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甲午战争，从近代军事的角度看，不过是一个小战役。放在世界上，比它规模大得多的海战、陆战多的是，如勒班陀海战、日德兰海战、中途岛海战、耶拿会战、索姆河会战、基辅会战，等等。但是，这些战役的失败者都没有像中国这样，举国悲情，一蹶不振。
放在中国，比这场战役大得多的败仗也多的是：九一八事变、南京保卫战之败。但，为什么甲午战役变成了甲午战争？
民国兵学理论家蒋百里先生在抗战前就已经给出了答案。他精辟地指出，要想看穿日本的国民性，要从三样东西上着眼。第一个是清酒，第二个是樱花，第三个是鲤鱼。清酒虽好但缺乏后劲，代表的是日本国力难以为继。樱花虽然绚丽，可能在一夜之间凋零，代表日本国运无常。鲤鱼放在砧板上，无论厨师如何切割都岿然不动，代表日本武士的死的精神。正因为蒋百里从这个角度看透了日本人的实质，整个抗战的变化也正是如此。日本人虽然长驱直入取得一时的胜利，但最终未能迫使中国向其屈服。相反，虽然日本在1944年仍然能在中国战场上纵横驰骋，但是到了1945年8月，一夜之间整个国家土崩瓦解，正验证了蒋百里对这个国家的判断。
从这个角度看甲午。我们遗憾李鸿章没有听到这个声音，他自己也没有这个智慧和勇气。太平天国打了多少年？捻军之乱打了多少年？波及多少省份？为什么打内战那么英勇，那么不计成本，到打外战的时候就不行了呢？这本身就是清王朝腐败无能、内外颠倒、本末不清的体现。假如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拿出打内战的决心和勇气，和日本进行一场持久战，日本是根本没有能力支撑下去的。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争国运盛衰的一场关键性决战。这种打法是没有含糊余地的，是要竭尽全力使用最后一个营、最后一艘军舰、最后一门火炮血战到底的。既拼物质，更拼意志。
清廷的要员们，尤其是李鸿章，虽然早在1874年前后，就已经看到了日本近在肘腋，或将为中土永远大患的现实，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大患的迫切性。李鸿章也强调发展海军，防范日本，但仍然只是大而化之地说一下，心里面并不清楚日本的威胁到底有多大、有多急迫，也不知道日本的战争时间表是如何制定的，自己也没有对日作战时间表，一切都是糊涂账。
甲午年战争开打的时候，李鸿章的心里没有战，只有和。战争开始之前，李鸿章要做的只有四个字——避战保和，要竭力维持和平大局。所以，李中堂就变成了“李大局”。“李大局”要保这个大局，而日本人要破坏这个大局，日本人是不要和平的。日本人已经准备好大打一场了，李鸿章却没有准备，也就谈不上把握战争机会了。
甲午之战主要是日本陆军挑起的一场战争，他们事先并没有和海军进行密切沟通。所以，当他们6月在朝鲜挑起争端的时候，日本海军的军舰还散布在从日本本土到夏威夷、到山东半岛的广大范围之内。日本海军听说要开战的时候，急如星火开始了急行军，所有的军舰全部向战场前进。但是这些军舰的位置不同、速度不同，最后是一艘一艘陆续抵达战场的。当时，中国海军是可以迅速全部集中到仁川的。在此情况下，如果李鸿章敢干，集中力量先打掉日本三四艘军舰，双方海军力量对比就会立即改变。因为当时日本还是一个弱国，一旦失去了海军的帮助，很难和清军对抗，等于是用一只手打清军的两只手。李鸿章从来没这样想过，脑子里只有一个“和”字，他也派铁甲舰去仁川，也一再增兵，目的只有一个字：“吓”。当时有人说要不要把南洋的军舰调过来？李鸿章说不用。为什么呢？他说南洋的军舰不中看，“岂能吓倭”。既然他认为军舰吓不住日本人，也就用不到了。
李鸿章就是没想过如何和日本人打。
日本人会被吓住吗？日本人是最不怕吓的。日本的武士文化是宁折不弯，宁死不屈。日本是全世界最崇拜死亡的民族，他们蔑视千秋孤立的山岭，而向往瞬间绽放的樱花；他们欣赏的是壮烈的死亡，鄙夷的是屈辱的苟活。对于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支军队，李鸿章却幻想去吓住它，根据何在？
在此完全不切实际的幻想之下，李鸿章连走臭棋。
就在日本海军急如星火集中兵力的时候，李鸿章手上集结着当时东亚最强大的舰队。但是，李鸿章让这些军舰三三两两地转了一圈之后，又陆陆续续撤了回来。等到日本已经完成了海军集结，李鸿章还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反而动了一个小聪明念头：租了三艘英国商船，挂英国国旗，帮他运陆军到牙山去。他认为日本人不敢对英国船开炮，如果开炮一定挑起国际纠纷。这又暴露了李鸿章的幻想，总想推卸责任，就是不敢自己顶到前面。
当然，打了半辈子仗的李鸿章也知道这种事情毕竟是有风险的，故而派了两艘巡洋舰，带了一艘训练舰跑到牙山口。事前他说得非常清楚，让这三艘军舰在口外巡游警戒，以避免日本发动偷袭。岂知事到临头，“济远”号的指挥官方伯谦居然躲在牙山口内不敢出，只派了一艘老朽的木质训练舰到口外巡逻，而且巡逻的方向是向北。但是，日本人是从南面来的。整个部署可以说是伸出手来让人家剁。后来果不其然，日本三艘最现代化的巡洋舰，宛如虎入羊群一般，先把中国的两艘巡洋舰咬了个半残，然后干掉了中国的运兵船。
这时候，仗是必须打了。但李鸿章这时候还没抱定集中全力一决死战的意志和信心。他这时的指导思想又是四个字：“以战促和。”想的还是和中法战争一样，和日本人打上几仗，在战场上形成僵局，然后再喊上几个调停人，就像乡下两家人打架，象征性打几下之后，马上喊几个老头调停，然后双方坐下来喝个茶，谈谈条件，就此结束，各自回家。岂料日本人是决心将中国彻底打翻在地，不是要夺取朝鲜的问题，而是要彻底夺走中国在东亚几千年的领导地位，要取代中国，成为东亚的新家长。
李鸿章看不到这一点，因此就谈不上像样的战略战术了。一会儿调这里的部队到那里，一会儿又调那里的部队到这里，调到最后，前线的防御没整顿好，后方又出来一大堆漏洞。日本人抓住这些漏洞，长驱直入，先是在牙山痛击了叶志超；接着在平壤击溃了淮军的主力部队；紧接着尾追撤退的清军，一路直奔鸭绿江。就在清军的注意力全部被引向鸭绿江的时候，日本的军队突然在花园口登陆，一路直奔金州，行进中半天占领大连湾，接着长驱而南，一天攻占旅顺口！
尽管战争才刚刚打到家门口，清政府却已彻底丧失了战争意志。于是清廷上下又形成了新的战争指导方针，叫“以和停战”。先是找美国，再找英国，然后找俄国，希望列强能出面调停，让中日坐下来谈一谈。但是，日本人会在这时候和你谈吗？日本人是“宜将剩勇追穷寇”，想彻底消灭残存的北洋海军，夺取山东半岛最重要的军港威海，做好在北京登陆的准备，以此恐吓紫禁城里面的慈禧和光绪，迫使中国大尺度割让利益。
可怜清政府还幻想着通过和谈停战。清政府派出的第一批和谈使节张荫桓、邵友濂吃了日本人的闭门羹，日本以他们没有全权授权为由，将他们赶回中国。后来，清廷迫不得已又派出李鸿章。这次日本倒是接纳了李鸿章，并且摆下了谈判桌。但是，一开始日本人就列出了举座皆惊的条件：此次和谈不涉及停战。当时的国际法——只要是和谈就停战，而日本却破了这个例，就像一开始日本人不宣而战已经破了例一样。既然日本人已经破了一次例，再破一次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在日本人这种强势的谈判风格面前，清廷君臣就应该断然撤回使节，并且做出迁都再战的姿态。事实上，当时日本人虽然在战场上连战连胜，但是经济上已经快山穷水尽了。与此同时，英国主要的目标还是阻止俄国南下，非常害怕中国真的被彻底打倒之后，会给俄国控制中国黄河以北地区的机会。所以，它并不希望中国被打得太狠。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事实上底气不足。清廷内部上下没有这个眼光和魄力，不仅没有在和谈之初撤使，甚至在李鸿章吃了一个枪子之后，也没有撤使。这时候整个世界的舆论都同情中国，各国外交大使都认为日本野蛮，何况这时候在战场上发生了旅顺大屠杀这样的事情。日本可以说已经陷入了外交危机之中。
清政府没有打外交战、舆论战、心理战的能力，所以抓不住机会。日本人一方面高调道歉，严惩凶手，同时表示因为这一枪，免掉一亿两白银的赔款。事实上这种大幅度降价的行为，已经展现了日本人的心虚。但是清廷上下，根本没有人意识到这是个把大败局变回小战役的战机，反而认为能减掉一亿两已经是个胜利了。李鸿章没有抓住这一外交战略机遇，逆转战争结局，是他在整个甲午战争中最大的失败。总有人认为，李鸿章不应该为《马关条约》的签订负主要责任，认为应该是慈禧和光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李鸿章作为清朝统治者的核心成员，作为北洋海军的主要统帅，作为甲午战争的军事总指挥，作为外交总管，他不负主要责任，谁来负？慈禧和光绪要负的是领导责任。
可惜，清王朝就是清王朝，心弱手软，注定被欺辱宰割。
最终，李鸿章头缠纱布，坐在春风楼上和伊藤博文谈判，像一个无助的乞丐一样，祈求伊藤博文，哪还有半点大国宰相的尊严！
这是李鸿章的悲哀，更是大清国的悲哀。
节选自《戴旭讲甲午战争 : 从晚清解体透视历代王朝的政治败因》，有删减。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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