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士多德是古希臘思想的集大成者，同時也是柏拉圖之後最有影響力的古代哲學家。然而他卻在主要知識領域中激烈反對自己的老師，柏拉圖的哲學認為“理念”與“事物”是分離的，亞里士多德則將它們轉變成“形式”與“質料”，統一在一起；柏拉圖說認識只是一種回憶，所有的觀念都先天存在於我們的心靈裡；亞里士多德則反駁說人心猶如平滑的蠟塊，如果感官不與外界事物接觸，那麼就必然不能產生圖章的印記，認識要來自於感覺。
在政治學領域，柏拉圖構思了一個由少數哲學家來統治的王國，這個國家等級森嚴、分工明確、財產公有。亞里士多德則在《政治學》中猛烈的批判了柏拉圖的“理想國”，並且從“美德是一種中庸”的倫理思想中引申出自己的政治理論，認為最好的國家應由多數中間階級來統治。要了解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理論，得先從他對“理想國”的批判說起。
亞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
柏拉圖所向往的理想國家
在著名的《國家篇》裡，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描繪了一個理想的國家。首先這個國家是建立在智慧、勇敢、節制等美德之上的，國家的基本原則是正義。所謂的正義就是在國家中做正當的事，每個人都只從事一種對國家有益的工作，而且這種工作又同時適合於他的天性。在這樣的理想國中，個體的發展與國家的發展實現了統一。故而柏拉圖說：“如果這個國家裡的商人、軍人、官吏各做各的事，那麼這樣的國家就是公道的。”
理想國中的公民便分為三種人，即平民、士兵和監國者，分別代表節制、勇敢和智慧三種美德。監國者屬於少數精英，擁有智慧，故而只有他們才能享有政治權力，他們的數量要比前兩種人要少得多。因為監國者統治著國家，所以要特別重視對他們的教育與培養，如果監國者的孩子天資不足，就會下降到士兵或普通人中去。
理想國實行與斯巴達相似的貴族、寡頭政體，或者叫精英政治。柏拉圖認為國家要想具有智慧這種美德，就需要有一些高瞻遠矚、博學多才的人來擔任監國者的角色。這些人具有治理整個國家的知識，但他們只是少數人，站在了等級的最頂端。在他們的下面是代表勇敢的士兵，最底層則是從事勞動的平民。監國者是統治者，其他人是被統治者。監國者要集權力和智慧於一身，所以他們除了政治家外還需兼有哲學家的身份，被稱作“哲學王”。
在經濟方面，斯巴達實行過共餐制，相應的理想國則有徹底的共有財產製。監國者們要像軍營一樣生活在一起，大家一共吃飯，沒有任何財產，也沒有貨幣。朋友們之間的一切東西都是共同所有的，甚至也包括妻子和孩子在內。所有的孩子一出事就被國家帶走，由國家撫養長大，誰也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此外，未經國家批准而生的孩子都是不合法的，國家制度干涉到了家庭生活。而這正是亞里士多德無法接受的，他在《政治學》中就對柏拉圖政治學展開了系統的批判。
柏拉圖（前427-前347）
亞里士多德對“理想國”的批判
通過對古希臘眾多城邦的考察，亞里士多德認為它們的政治組織方式主要分為三種：（1）所有公民必須把一切財產完全歸公；（2）完全不歸公；（3）一部分歸公，另一部分仍保持私有。
完全不歸公的城邦非常稀少，一個城邦裡總會有一些公有設施和土地，很難做到所有的東西都被私人佔有。一般來說，大部分城邦都屬於第三種，家庭保持私有財產，政府機構實行公共所有制。人們都知道完全私人很難存在，但有一些人則嚮往完全公有，試圖用政府的公有制來消滅家庭的私有制。於是問題應這樣討論——一個優良的城邦是否應該儘可能地把一切東西劃歸公有？柏拉圖給出了肯定的答案，亞里士多德則針鋒相對，進行了堅決否定。
歸公問題可以分為兩部分來討論，第一部分是財產是否能夠歸公？第二部分是妻兒能否歸公？
亞里士多德說財產歸公會造成無窮無盡的糾紛與爭執，因為它使每個人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界限也非常模糊。如果土地劃為丘畝，各歸私有，那麼每個人都只能享有自己的勞動果實，即使食不果腹，他也無法怪罪到別人的頭上；如果土地完全歸公，由大家共同耕耘，然後再將產品分配給各人，那麼多勞而少得的人將埋怨少勞而多得的人，他們常常為一些細故而吵得不可開交；如果土地與產品全部歸公有，那麼誰都會以主人自居，而不願去做別人的僕人，不肯下地勞作，反而導致生產荒廢。
柏拉圖以為實現財產公有便能使所有人都親如子弟，不料他們卻反目成仇。因為財產歸公模糊了人與人之間的利益分界線，既然誰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那麼誰的利益都將會被侵犯。相反，財產私有則明確了這些利益分界線，誰都能在自己的範圍內合法捍衛自己的權益。所以亞里士多德說：
“劃清了個人所有利益的範圍，人們相互間爭吵的根源就會消除；各人注意自己範圍以內的事業，各家的境況也就可以改進了。”
那些公家的東西，如果不納入個人的利益範圍，人們便會像對待公共物品一樣肆意糟蹋或者暗中偷取。因此，公共物品應當維持在一定的數量，滿足公共需求即可，而不是持續擴張，侵犯到私人利益。
其次，妻兒歸公制乃是社會倫理的倒退，非但沒有促進成年人對兒童的關愛，反而造成普遍的冷漠。一對父母如果只有一個子女，那麼必然會對他萬般珍愛；反之，如果城邦中的兒童都是我的子女，那麼我將擁有成百上千個孩子，父愛也就被分為成百上千份。結果是任何父親都將由此而變得疏忽，懶於管教子女。因此，亞里士多德說：“人們寧願是某一個人的嫡堂兄弟，也不樂於成為柏拉圖式的子女。”
柏拉圖想在頂層階級監國者們之間實行完全的公有制度，這是不可能的。“理想國”實際上就是一個奴隸制國家，奴隸主們為了保持統治的長久性，才想要組成一個沒有私產的公有階級；為了保證血統的純潔性，又想實行共有妻兒的制度。想用國家來破壞家庭，鎮壓下層階級，而美其名曰精英政治。這種金字塔結構的國家並不理想，亞里士多德認為最好的國家應是橄欖型的，即由中間階級來進行統治。
“我愛我的老師，但我更愛真理。”
由中等階級統治的國家才是最好的
柏拉圖認為國家要由聰明睿智、血統高貴的監國者階級來統治，這些人掌握治國理政的專業知識，是人群中的佼佼者。亞里士多德則認為適合統治國家的人既能不是天才也不能是蠢材，天才容易變成狂暴自大的罪犯，蠢材則常墮落成無賴與流氓，前者暴戾，後者狡詐，都不具有美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他認為美德就是一種適中，而處於精英和愚民之間的中等階級才擁有政治美德。
在任何國家裡，總有一個階級十分富有，另一個階級非常貧困，而大部人則居於中間，也就是說他們擁有適度的財產，過得既不拮据也不寬裕。那些生於富貴之家的人，從小就過慣了有求必得的生活，所以他們缺乏服從的精神，不服政府管制。一旦他們掌權，必將變成目中無人、飛揚跋扈的專權者。而那些從小就為了填飽肚子而掙扎的人，經常為了生計進行巧取豪奪，變得不擇手段、沒有底線，他們在野時會是擅長奉承的奴才，當政後又將變成蠻橫的暴君。因此，這兩種人都不適合做統治者。前者會導致獨夫專制，後者又將造成暴民統治。
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說：
“一個城邦應該儘可能由平等和相同的人們組成；而這種人一般的就是中等階級。”
中等階級是最安穩的階級，他們擁有適度的財產，既不會像富人那樣嫉賢妒能、虛榮攀比，也不像窮人那樣喜歡覬覦別人的東西。他們不謀害別人，也不常被別人給謀害。中等階級不會像精英那樣，自以為掌握了未來社會的神啟，為了把人們帶往日後不確定的福地，反而犧牲了現時的快樂。中等階級統治的國家則立足於現在，使每個人都儘量過得舒適，不強迫他們為了實現城邦的發展目標而犧牲個人利益。中等階級也不像卑賤的政治流氓那樣，為了利益而結黨營私，發起黨派鬥爭，使城邦在內耗中損害所有人的利益。他們具有平等的觀念，自己過得適足，與他人不存在過多的利益糾紛或重合點，所以不需要加入黨爭，而是擅長立法，懂得用法律秩序而不是鬥爭來管理國家。
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富貴階級不能服從，所以只能夠專橫地統治；貧困階級不懂得如何指揮，必然像奴隸一樣受統治，如果他們偶然翻了身，也會把別人當奴隸一樣去統治。在這兩個極端階級統治的城邦裡，公民們只有主與奴之分。而唯有中間等級所統治的城邦中才有自由民，才能最大限度的讓公民參與政府的有效管理。
“所以很顯然，最好的政治社會是由中等階級的公民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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