為國家必須去除六蝨才能強大..所以司馬遷在《史記》中對商鞅評價不高,他認為商鞅用膚淺的帝王之術取悅秦孝公、通過秦孝公的寵臣景監走門路這些不光彩手段獲得重用後,在秦國國內採用近乎“暴力”的手段進行快速改革、處罰公子虔、欺騙公子卬、不聽趙良的勸告,這些足以證明他是個刻薄少恩的人


自明O


先說答案

商鞅是一位身懷三皇之道的法家聖人。

<strong>

司馬遷在《史記·七十列傳·商君列傳》中評價商鞅: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幹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司馬遷並不是一個通達大道的人,他並不能理解商鞅的思想和行為。

所以司馬遷對商鞅的評價是不正確的。

商鞅

伏羲之後,黃帝之前,天人未分,華夏民族以天為天,人們祭祀天地,自然而然循天理而生活。

黃帝之後,天人兩立,社會以天子為天,創立一套以天子為至尊的祭祀禮儀制度,這就是禮樂。

春秋之前,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如果諸侯不尊天子為天,天子為了要維護自己作為人倫之天的至尊至貴的威嚴,就以王師討伐這些亂臣賊子。

西周末期,諸侯的軍事力量超過王師,維護天子至尊地位的軍事力量,也被諸侯瓦解。天下百姓便失去了他們的天,於是天塌了,天下大亂。

萬物失去了天,就會陷入一片黑暗,人失去了君主,就會陷入一片混亂。

天塌了之後,我們應該怎麼辦?

孔子、商鞅,就是站出來回答這個問題的人。

孔子說,克己復禮。商鞅則設計了綿延數千年而不改的大一統中央集權帝國制度。

強行著有志,在春秋戰國那個天下失道的時代,匡扶天下是每一位有道聖人的志向。

商鞅,是在天下燃燒著熊熊烈火之時站出來的人,他可以看著大火將天下焚燬,也可以選擇去撲火,當商鞅選擇去撲火的那一刻,他自己的生死安危,早已置之度外了。

商鞅沒有保身之道嗎?

只是他選擇去撲火罷了。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