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壇上，曾流傳著這樣一段話：“在陝北，提到路遙，就有人請你吃飯；在礦區，提到劉慶邦，就有人請你喝酒。”劉慶邦的創作被稱為“一半是煤礦，一半是鄉土”，他數十年來始終深切關注著中國的底層社會，挖掘著底層人物的靈魂與聲音。日前，劉慶邦現實題材長篇小說《黃泥地》引發熱議，在這部直面中國鄉村社會、道德、倫理的現實題材長篇力作中，劉慶邦以“來自平民，出自平常，貴在平實”的現實主義筆法，講述了一段極具中國特色的人性故事。改革的艱難，人性的墮落，人心的冷漠，正義與善的軟弱和無望……這些都觀照著當下中國社會的種種現實。
記者在北京市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的小組討論會上見到了劉慶邦，作為政協委員，他此次帶來了《關於建立北京市文學藝術家終身成就獎和傑出作家獎評選制度》的提案，建議北京市對傑出的文學藝術家建立評獎制度，激勵他們創作出更好的作品。在會議間歇，劉慶邦與記者聊起了《黃泥地》和小說中涉及到的“基層腐敗”話題。
筆下的人物離不開生活原型
房戶營村的村民們不滿於接任老支書房守本的是其子房光民，更不滿於房光民上任之後的腐敗行徑，由房守現牽頭，動員村裡德高望重、在縣城教書的老師房國春到縣裡去告狀，終於告倒了房光民，然而房國春發現，自己似乎陷入了一個精心編織的陰謀之中……房守現之子接任支書，房國春卻在房守本家族瘋狂的打擊報復中，不得不繼續上訪，直至家破人亡。小說《黃泥地》將基層腐敗、土地非法流轉、公權力濫用、司法不作為等諸多問題寫得驚心動魄。
然而對於劉慶邦來說，他並不贊成“寫基層腐敗”的定位。“我的小說不是反腐的，我對反腐題材不是很感興趣，反腐題材不構成我的審美對象，但是它確實涉及到了一些基層腐敗問題。”劉慶邦認為，《黃泥地》主要寫的是人的感情、人的豐富性。“腐敗是社會層面的東西，這是比較淺的層面，人性的層面和心靈化的層面更深刻。”
劉慶邦在農村一直生活到19歲，他結識了很多村支書、大隊長、教師……農村生活給予了他很大的靈感和創作源泉。時至今日，他仍將“回老家去”作為自己深入生活的最直接方式。劉慶邦表示，他寫人物，特別是寫長篇小說中的人物，一定要有現實生活原型進行支撐。“我的每一部長篇的主要人物都是原型，離開原型我不可能想象。”
在《黃泥地》中，劉慶邦塑造了房國春這樣一個底層知識分子的典型形象，當村民們請房國春出面反對村支書時，他精神骨髓裡“為生民立命”的傳統意識，及知識分子“兼濟天下”的抱負與情懷被激發了，推動著他不斷走向前臺，也鑄就了他隨後的悲劇人生。
“房國春這個人物，開始大家利用他、抬他，後來他被迫走上上訪之路，家破人亡，非常慘。但他有一種韌性，這一點他有一些傳統的‘士’的精神，最後仍然不屈服。我塑造了這個人物，我覺得現在中國需要這樣的人物。問題是，當他受難的時候，村民們對他冷嘲熱諷、漠不關心，這從另一方面體現了國民性——人們沒有正義感，自私、狹隘。我覺得我們作家有責任，把我們國民性的負面揭示出來。”劉慶邦說。
國民文化有一種“泥性”
《黃泥地》中對房國春回鄉一段有這樣的描寫：“這裡的泥巴起來得可真快，看著地還是原來的地，路還是原來的路，可房國春的雙腳一踏進去，覺得往下一陷，就陷落進去。稀泥自下而上漫上來，幷包上來，先漫過鞋底，再漫過腳面，繼而把他的整個腳都包住了。”這不僅是劉慶邦對於房國春這個人物境遇的描述，也是對國民性中“泥性”的一種隱喻和思考。
劉慶邦在《告別泥塗》一文中曾如是描繪：“我老家的泥巴被稱為黃膠泥，是很厲害的。雨水一浸淫，泥巴里所包含的膠黏性就散發出來，變成一種死纏爛打的糾纏性和構陷性力量。”而小說《黃泥地》中房戶營這一鄉村社會的“國民性”印記也同樣體現在“泥性”，尤其體現在“糾纏性”與“構陷性”的共謀之中。
“我給小說命名‘黃泥地’，有一種借喻：我們國民文化有一種‘泥性’，有一種‘構陷性’，人一旦陷進去很難自拔。”劉慶邦告訴北京晚報記者，由於長期在煤炭系統工作，他曾結識了不少企業家。“以前印象很好的，後來突然就聽到被雙規了，扛不住了。有人對我說，你如果在這個位置，你可能也扛不住。這種‘扛不住’就是國民性的‘泥性’。”
從去年開始，中央對反腐敗的力度明顯加大，“基層腐敗”、“小官大貪”等問題也引起了社會廣泛討論。劉慶邦十分贊成目前的反腐力度，但他也表示：“這種反腐絕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個長期需要做的工作，想要解決這個問題，要隨著國家的不斷進步，比如制度的建立，法治的不斷成熟，才有可能讓腐敗逐漸減少。”“只要有腐敗的土壤在，腐敗就不可避免。”劉慶邦認為，在文化教育方面，就更加體現作家的責任感。“我們有責任通過藝術形式，表達我們的訴求，樹立一些藝術形象，久而久之會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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