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的法家治國，成就了秦始皇的一統天下。
漢文帝的道家治國，則成就了後來漢武帝的不世偉業。
引言
封建王朝有著嚴格的尊卑等級制度，在這個前提下一個國家中不可避免的就會產生出諸多矛盾，比如貴族之間、貴族與官吏之間、官吏與底層民眾之間等等一系列的矛盾。而這個矛盾的根源就是土地，土地不僅是農民的第二生命同樣也是支撐國家一切行為的重要保障。農民依靠勞作獲取收成，除了向國家繳納一定的稅收之外，還要應付各種勞役和官吏們的種種詰難，如果遇上災年，他們不僅自身生活存在困難，再是要有疾病、婚喪嫁娶等人生必經之事時，那麼他們不得已便會向富豪地主借貸或乾脆淪為奴役，以此來解決家庭困境，農民為了不受官吏的責難和剝削又不得不滿足他們的私慾貢獻出自己的勞動成果；在權貴們的眼中那些官吏是渺小的，可是一旦權貴獲罪，那他們自身的命運又會完全掌握在小小官吏手中；權代表朝廷大臣更是代表了皇帝，貴則是代表各地的諸侯王，歷朝歷代的諸侯王坐大（封地）能夠威脅到朝廷政權的例子有很多，所以代表皇帝的那些大臣們便會與諸侯王之間展開生死較量。
以上就是封建時代（以漢代為例）的階級矛盾。
小結
雖然法家思想和“董仲舒提倡下的儒家思想”可以為皇帝加強中央集權，但是他們卻不能緩和這些矛盾；而要是採用道家治國，卻是可以使這些矛盾不在變得尖銳，內政如此，外交亦如此。
漢文帝就是這樣一位一心為國為民心繫天下的帝王，雖然不能說絕對吧，但他在位期間的所作所為與“集權”這種“自私”的事情可沒有什麼關聯。
所以景帝的朝臣們一致認為“功莫大於高皇帝，而德則莫大於孝文皇帝”。
影視資料漢文帝
分析
不爭無尤（道德經第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1.“不爭”，遠離是非，反而順利繼承帝位
當呂后專政弄的不可開交之時，劉邦的第四子劉恆卻遠在偏僻的代地默默無聞守護著漢王朝的北大門，他仁孝寬厚，謹慎謙恭。呂后把趙國賜予劉恆以試探他的態度時，被他斷然拒絕了，並堅決表達了自己對於權勢的無慾無求。
劉邦的八個兒子，除了劉恆、劉盈外，呂后為了謀取自己家族的權利，先是用毒酒謀害了劉如意；再次又用毒酒伺機殺害劉肥，雖然劉肥沒死，但呂后認為失去自尊的劉肥（割去自己封地的一個郡獻給呂后，認自己同父異母的妹妹魯元公主為王太后）已不再是自己的威脅者；接著他她又迫害了劉友、劉恢；劉建病死，劉長依附呂后而倖免於難。
呂后死，劉邦的那些老臣們權衡利弊終於選擇了劉恆來執掌朝政。其最大原因是：如果按照順位繼承法，因該是由劉邦的長孫劉襄來繼承，但是他們怕又出現外戚專權（劉襄舅舅駟鈞囂張跋扈）的事情發生，退而求其次又以長者為先為自己找臺階，才最終選擇了根基尚淺的漢文帝。
2.“不爭權利”，處處為萬民謀利為穩定朝政著想
多年的楚漢戰爭使得人民在水深火熱中苦苦掙扎，死亡、勞役、賦稅、疾病、災害讓勞動人民窒息，漢王朝的建立終於可以讓他們有了喘息之機。劉邦在位主要是穩定政權和消除反叛，到了惠帝時又有呂后專權使得廟堂不穩，執政者都有自己主要的事情可做，可偏偏卻忽略了人民，人民不穩何談國家。
漢承秦制，在很多方面漢朝還是借鑑了秦朝制度（如律法、官制、郡縣制等方面）。漢文帝即位後，並沒有想著怎樣加強自身的君權集中，而是克己奉公以身作則為人民做表率。秦法的嚴酷使得秦王朝失掉了民心，漢文帝則是反其道而行採用德政來重拾人心。
對於人民他是這樣做的：先後廢除了連坐法、誹謗罪、以及肉刑（使人身體殘缺的刑法）。下令官府救濟孤寡老弱，為他們提供生活的基本保障。為了刺激國內經濟的復甦，他不顧賈誼的勸阻，開放了民間可以鑄造錢幣的禁令，雖然明知道這樣會降低朝廷對於國家的監管力度和影響力；會為那些投機取巧的不法商人帶來極大利益；會給那些礦產資源豐富的諸侯王們一個坐大的機會（威脅朝廷）；但是漢文帝為了廣大民眾還是毅然決然的實行著自己的利民政策。
私人造錢治標不治本，接著漢文帝又號召全國籍田墾農，為了調動人們的積極性，他自己也親自種田養蠶，降低宮內的大小用度。為了進一步鼓勵農業生產和降低人民的勞役他採用了晁錯的建議，抬高糧食價格，允許農民可以用糧食來向朝廷換取賞賜和免除刑罰，接著又下達了免收田租稅的詔令。
對於穩定朝廷秩序上：漢文帝首次在管理朝廷大臣方面採用了儒家思想理論，最為顯著的就是通過“周勃下獄”一案為借鑑，彰顯朝廷權威和大臣氣節，規定如有大臣犯法就可以選擇自殺的方式謝罪而不再受到官吏們的侮辱和迫害，這也是儒家“刑不上大夫”的宗旨。
德交歸焉（道德經第六十章）
治大國如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
這句話的意思是：治理大國如同烹飪小魚一樣。用大道治理天下，那些鬼神就不能做怪了。漢文帝就是運用這種方法來消除了漢朝的內憂外患，在位二十三間讓國家逐漸的強盛起來。
文帝時期的內憂就是逐漸強大起來的諸侯王對於皇權的威脅；外患就是北方的匈奴侵擾和南方的趙佗稱帝。
對於漢文帝剛接手這個內憂外患國力虛弱的王朝來說，此時的漢朝就像一條即將要烹飪的小魚一樣，只能用溫火慢慢煎熟，而卻不適合用高溫來爆炒反轉，因為一不小心就會使小魚翻爛炒糊。治理國家也是同樣道理，如果面對諸侯的威脅和匈奴的侵犯不管不顧的實行軍事行動，那麼新建不久的漢王朝就會有傾覆的危險。
賈誼說：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這和主父偃的“推恩令”是同一個意思，而後來晁錯也向漢文帝提過應當削弱諸侯王實力的建議。這個道理漢文帝是明白的，但是在人民沒有富裕起來、國家沒有強大起來的前提下，削藩是不會成功的。因此在面對東牟侯劉興居的謀反時漢文帝在用武力鎮壓的同時又下詔一個“赦”（罪不容誅當死者全部赦免）字，就完全瓦解了他的反叛軍隊；在淮南王劉長自稱皇帝，私立刑罰擅自封爵時，漢文帝只是一個“放任”，便懲罰劉長；當吳王劉濞自造錢幣招兵買馬時，漢文帝只是擴大了皇子劉武的封地梁國，便扼制住了吳楚叛軍通往長安的咽喉。
對於匈奴的威脅，漢文帝的政策就是和親，然後又給予豐厚的物質籠絡，同時又通過軍事打壓來迫使匈奴不敢大張旗鼓的進犯漢朝邊境；對於南越王趙佗的稱帝事件，漢文帝一方面在情感上拉攏，採取為趙佗父母修葺墳墓，為他的兄弟加官晉爵的策略讓自己站在了道德制高點；一方面又開放了與南越的貿易互通，為其提供鐵器和牲畜的交易，並且在信中言辭懇切的表達了自己對趙佗這位前輩的嚮往之情。隻字不提趙佗的稱帝事件，而且還用以退為進的方式說可以經常性的加強兩國交流。這樣兩把感情牌一經打出，讓趙佗慚愧交加，立即就做出了永為漢朝屬臣，絕不越制的承諾。
到這裡我們不由得再次被漢文帝高超的外交手段、處理政務的能力和對人民仁德樸素的人格魅力所感染。他一心為國而從不刻意追求和突出君主權利的高大形象是封建時代任何帝位都不能相比的。所以西漢王朝的鼎盛也從此開啟，而且也只有底層的勞苦大眾富裕了社會和階級矛盾才會變的柔和。
參考資料：《史記》、《漢書》、《資治通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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