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的失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制度設計跟社會基礎脫節。因為儒家聖世對應的社會基礎是氏族、封建邦國而非郡縣，故而要實現儒家 聖世，最正確的辦法是秦制帝國從社會各方面退出，為社會培養元氣，王莽反其道而行之，想用強制命令來實現，最終只能兩頭不搭。
王莽並沒有像他的姑父漢元帝一樣，是個純粹的儒士。他其實更像漢宣帝，懂得“王霸道雜之”的妙用。正因為如此，當王莽追求儒家理想的時候，竟然不排斥使用南轅北轍的法家手段，於是兩頭不佔。
既然他的“儒”不能真正達到“仁義愛民”的效果，那麼他的法也就只能剩下嚴刑峻法了。
空前的制度性腐敗
1
隱藏在王莽政治混亂、民不聊生表象之下，還有一條暗線，那就是整個新王朝吏治的空前的制度性腐敗。不同於傳統的制度性吏治腐敗，新朝的官吏制度，從一開始就是逼迫官員不得不腐敗的。
天鳳三年六月初一日（公元16年6月24日），距離新朝建立已經有七年，整個王朝的官吏俸祿制度才正式開始實行；直到上一個月，這個制度才正式被公佈。
依據史書的記載，在這七年裡，新朝壓根就沒給官員們發過俸祿。這樣的記載多少有些危言聳聽，如果七年裡真的一點俸祿都不發，恐怕當官的早就不幹了。但既然俸祿標準極其混亂，那麼俸祿少發、亂髮甚至有時不發就不是不可能的。
西漢末年財政危機日益加劇，王莽的改革措施又無法增加稅收，無端挑起的各種軍事戰爭更是耗資無數，加之如脫韁野馬般的通貨膨脹，王莽政府給官員發不起俸祿的窘迫是現實的。而由於這個俸祿制度非常複雜，執行起來非常困難，所以天鳳三年以後的新朝官員們依然過著沒有固定俸祿的日子。
可是官員也是人，要領俸祿吃飯，沒有俸祿怎麼辦？所有人吃飯都是依靠自己的本事和身份的。農民靠種地，手工業者靠製造產品，商人靠買賣，官員當然是靠公權力。
所以，且不說是貪汙腐敗，僅僅是為了滿足自己吃飯的基本需求，新朝的官員們也只能選擇一種方法——利用手中無人監管的公權力，向整個社會給各階層搶飯吃！
王莽就是這樣用一種制度，將官吏變成了土匪，將帝國變成了山寨。他一面是一個皇帝，他的政府需要通過這些官吏，推行自己的改革措施，希望以此來保證帝國的臣民能夠有尊嚴的活下去；一面又是個山大王，他的山寨無法養活這群土匪，只好讓土匪到山裡去強取豪奪，好讓這些土匪能夠支持自己這個大王，維持整個山寨的運轉。
在所有改名完成之前
王莽不發俸祿，以免修改麻煩
整個新朝政府，或曰新山寨，陷入了一個極度混亂的邏輯。
就王莽個人的生活而言，他很少窮奢極欲，他沒有去花錢建宮殿，起初也沒有到處尋花問柳。可是王莽也沒少花錢，他把錢都砸在了一項毫無前途的事業裡——我們可以稱之為“跳大神兒”。王莽的“大神兒”跳得很儒雅，他始終是將儒家的“禮”作為“跳大神兒”運動的源頭和標準的。
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他聽了方士蘇樂的鼓吹，習“黃帝谷仙之術”，以萬金而建造八風臺，順風作液湯，又在殿中種植五粱禾，煮鶴髓、瑇瑁、犀玉等20多種珍稀之物，用煮好的水來澆灌穀物。這種穀物每成一斛，其成本就要耗費一金。
地皇元年九月十九日（公元20年9月25日），就在天下岌岌可危的時候，王莽卻聽信術士之言，大興土木，在常安（即長安，王莽改名常安）修建供奉其祖先的九廟，又將城西十餘所大型皇家建築拆除。
九廟直到兩年後的正月才告完工。其“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當然，在今天看來，這一拆一建，如此耗資耗時的巨大工程肯定帶動了新王朝這兩年中的GDP；但是，它的結果除了將王莽向懸崖推進了一步以外，幾乎沒有給當時這個癱瘓的政權和崩潰的人民帶來任何好處。
王莽曾經指責“秦為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罷民力以極欲”，又譏諷漢朝“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可是到了他自己這裡，恐怕比秦有過之，比漢無不及。
人民已經不堪重負，對於他們而言，“舉大計”，只是個時間的問題了。
天鳳三年（公元16年），二月乙酉（二十四日），地震，大雨雪。
閏五月戊辰（初八日），長平館西岸崩，壅涇水不流，毀而北行。
七月辛酉（初二日），霸城門災。
戊子晦（二十九日），日有食之。
十月，益州大疫。
也許，這是天公發出的警告，留給王莽的時間，還有七年。
大敗局的開始
2
隨著王莽各項荒謬的改革，其政權也逐漸陷入解體，連高層都不看好他了。
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正當王莽的改革如火如荼地大規模推進之時，作為中央領導小組重要成員之一的更始將軍甄豐，面色憔悴地回到府上。他陰沉著臉，在夕陽的餘暉之下，顯得格外猙獰。侍中京兆大尹（皇帝秘書及首都最高行政長官）、甄豐的兒子甄尋恨恨地咬著牙，咯咯的響聲打破了黃昏的寧靜。
甄豐又惹皇帝不高興了。這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了，早自從王莽居攝以來，便一直如此。
曾經在王莽的八位重要幕僚當中，甄豐是王氏以外的首席大臣，排位僅次於王舜、王邑。王莽一步一步走紅，甄豐、王舜與劉歆出力最多，尤其是甄豐，王莽為宰衡時，常與他通宵達旦地討論大事，世有“夜半客，甄長伯”之稱。他們也因此受到王莽重賞，一併富貴。他們本來天真地以為，王莽權傾天下，自己也位極人臣，自己後半生將會在雍容中度過。
直到王莽居攝，他們才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甄豐和王舜、劉歆雖然支持王莽當權，但沒怎麼打算輔佐王莽當什麼假皇帝，更別說後來王莽要當真皇帝了。可是此時的王莽羽翼已成，不得已，甄豐幾個人只好聯名勸王莽居攝。自此以後，甄豐等人就沒再主動搞過什麼勸進的活動；倒是與王莽本來關係疏遠的人，頻頻獻殷勤，直到哀章獻上銅匱，使得王莽據以稱帝。
王舜、劉歆兩個人雖然對王莽的野心有所顧慮，但表面上仍然裝作相安無事。但是甄豐卻不行，他為人剛強，根本藏不住心思。王莽也發現甄豐在跟自己耍脾氣，於是，在登基的時候，藉著哀章的符名，把已經是排名第二的太阿右拂甄豐降到了第八位，只授以更始將軍之職。
更讓甄豐忍無可忍的是，自己無緣進入“四輔”“三公”的行列也就罷了，偏偏還要與看大門的王興、賣大餅的王盛為伍，這就不僅僅是權力上的打壓了，這簡直就是人格上的侮辱！甄豐的兒子甄尋決定不忍了，他要為自己的父親爭取他應得的利益！
王莽迷信符命（神秘的預言），這幾乎是新朝人都知道的秘密。當時的官民都爭先恐後地向朝廷呈獻符命，因此而得以封侯。如果誰落伍了，沒去獻符命，就會受到街坊鄰居的恥笑：“你怎麼沒收到老天爺的來信啊？”
於是，甄尋決定用這個手段，刺探一下王莽。他也獻上了符命，說新朝應該分陝，立二伯，以甄豐為右伯，太傅平晏為左伯。這個典故仍然源於西周，周成王初年，周公與召公輔政，二人便以陝為界，東部由周公管理，西部由召公管理。甄尋將王莽崇信的周朝制度典故與符命聯繫在一起，也可謂是煞費苦心。
沒想到，王莽收到符命，二話沒說，當即拜甄豐為右伯。
不過，要是以為王莽是迷信到不可救藥的地步了，或是良心發現了，那就大錯特錯了。王莽確實迷信，但是由於他自己是搞迷信事業出身，又是篡立，因此對大臣們的類似舉動非常敏感。像這種用符命為自己討官要權的事，王莽一眼就看穿了。事實上，他早就對這些稱說符命的事情反感了。這年，他曾發佈一道詔命，凡是傳播不是五威將帥所頒佈符命的人，全都下獄。
筆者看來，王莽之所以這麼痛快地任命甄豐為右伯，多半另有玄機。既然是右伯，那麼掌管的就是西部的事宜。於是，王莽給甄豐派了一個棘手的事情——出使西域。
由於王莽早年一再挑起禍端，當時的西域各國雖然名義上仍聽命於新朝，但暗地裡卻普遍心存不滿。加之西域又是邊疆之地，路途遙遠，因而出使西域的差事雖然是個重差，但絕對也是個苦差事。以甄豐這樣一個性格剛毅的中年書生，跑到這樣一個情況複雜、危機重重又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能不能活著回來也真是難說。
事情本來到這裡就算完了。可偏偏甄尋的兒子垂涎王莽的女兒——原來的孝平皇后、現在的黃皇室主。甄尋於是又獻上符命，據符命上說，黃皇室主應該給他甄尋當老婆。甄尋想的太簡單了，他以為王莽又會像上次一樣聽信符命，乖乖的把自己那個曾經當皇后的女兒送到甄府的大門上。
王莽之女黃皇室主應該姿色不錯
可惜王莽這時候還不是洪秀全，他不會給大臣做老天爺代言人的機會。其實王莽因為自己是靠符命當上了皇帝的，因此內心非常敏感，老是擔心大臣們不服。現在好了，居然一個京兆大尹公開以上天的旨意為名，要討自己的寡婦閨女當老婆，這是對新朝皇帝赤裸裸地輕視、鄙視、無視！是可忍孰不可忍！鼻子都氣歪的王莽立刻下令逮捕甄尋。
此時，右伯更始將軍甄豐還沒有離開京城，聽到這個消息後，會心一笑，自盡了。或許，宦海多年的他早就看透了無聊的政治，也看破了自己的命運。甄尋則急忙逃竄，一年後被捕，牽連的人甚至還包括了劉歆的兩個兒子、一個門人以及王邑的弟弟，前後有數百人。王莽二話不說，全殺。
殺個幾百人，這對王莽來說，早就不是什麼新鮮事了。但最為詭異的是，王莽要學他自認的祖宗虞舜，將甄尋等最罪大惡極的三個重犯流放到幽州（今北京市）、三危山（今甘肅省敦煌市境內）和羽山（今江蘇省連雲港市東海縣西北）。
可是這時候甄尋等人已死，該怎麼辦呢？王莽於是傳令，派驛站的馬車將這三個人的屍體分別“流放”到三個流放地。這是不知道，這三駕馬車上，是否也如秦始皇駕崩後的御車一樣，被鹹魚填滿。
次年，王莽的首席大臣、太師王舜在疾病與恐慌中，也與世長辭。
曾經那個一心一意為王莽出謀劃策、將王莽送上權力巔峰的“中央領導小組”已經不復存在了
“頂層設計”的缺乏基礎而崩盤
3
天鳳四年（公元17年）。
清晨的曙光又一次灑在了常安城王路堂的簷崖之上。這裡曾是西漢王朝的權力中樞——未央宮的前殿，新朝建立以後，更名為王路堂。
此刻，新朝皇帝王莽正端坐殿中。和前些年相比，這是平靜的一年，既沒有了接踵而至的天災，也不見了目不暇接的前線軍隊敗北的軍報。
王莽長出了一口氣，登基已經八年了。他每天都在操勞國事，為了找到拯救國家和人民命運的方法，他幾乎天天鑽在儒家經典中尋找救國救民的良方，通宵達旦，燈火不熄。他想不通，這些年自己兢兢業業，為什麼朝政看起來烏煙瘴氣，為什麼社會看起來凌亂不堪，為什麼四夷膽敢觸犯龍顏。
王莽真的有些累了。好在，這一切看起來都過去了。
於是，王莽興致勃勃地用他那蒼老而尖銳的嗓音，開始重申他的六筦之法，並一再強調犯法者罪至死。
“陛下！”納言馮常突然打斷了王莽的興致。他可沒有王莽那樣的樂觀，在他看來，人民苦於新政久矣！於是，他不遺餘力地勸諫王莽，廢除六筦之法。王莽聽著馮常的進諫，兩道青筋已經繃上了他的額頭。他恨恨地咬著牙，渾身顫抖著，就像一團馬上就要發作的雷雲。
馮常還在滔滔不絕地說著，有膽小者已經不敢抬頭了，膽子大一點的也只是斜著眼睛偷窺著這位帝國高官的義正言辭。終於，雷霆爆發了！王莽拍案而起，氣急敗壞地吼止馮常，幾乎用盡全身的力氣痛斥了這位國家的財政部長。從他口中，迸發出一道道閃電，將殿下之人劈得體無完膚。
馮常，罷官。
王路堂內，鴉雀無聲，只有堂外的幾隻烏鴉，應景地發出幾聲哀鳴。
“莽不可諫！”14年前，吳章對王莽的長子王宇說的這四個字，在這一刻又應驗了。
莽不可諫
也許在王莽看來，自己是周公轉世，由不得你們這些俗人來指手畫腳。也許在王莽看來，自己飽讀經書，犯不著聽你們這些肉食者品頭論足。
鹹魚翻身以來的王莽，始終帶著一股自負，幾百年來儒生的夢想只在自己手中實現，他可以藐視古今一切的儒生；他覺得那些沒有夢想的豪族貴姓，那些不識教化的蠻夷戎狄，更是沒有理會的必要。王莽始終認為，他手中的傳國璽就是真理，他就是真理。
然而，這一切的一切，似乎只是為了掩蓋王莽的自卑。從古至今，似乎很多剛愎自用的人，年少時都有過一段卑微的經歷，他們遭人白眼，他們小心翼翼，直到有一天他們站起來了，卻無法真正像個人一樣，自信地屹立於天地之間。所以，他們只能用表面的自負去平衡自己內心深處的自卑。
與王莽對於自己的政策異常自信所不同的是，王莽對身邊的人都極端地不信任。他怕別人說自己帝位來路不正，又怕別人會“依樣畫葫蘆”。他只有把自己逼成一個神經病，才能稍稍讓自己過於敏感的神經得到放鬆。
於是，王莽病了，他再也看不到年輕孤寒時看到的社會真相。他選擇放棄看真相，他執著地生活在自己為自己編織的夢裡。
這樣的執政者，除了讓政治更壞，已經沒有其他結局了。
當王莽捨棄了真相，也捨棄了社會各個層面的事實時，他也只能夜以繼日地把心思花在儒家經典上了。他以為，只要制度確立了，天下自然就太平了。
呂思勉說：“莽之病，在於偏重立法，而不計法所以行。”結果因為整日讀書研究政策，甚至沒有時間來處理日常政務，以讀書和研究政策而導致荒政，王莽也要算是中國2000年帝制社會中的一朵奇葩了。
呂思勉先生對王莽頗覺惋惜
陳啟雲等學者亦持此見
但是，王莽的這個毛病又並非只是因為他的性格，這其實是至今都沒有妥善解決的社會通病。正如黃仁宇所說，自西周以來的中國製度是一種“間架性設計”，“它意味著國家和社會結構是可以人為地創造出的，同時也導致上層的設計形式遠比下層運作的實質更為重要的傳統習慣”。王莽的改革全是“頂層設計”，而“基層設計”幾乎一項都沒有。
缺乏上古氏族社會、三代封建社會的“基層”，在秦制帝國的“基層”——郡縣的背景下，是無法通過行政命令來實現三代之治的，不但無法實現，還會走向反面。
王莽，不過是所有“頂層設計”主義者中，一個登峰造極的極端者而已。
儘管皇帝想把天下治好，儘管皇帝的私生活不怎麼胡來，一個登峰造極的極權政體，用強制命令來實現美好的意願，必然與其本意南轅北轍。
就在這年，綠林起義爆發。
次年，赤眉起義爆發。
活不下去的社會最底層，和沒有更多油水搜刮的社會最頂層，奇蹟般地擰成了一股繩。
而王莽最後的解數，竟然是跑到南郊，對著老天爺嚎啕大哭。
十七年前，他在這裡，帶領全國子民走向希望。
而今天，他在全國子民的絕望聲中，走向絕望。
他對著老天爺訴苦。
天厭之，天厭之！
地皇四年（公元23年）。綠林軍重建的漢政權攻入長安。王莽在混亂中被商人杜吳所殺，軍士蜂擁而至，頃刻間，王莽的屍體被大卸八塊，連舌頭都被割下來，成了老百姓的盤中餐。
王莽的腦袋，最終成了歷代皇室的收藏品。西晉元康五年（295年），洛陽武庫大火。莽頭化為灰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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