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急風暴雨，把改革派的一大批官吏打下去了。包拯積極支持、寄託很大希望的“慶曆新政”失敗了。他受到了很大的震動。從此，他失去了志同道合的夥伴，變成孤掌難鳴。包拯反覆思考，長夜難眠。在皇權至上的時代，決定權在皇帝一人手中，想扭轉這種局勢，已經不可能了。歐陽修就是最有力的證明。相當一批人已經扛起順風旗，隨風轉了。正如歐陽修所說，這些人“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然而，包拯寧可不做官，也不願扭曲自己的靈魂！
面對這樣的體制和這樣的形勢，該怎麼辦？他只有選擇一條路：那就是千百年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唯一可以選擇的路——消極怠工、歸隱山林。
經過一番認真的思考，包拯在1051年“慶曆新政”剛剛失敗之後，立即就提出了請調外任的報告。包拯請調外任，也就是自動請求降職，而且從六月到十一月一連給皇帝送上了7個奏章，態度十分認真。他在第一個奏摺裡提出這樣的理由：“臣以極陋至庸之質”，“才微責重”，“上則負陛下求治之心，下則許執政用才之意。且忠良介特之士在下既不能進，奸猾奇暴之人居職又不能退，公議日迫，無以逃責，久茲添胃，實不皇寧。”在矛盾尖銳的時刻，這是一種退卻，而在退卻之中，又進一步說明自己的憂慮。他很機智地使用了以退為進的戰略。“且忠良介特之士在下既不能進，奸猾奇暴之人居職又不能退”，這樣尖銳的語言，不是很巧妙地對保守派無情整人的批判嗎？既勇，且智，能攻，能守。包拯的骨頭是硬的。讓他幹，他就要反對貪官汙吏；不讓他幹，他就甘願退位，不戀棧，不強求，絕不看風使舵、隨波逐流。過不多久，他又送上第二個奏摺，重申上一次的理由，加重了語氣：“進退熊懼，啟處不寧”，已經是坐臥不安了。
連上兩書，沒有音信，他在第三次奏摺裡，作了更詳細的申述：他介紹了自己的身世，“臣生於草矛，蚤從宦學”；又回顧到進諫院以來，“臣嘗披肝瀝膽，冒犯威顏”，得罪了一些人，但是效果不佳“然才無所長，愚有不遞”，辜負了皇帝的委任，受到社會輿論的責備；“尚出人於軒鬧，每慚羞於面目”。包拯的政績是被人們公認的，他卻用責備自己的方法，來喚醒仁宗皇帝對“慶曆新政”的懷念。用心可謂良苦，手段相當高明！
第四次，他再次表明決心：“思之甚詳，志方不奪。”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他進一步說明：“若乃不愧屋漏，罔恤人言……恐難逃陰譴。”也就是說，在這種形勢之下，他已經沒有辦法幹事了。
包拯雖然寫了7次辭呈，仁宗皇帝並沒有批准。在這個過程中，仁宗逐漸認識到他自己對改革派大臣有些處置不當，便採取了一些挽回的措施：重新調整了范仲淹、歐陽修等人的工作，並當面表彰了包拯的政績，挽留他繼續留任，並不斷給予提升。既然辭退不準，包拯也不畏縮不前。“慶曆新政”雖然已經失敗，他仍然深入下層，對改進官吏作風多次向皇帝送上奏摺，揭露更為尖銳、更為重大的問題。如7次彈幼張堯佐、7次彈劾王逵，彈劾宰相宋庠掀起了一場又一場軒然大波。在這些奏摺裡，包拯數次表露了對“慶曆新政”的讚許。仁宗進一步認識了包拯，增加了對他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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