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蕩不羈的文人與一種生活藝術的創造
皮埃爾·布爾迪厄著，劉暉譯
選自《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與結構》，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
報紙的發展是文化財產市場前所未有的擴張的無數跡象之一，這種擴張通過一種因果循環的關係與一大批年輕人相關聯。這些年輕人沒有財產，出身於首都尤其是外省的中產階級或民眾階級，他們來到巴黎，試圖走上作家或藝術家的道路，這條道路到那時為止，是嚴格為巴黎貴族或資產階級保留的。儘管商業的發展提供的就業機會增多了，但企業和公共部門(特別是教育系統)無法吸收所有中學畢業生，他們的人數大大增多了，特別是在歐洲十九世紀上半葉，到了第二帝國時代，法國更是有新的激增。
統治位置的供求之間的差距，由於三種特定因素的作用，在法國表現得特別明顯：來自大革命、帝國和復辟期的青年行政官員長期以來阻擋了中小資產階級子女的前程：軍隊，醫業或行政機關(再加上貴族的競爭，貴族重新進了政府部門，成了出身於中小資產階級的“能人”進階的障礙)；有文憑的人集中在巴黎；大資產階級實行排外主義，他們對革命經驗異常敏感，把任何向上的進階都看成是對社會秩序的一種威脅(基佐1836年2月1日在國民議會所做的關於古典課程教育的不適應特點的演講可以證明這一點)，他們試圖將顯赫的位置特別是高級行政部門的位置留給自己的子女——除此之外，還竭力維護傳統中學教育的專利。實際上，在第二帝國時代，尤其與經濟增長相聯繫，接受中等教育的人數繼續增長(由1850年的90000人增至1875年的150000人)，如同接受高等教育，尤其是文科和理科的高等教育的人數一樣。
這些新來者，接受了古典課程和修辭學教育，但缺乏讓他們的文憑發揮作用必不可少的財源和社會保護，因而被推向了文學職業：文學職業充滿浪漫成功的一切魅力，而且它與政府更官僚化的職業不同，不需要任何學校教育保證的資格；或者他們被推向沙龍極力推崇的藝術職業。其實有一點很明確，如同一直以來的狀況，所謂的形態學因素(特別是涉及到相關人口的總量的因素)，本身也要服從於社會條件，比如，在特定狀況下面家或藝術家的偉大前程的不可思議的魅力：“即使我們中不懂行的人，”于勒·布松寫道，“也一心想著可以自己寫東西……”
這些形態方面的變化無疑是文學場和藝術場的自主化過程的主要決定因素之一，也是文學藝術世界與政治世界之間關係相應變化的主要決定因素之一(至少作為容許的原因)。為了理解這種變化，我們可以將之與多次分析過的僕人轉變為自由勞動者(韋伯的農業工人是一個特殊情況)的過程進行對照來考慮它。僕人通過個人聯繫依附一個家庭，而自由勞動者脫離了限制和阻礙其勞動力自由出賣的依賴關係，獲得了自由，以直接面對市場並受到通常比家長制的溫和暴力更冷酷的非特定的限制與制裁。“這種對比的主要效力是防止這樣一種非常普遍的傾向，即把這個從根本上雙重性的過程僅簡化為異化作用(在雷蒙·威廉姆斯分析過的英國浪漫派傳統中)：人們忘記了這個過程發揮瞭解放的作用，比如給新興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提供了一種生活的可能性，他們依賴工業文學和報紙緊密聯繫的小行當為生且無疑非常貧困，但如此獲得的新可能性可能也是新依籟形式的根源。
許多青年人渴望以藝術為生，他們由自己正在創造的生活藝術而與其他一切社會等級分開。隨著這樣一群青年聚集在一起，一個處於社會中的真正社會出現了；甚至，正如羅伯特·達恩頓所指出的，這無疑在一個更有限的範圍內，宣告了自十八世紀末以來的這個作家和藝術家社會的誕生，拙劣作家和畫匠在這個社會里至少在數量上佔了上風，這個社會有些不同尋常的東西，而且前所未有，引起了很多疑問，首先在自己的成員中間。放蕩不羈的生活風格，無疑對藝術家生活風格的出現作出了很大貢獻，它導致了離奇的想法、文字遊戲、笑話、歌曲、各種形式的飲料和愛情。這種生活風格之確立，既有悖於官方畫家和雕刻家循規蹈矩的生活，也有悖於資產階級生活的陳規陋習。將生活的藝術變成美術之一種，就預示著要從事文學；但放蕩不羈文人的文學人物的出現不是一個簡單的文學事實：從米爾熱和尚弗勒裡到巴爾扎克和《情感教育》的作者福樓拜，小說家們尤其通過創造和傳播放蕩不羈的文人這個觀念本身，大大促進了對新社會存在的公開認可，及對其身份、價值、規範和神話的構建。
從《放蕩不羈文人的生活場景》到《論高雅生活》，隨處可見這樣一種自信，即自信是優越的生活風格的共同擁有者。因此，在巴爾扎克看來，世界分為“三類人”，即“勞動者”(也就是說大體包括耕作者、泥瓦匠或士兵、小零售商、職員乃至醫生、律師、大批發商、鄉紳和官餉、“思想者”和“無所事事者”，“無所事事者”獻身於“風雅生活”，“藝術家是個例外，他的空閒是一種勞作，他的勞作是一種休憩；他時而優雅，時而不修邊幅；他隨心所欲地披上耕作者的布衣，或決定穿上時髦人士的燕尾服；他沒有一定之規。他定規矩。無論他有意地無所事事還是無意地思考一部傑作；無論他騎木嚼子馬還是驅趕豪華馬車的馬匹；無論他身無分文，還是揮金如土，他總是一種偉大思想的表現並且統治這個社會。”積習和同謀阻止我們看到在這樣一篇文章中起作用的一切，也就是一種社會現實的構建活動，我們多多少少因為屬於知識分子或渴望成為知識分子而參與這個社會現實，這個社會現實正是知識生產者的社會身份。作家、藝術家、知識分子這樣的日常用語說明的這個現實，是文化生產者(巴爾扎克的文章不過是成千上萬文章之一)通過標準的陳述甚或述行的陳述努力生產出來的，如同下面的現實：這些描述表面上是陳述事實，實際上是讓人看到和相信，讓人看到社會世界符合一個社會集團的信仰，這個社會集團的特殊性在於幾乎壟斷了所有關於社會世界的言論的生產。
作為暖昧的現實，放蕩不羈的文人引起了矛盾的心緒，甚至在其最激烈的維護者身上。首先因為他們對等級制度進行了挑戰：他們接近“民眾”，因為他們常常與民眾有同樣的疾苦，但決定他們的社會性質的生活藝術將他們與民眾分開。這種生活方式儘管使他們自誇般地與資產階級的習俗和禮儀對立，卻令他們更接近貴族或大資產階級而不是循規蹈矩的小資產階級，特別是在兩性關係的範疇內，他們大範圍地進行所有形式的有悖常理的實驗，自由戀愛、賣淫、純粹愛情、色情，這些在他們的作品中被當成了樣板。這一切對於最貧困的成員來說也是千真萬確的，他們擁有文化資本和天生的“品味製造者”的權威，能夠以最低的代價獲得服飾上的標新立異，烹調上的奇情異想，唯利是圖的愛情和高雅脫俗的娛樂，而“資產階級”卻要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
此外，關於放蕩不羈的文人的暖昧性還需補充一點，即隨著他們人數的增加，隨著他們的威望或者說幻象不斷吸引貧困的年輕人，他們在時間的進程中不斷變化。這些年輕人通常出身於外省的平民家庭，在1848年左右主導著“第二批放蕩不羈的文人”。米爾熱、尚弗勒裡或杜朗蒂這些放蕩不羈的文人與教長街“鍍金的放蕩不羈文人”中的浪漫派花花公子不同，他們構成了一支真正的知識分子後備軍，他們直接服從於市場規律，經常出於迫不得已而從事第二職業，這種職業有時與文學沒有直接關係，只是為了體驗一種藝術，這種藝術並不能讓他們賴以為生。
實際上，兩種不同的放蕩不羈文人在一段時間內是共存的，但他們的社會力量隨時代而不同。“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通常生活如此悲慘，以致他們按照繆塞式的浪漫主義回憶錄傳統，把自身作為對象，創造了人們後來所說的“現實主義”，與走上歧途或喪失社會地位的資產者不無衝突地並存，後者擁有統治者的一切特徵，有一點除外，即他們是大資產階級家族、破產或破落貴族的窮親戚、外國人或像猶太人一樣被譴責的少數民族成員。這些“資產者”要麼如畢沙羅所說“身無分文”，要麼他們的年金只能用來在放棄本錢的情況下向一家企業投資，他們彷彿事先由於雙重的或分裂的習性而適合一種懸而未決的位置，也就是統治者中的被統治者的位置，這個位置使他們註定陷入一種客觀上的進而主觀上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在他們與權力的關係的同時或連續的波動中從未如此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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