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到20世纪中叶上海解放，在长达百余年的时间内，伴随着上海艰难的前进步伐，上海的帮会经历了从蛰伏、兴盛到畸形膨胀、逐渐解体的过程。上世纪20年代，上海帮会经过第一次蜕变，由秘密到公开，成为一种黑暗势力。40年代第二次转型，企图向政团化、政党化发展。这两次蜕变在上海帮会史上有特殊意义。
明末清初上海人物景象
帮会在上海地区的出现和传播由来已久，但直到民国初年，上海的帮会仍属于旧式帮会的性质。
据记载，乾隆十五年（1750年）清政府查获奉贤县民李如岗等邀众饮酒结盟，组成“猛将会，该会又称“班子”（扳指）党”、“霸王党”。凡入会之人，俱于大指上带有银班子（扳指）一个为记，斑指外镌‘忍耐’二字，内刻本人之姓。奉贤、南汇、上海、松江、嘉定等处，均有人入会。”从目前各类帮会史（文史正传、野记，口述回忆）材料看，它可算是上海地区出现帮会活动的最早记载。
以后一段时间内，有关上海帮会活动的记载时断时续，不绝如缕。曾有过关于“塘桥帮”、“庙帮”、“百龙党”、“罗汉党”活动片段记录。而“以敦乡谊，以辑同帮”为宗旨的各种以传统宗法制度为依据，以地域观念为核心的行会组织-会馆，如：商船会馆、徽宁会馆、泉漳会馆、潮州会馆、浙宁会馆 等陆续落成。
1825年（道光五年），河漕改为海运，聚居上海的船工、杠夫不下10万人，这支庞大的群体在上海开埠后不断沦为流民，成为帮会滋生繁衍的巨大温床。
舞剧《小刀会》剧照
1843年上海开埠之后，帮会（社团）力量亦曾投身于反对帝制运动，如：1853年9月爆发的上海小刀会起义；1874年和1896年发生的两次四明公所血案；1911年辛亥革命中的光复上海之役等等。
除了四明公所事件主要是由宁波同乡会（虞洽卿在此斗争中一战成名）出面领导外，其余两次斗争的主要领导或起过重要作用的，是天地会洪门系统的帮会分子。
今上海人民路四明公所原址处碑
这一时期上海帮会的各个基本方面仍然是传统的。
在同当局的关系方面，上海帮会同封建统治阶级和租界当局尖锐对立，他们受到国内革命风潮的激荡，和下层人民群众声气相通，在重要时刻往往自发地站在人民一边，成为群众运动的领导者或积极参与者。
帮会内部组织严密，各派系间壁垒分明。光绪末年，上海的各帮会组织大致分为三类：
一类是“郑家木桥小瘪三”团伙，专门哄抢、敲诈上海华界和公共租界、法租界之间三不管地界的居民和行人。
一类是青帮范高头、应桂馨（江淮泗‘大’字辈，刺杀宋教仁凶手之一）、陆颂和团伙，他们不事生产，专门组织“水老虫（上海话，即水老鼠）”大规模盗窃、走私和售卖鸦片等毒品。
一类是刘福彪等洪门团伙 ，他们大多数人有相对稳定的职业，少数人是游民，较少涉足犯罪活动。如刘系邑庙卖拳的江湖艺人，刘集团“五爷”田鑫山是北火车站地区某裁缝店工人等。
应桂馨
这三类帮会互不来往，各自为政。例外的是革命党人徐朗西，他身跨青洪两帮，既是洪门“峪云山”山主，又是青帮“大”字辈，但最初他在帮会中的活动效果并不显著。
各帮会集团都染有鱼肉人民、欺凌弱小的恶习。“郑家木桥小瘪三”自不必说，青帮的范高头在本世纪初已是上海滩上著名恶霸，他除了充当“水老虫”首领外，还用巨款收买海关洋人和官府，得充上海城南关巡查头目及江海南关一号巡船头目，随后他购置小火轮，包运洋纱，以利用职权，偷逃关税，遂成巨富。他横行沪上，作案累累，直到1906年被捕伏法。
即使口碑较好的洪门刘福彪部，在辛亥革命光复上海之役中，参加起义军作战时乘乱抢劫财物，后又聚赌宿娼，掳掠搜刮，也被世人诟病。
帮会组织的膨胀从民初直到1949年几乎从未停止过，而上海帮会的膨胀又特别严重。30，40年代有人统计，青帮“大”字辈居住上海者为39人，占全国“大”字辈总数的1/4；“通”字辈中居住上海者232人，占全国“通”字辈半数以上。到1949年，青帮所传字辈，已把前24字中的最后4字“大通悟学”传完，又按新撰24字辈下传，为“万象皈依，戒律传宝。。。”各字辈，其时上海帮会中辈份最低者为“戒”字辈。当时“大”字辈在世者已经很少，但“通”字辈以下共存的竟有八辈之众，其发展速度的异常可见一斑。同样，从民初到抗战时期，洪门在上海开立的山堂也达到40多个。帮会控制的群众的数量是相当惊人的。
朱学范
上海帮会的总人数究竟有多少？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统计任务。据朱学范（著名民主党派人士、国际工运著名人物、曾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青帮‘通字辈’）估计，在上海文化水平较高、帮会势力相对较弱的邮电系统中，工人加入帮会者约占职工总数的20%，就全市而言，加入帮会的工人占职工总数的比例当更大。事实上某些行业如码头工人中，帮会成员占职工总数比例高达70～80%，因此不少老上海研究人员认为，上海帮会人数达70至80万人。
从帮会人员的社会职业来看，军界、警界、学界、商界、政界、无界无之、教授、医生、记者、官僚、军阀、演员比比皆是，帮会势力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上海号称“帮会的世界” 。
旧上海大世界
从这一时期帮会的活动情况来看，上海帮会和国内其他地区的帮会一样，有着许多共同点，像它们都是同统治阶级尖锐对立的秘密社团；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领导和参与了底层阶层的反抗斗争。它们赖以维系内部团结的主要是用歃血盟誓等原始巫术方式建立起来的模仿宗法制血缘关系的封建父子、兄弟关系准则；它们的主要骨干大多是无业游民或处于游民边缘的人群，其中大多数同职业的犯罪集团有所区别，但也有不少人已经沦为职业罪犯。因此，从整体上看，上海的帮会仍属于传统的旧式帮会，但是在整体尚未发生质的变化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局部的重要变化。
时上海三大闻人，左至右杜、张，黄
再以黄金荣为代表的的帮会头目在租界官员阶层中的崛起，到原门客（手下）杜月笙成为旧上海犯罪集团的后起之秀，杭州青帮分子张啸林的加入，以三鑫公司名义垄断上海的鸦片市场，直至1927年，以青帮为首的帮会社团力量帮助国民党清剿上海地区的共产党，上海帮会从旧式帮会的窠臼中，从秘密状态的束缚下脱颖而出，借助国民党政府的力量，上海的帮会社团力量（以青帮为主）暴发为30年代的上海乃至全国的一支庞大的恶势力。从量变到质变，上海的帮会社团力量完成了第一次蜕变。
1945年上海光复大会
抗战胜利光复后，1945至1946年短暂和平年代里发生了上海帮会史上第二次转型企图，这是一次中途流产了的蜕变过程，它的主要内容是帮会寻求政团化、政党化的新的组织形式。这一新动向的出现有其特定的背景。
帮会在经历了抗战等巨大社会震荡后亟待寻找新的组织形式以重振雄风。抗战期间，上海帮会中有的随蒋远避，有的卖身投日，有的参加人民抗日斗争，有的称病蛰伏，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和涣散局面。抗战胜利后，帮会上下不甘雌伏，力图再举，但毕竟时过境迁，传统的方式缺乏号召力，只得寻求新的发展途径。
原上海租界界碑，现为文物
帮会所依托的上海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其最具冲击力和威胁的是曾经庇护风雨的租界不复存在。在帮会的发展史上，租界曾发挥过决定性的影响。租界是独立于中国政府行政权力之外的国中之国，由于双方法律制度和政治传统的差异，租界一直成为中国反政府力量的庇护所。因而租界当局和中国当局都需要某种既同双方都有联系，又保持一定程度中立身份的势力充当自身利益的代理人，从事某些自己不便以官方身份出面的活动。同时帮会也巧妙地利用租界当局与中国政府之间的矛盾，利用租界本身分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两部分的三足鼎立的分裂统治局面，为自己捞取最大的好处。但是这一切伴随着租界的收回而不复存在，上海成为国民党政权的一统天下，帮会丧失了利用价值，帮会的庞大势力和桀骜不驯的作风，又招致国民党侧目，这对帮会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国民党政权由过去对帮会以拉扰、利用为主转为采取利用、防范、打击并用、以打击为主的政策。抗战期间帮会的表现使蒋介石颇为反感。
毛森
1946年3月17日，杜月笙的密友，帮会在国民党高层中重要的支持者军统头子戴笠坠机身亡，此后国民党内主张对帮会采用铁腕政策的蒋经国太子派渐占上风，国民党政权对帮会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
戴笠死后继任的毛人凤示意上海的毛森，最初曾设想把“军统”过去掌握的控制帮会的联合组织“人民动员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但马上就收到上峰的压力，偃旗息鼓，“新建会”受命停止活动。与此同时，各种打击帮会的措施纷纷出台。当然，国民党政权态度的变化有个过程，尤其在初期，上海帮会倚仗着同国民党深厚的渊源并不十分重视这些含义深刻的信息。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宣布的禁烟政策却给帮会上下以深刻的印象，认为不能漠然处之，应当改变活动方式，另谋出路。战后民主宪政运动高涨，国民党的若干“民意机关”也大多以政党为吸纳对象，这种局面诱使帮会分子产生幻想，以为帮会拥有现成的组织和骨干，掌握了大批群众，其规模远胜国内大多数政党，可以乘机组织政团，同其它政治势力一争高低，参与政治分赃。
杜月笙‘恒社’徽章
在上述这些因素的刺激下，上海和国内帮会中掀起了组党、组团、组社的热潮，各种政团纷纷出笼。这一时期帮会政团热的特点有：
1.来势猛、数量大。抗战胜利后两年内洪门系统在上海建立的社团达20多个，而从民初到抗战胜利前夕的30多年间全国洪门建立山头仅近40多个。到1948年初杜月笙估计上海帮会中各种社团已有30多个。这还不包括总部设在外地、上海有分支组织的社团数。
2.老社团复活，但组织成员由“精英型”向“群众型”转变。著名的如“恒社”、“荣社”（前身为“忠信社”，抗战中停止活动）、“洪兴协会”、“兴中协会”等战前建立的老社团战后纷纷恢复活动。“恒社”骨干一度还准备在国民党当局“行宪”后组织政党，后虽放弃了建党的设想，但这些社团组织成分有了很大的变化。
例如“恒社”1934年拥有会员324人，加入“恒社”的标准为：文职科长以上；武职少校以上；工商界主任以上：年龄30岁以上。战后“恒社”名义上坚持这一标准，同时又采用变通办法，对达不到这一标准的帮会分子改以恒社会员以个人名义另组外围社团的办法来吸纳他们，这些人不列入恒社社员名册，但对外仍承认其为恒社成员。因此，战后恒社“社员录”中仅列900多人，而实际成员达2万多人。
3.出现了一批专门吸纳帮会分子的全国性政党。如中国民生共进党、中国民治党、民治建国会、洪门民治建国会等。
1945年，由樊崧甫在西安成立 “中国民生共进党” 。
1946年5月，总部迁上海，它自称由青、洪、汉（留）、礼（门）、白（门）、回（族）为基础组成，党章规定入党条件必须是上述人员，要入党先入帮，入党仪式即开香堂仪式。党帮不分堪称奇观。(14)此外还有总部设在外地、组织和活动伸入上海的全国性帮会政党，如：中国中和社会党，光复会，民主进步党等。这些政团负责人野心大，活动积极，在政坛上常有出人意料的表现。
樊崧甫，保定6期、陆大第7期毕业。国军中将加上将衔。后民革上海常委，市政协委员
4.组织结构紊乱涣散，出现大量的社中社、团中团、会中会。帮会摇身一变为社团后，其实质并没有变。帮会头目对现代政党一窍不通，更不肯轻易放弃对徒众的控制，因此这时帮会中普遍实行会套会、社套社的组织形式，如：恒社之中还有励社、励志社、毅社、义社、力社、铁社等。“洪兴协会”下有匡社、正气社、正诚社、华社、民兴社、五圣山、五行山、中华山、紫金山等。甚至儿子社下还有孙子社。这些不伦不类大杂烩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帮会制度，销蚀了维系帮会内部团结的情感纽带，加速了帮会的解体。
5.地方主义重新抬头。青帮和洪门原来是超越地方主义的，它们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所谓“天下洪门是一家”、“天下安清都姓潘”。但是随着帮会组织分裂涣散，这种建立在模仿宗法血缘关系之上的泛天下主义遭到冷落，地方主义开始盛行。如益社主要收四川人，广东人大多集中在侠谊社、洪顺互助会和各种体育会中，“十八股党”、“三十六股党”、“七十二股党”等更是同乡们结帮拉伙的常用名词。这种趋势体现了帮会中一批人在发展个人势力的同时又想有所变革、以挽回帮会颓势的一番苦心。
1946年，上海街头卖虎骨虎皮。‘与虎谋皮’啊~
帮会的政团化运动不久就因为客观环境的变化和时局的剧烈变动而胎死腹中，成为一次流产的转型。这个过程甚至起了相反的作用，完全背离了发起者重振帮会雄风，实现新的飞跃的主观意愿，把上海帮会推向非常脆弱危险的境地。其特征为：
第一，一度被帮会吹嘘为拥有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之能的帮会大亨被层层叠叠的政团架空，成了徒具虚名的象征物。
第二，帮会的整体组织水平、聚合力降至民初以来最低点。在政团的丛林中，多中心等于无中心，上海帮会作为一个整体正在散解为无数互相攻讦撕咬的小集团。
第三，帮会在国民党当局的打击下，束手无策，几无招架之功，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中坐杜月笙，右为马连良、万墨林、钱培荣、徐懋棠、赵班斧、杜维善，1950年香港
事实证明，上海帮会的政团化运动（即第二次转型）不仅没有为帮会带来转机，相反，它严重分散和削弱了帮会的力量，加快了帮会衰亡的速度，推动上海帮会从暴发转入瓦解、暴亡的急速下降轨道。客观上为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解决帮会问题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閱讀更多 半杯餿茶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