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慶邦寄語第三屆“北京十月文學月”
第三屆"北京十月文學月"於10月8日在十月文學院盛大開幕，去年文學月期間開啟的"十月簽約作家"計劃已推行一年。阿來、劉慶邦、葉廣芩、寧肯、關仁山、李洱、邱華棟、徐則臣等九位"十月簽約作家"，最近一年的創作情況如何？他們對第三屆十月文學月又有怎樣的期待和祝福？十月文學院聯合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將在未來的幾期"約會作家"欄目中，陸續推出"十月簽約作家"的系列專訪。
本期推出“十月簽約作家”劉慶邦訪談。
作家簡介
劉慶邦，十月簽約作家。1951年12月生於河南沈丘農村。當過農民、礦工和記者。著有長篇小說《斷層》《遠方詩意》《平原上的歌謠》《紅煤》《遍地月光》《黑白男女》等九部，中短篇小說集、散文集《走窯漢》《梅妞放羊》《遍地白花》《響器》《黃花繡》等六十餘種。
短篇小說《鞋》獲第二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神木》《啞炮》獲第二屆和第四屆老舍文學獎。中篇小說《到城裡去》和長篇小說《紅煤》分別獲第四屆、第五屆北京市政府獎。長篇小說《遍地月光》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提名。長篇小說《黑白男女》獲首屆吳承恩長篇小說獎。曾獲北京市首界德藝雙馨獎，首屆林斤瀾傑出短篇小說作家獎。獲《北京文學》獎十次；《十月》文學獎五次；《小說月報》百花獎七次等。根據其小說《神木》改編的電影《盲井》獲第53屆柏林電影藝術節銀熊獎。
多篇作品被譯成英、法、日、俄、德、意大利、西班牙等外國文字，出版有六部外文作品集。
現為中國煤礦作家協會主席，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一級作家，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北京市政協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Q：十月文學院的“簽約作家機制”，是對作家作品生成機制的一次創新，成為簽約作家的一年來，您的創作情況如何？
A：簽約作家機制，對於推動作家的創作有很大的幫助。其實，在簽約的時候，我已經動手在寫一個長篇了。這部長篇，從去年10月15日開始，寫到了今年8月15日，整整十個月，在簽約後一年完成。這是我迄今最長的一部長篇，也是我的第十部長篇。我定的題目是《家長》，通過家長的角度寫教育，也通過教育的角度寫家長。現在這個時代，競爭激烈，很多父母想讓孩子出類拔萃，就不遺餘力地給孩子施加壓力。家長是可愛的，可敬的，也是可憐的，可悲的，可憎的。寫家長，也就是在寫普遍的人性。
很多人寫作時，不願意讓別人對號入座。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寫出來後，許多人說可以從中看到熟悉的人，但魯迅先生說，他不是寫具體某一個人，而是把很多人的形象集中了起來。這樣，也就有了人性的普遍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歡迎讀者來對號入座，從我的作品中，找到自己的形象。
Q：您的小說，煤礦題材與鄉村題材各佔了半壁江山，這與您過去的鄉村生活經歷，以及煤礦記者的職業經驗，都是分不開的。但您曾經在一次訪談時說過：“小說是虛構的藝術，想象力才是作家最基本的生產力，小說的故事是在沒有故事的地方寫故事，是在故事的盡頭開始小說的故事。”怎麼理解文學中的“虛構”？
A：我們通常認為，文學與現實的關係很緊密，因為我們都離不開現實；同時，兩者的關係也是緊張的，作家對現實往往是質疑的態度。目前，有一種說法，說，現實已經非常豐富了，不用虛構就可以寫成小說了，而我不太認同。雖然物質環境是一樣的，但每一個人的現實，都是千差萬別的。這就要求，我們每個人要找到自己，要寫出自己“最難唸的經”，這樣，我們才能寫出自己最真切的生命體驗，也與別人的生活有了區別。
托爾斯泰說過，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所以，難唸的經一定是不同的，個性化的。我們作家，要找到自己“難唸的經”與心靈的聯繫，寫出每個人內心的衝突和憂傷。這樣，就不會再出現雷同的問題。你可以說，客觀現實只有一種，但文學中的現實，會因為主觀心靈、個人體驗的不同，對客觀現實進行修改，這種修改就是虛構。我的任何一部創作，都力圖通過適當的虛構，找到並傳達對生命最深切的體驗。只有有個性的東西，才具有普遍性。
劉慶邦在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神木》
Q：您的最新作品，也是首部長篇非虛構作品，《我就是我母親——陪護母親日記》，是一部充滿真情的錐心之作，樸素的文字傳達出了生存本身的堅實、苦難與厚重。當下，非虛構寫作已經成為了一個熱點話題。您自己轉向非虛構作品的寫作，有什麼契機嗎？
A：我的首部非虛構作品，原本是我的日記。我在寫日記的時候，沒有想到發表，也沒有想到寫成非虛構。我寫的初衷，是母親生病了，我請假去日夜陪護母親，每天記錄母親做了什麼檢查，吃了什麼藥，打了什麼針。前後加起來三個多月，我每天記日記。我記下這些，是為了更好地照顧母親。日記裡，除了母親的病情變化，還有母親講的好多故事，我覺得很有意思，就記下來了。因為農村變化很大，有變化就有故事。我還記下了開封的風土人情，以及對一些現象的思索。
後來，母親去世十多年後，有一天我整理書櫃，找到了記在筆記本上的日記，就拿出來看看。我讀得很感動，很傷懷，很放不下，於是，就這麼一天一天地讀下去，突然想到，這些是不是可以發表？於是，我就把它們從筆記本，抄到了稿紙上。結果，得到了大家的高度認可，也獲得了各種年度獎項。我覺得，這對母親，也是一個很好的告慰。
劉慶邦最新作品《我就是我母親》
Q：您對於自己的下一部作品，現在有創作計劃了嗎？如果有，下一本書將會有哪方面的突破？
A：下一部我打算寫一個系列，寫“叔叔輩的故事”。我寫作幾十年，有時候覺得沒什麼可寫的了。但是驀然一想，我在村裡，有一百多個堂叔，可不得了！他們每個人都有故事可寫。我會挑其中比較有趣的人，寫十來個故事，短篇或者中篇。這些寫下來，構成一本書。在我的長篇完成後，我已經開始寫了第一篇，我大叔的故事，《葉落桃園》。他曾是國民黨的軍官，建國後，他潰逃到了臺灣，過了很多年才回大陸。我寫得非常動感情。我不是想為叔叔們樹碑立傳，而是想寫人生的況味，人性的複雜，通過每一個人的獨特故事，來承載我們的時代，寫時代打在他們心靈上的烙印。我的叔叔輩們，正好經歷了從建國到改革開放的歷程，他們是我們村的主幹力量，村裡的支書，會計，都是他們。我寫得興致勃勃，我想寫的各種細節，有時候一個短篇都容納不下。我對自己說，不要著急，一定要寫充分，這麼好的題材，不能浪費掉了。
Q：您與十月文學月或者十月出版社是如何結緣的？有沒有什麼精彩的小故事跟我們分享？
A：我非常感謝十月雜誌，十月文藝出版社，他們一直在扶植著我，我與他們也有著不解之緣。我重要的中篇小說，都是在《十月》發的，如《神木》《東風嫁》《到城裡去》。我的長篇，也是十月文藝出版社出得最多。我已經得了七次《十月》的獎。 十月文學院成立後，我也是各種活動的積極參與者。揭牌那一天，我代表北京作家作了發言。後來，在十月文學院的安排下，我和夫人一起去了尼泊爾加德滿都的作家居住地，在那裡生活了半個月，有不少的收穫，被我寫成了散文。這些都讓我非常難忘。
劉慶邦在“十月作家居住地·加德滿都”
Q：上一屆的十月文學月發佈了“十月簽約作家”計劃，您也一定參與了其中的一些活動。哪些活動給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A：有一個簽約作家的對談活動，阿來、紅柯和我，三人對談。我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這次活動，我印象非常深。我對紅柯的去世，感到非常遺憾。他是簽約作家之一，比我們都年輕得多，正是創作的盛年。他在活動上表示，簽約之後，他打算寫一部新的長篇，叫《鮮花盛開的村莊》。結果，今年剛過了春節，他就去世了。通過這個機會，我也想對紅柯的去世表示我的惋惜。印象深的，還有阿來講的幾句話，說他很高興能成為十月文學院的簽約作家，這有助於他開闊視野，對他的創作也有好處。同時他說，他還要保持警惕，在北京不要趕時髦，要堅持一個作家的獨立思考。他說得非常好。這是我印象最深的兩點。您對本屆十月文學月有怎樣的期待和展望？十月文學月的活動我參加了兩屆了，今年是第三屆。它是一個文學的節日，是作家和讀者的盛會。對於推廣作品，作家和讀者的交流，都非常有幫助。特別是，它對於北京全國文化中心建設，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一直相信，建文化中心，要首先建文學中心。所以，我希望十月文學月持續地辦下去，越辦越好，通過積累，獲得越來越多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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