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三劉”：劉恆、劉震雲、劉慶邦。後來劉恆改行做了編劇；劉震雲在影視上和馮小剛是黃金搭檔；劉慶邦則一如既往地堅守在自己的純文學領地，雖然電影《盲井》就改編自他寫的礦難小說《神木》。“我想做純粹的文學，寫劇本就改變小說的文學品質了，很多作家做著做著編劇就回不來了。”9月19日，著名作家劉慶邦回到家鄉河南，為魯迅文學院河南研修班授課，接受了大河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他回憶起和大河報難以割捨的情緣——年輕時在新密煤礦工作的他，對《河南日報》的記者職業心嚮往之，還以通訊員身份發過稿件，後來爭取到一次實習機會，卻遺憾地失之交臂。在《大河報》創刊號的副刊“河之洲”上，他還發表了一篇散文《五分錢》。近兩個小時的採訪中，劉慶邦真誠、坦率，言談間流露出對家鄉的濃濃眷戀。
母親的身教告訴他——勤勞關乎人的品質和道德
“母親是我的宗教，我對母親不只是敬仰。”接受採訪前，劉慶邦正在酒店房間為一批出版社送來的新書籤名，他提及書裡有不少文章寫的是母親，在和記者說話間，他不自覺寫出了個“敬”字。
劉慶邦9歲時父親去世，姐弟六個全靠母親一個人養活。他記得，當年報名參軍沒有通過，母親給自己煮了一個雞蛋，兄弟姐妹們卻吃的是紅薯麵餅，這件小事讓他至今“心懷愧悔”。
為了多幹活、多掙工分，母親天天跟男勞力一塊兒幹活，還被縣裡作為勞模表彰。受母親影響，勤勞在劉慶邦眼裡有著特殊意味。當有人希望他在書上留下寄語時，他經常會寫下“天道酬勤”。從農村面朝黃土地，到煤礦與“黑色的金子”打交道，哪怕成為專業作家，劉慶邦一直挖掘著自身的勞動潛能。是母親的身教告訴他——勤勞不只是生存的需要，還關乎人的品質和人的道德。
他的作品《平原上的歌謠》中的女主人公便是以母親為原型。劉慶邦說，他的小說中只要寫到母親，差不多都有他母親的影子。他的文學啟蒙是母親開啟的，“母親不識字，但有文學天賦，講起故事來讓我聽得津津有味”。
如今，母親離開14年了，劉慶邦在母親最後的歲月裡一直陪在病床前，每天堅持記日記，把母親對往事的回憶記錄下來，這部非虛構紀實散文集《陪護母親日記》有望於今年年底問世。母親病重時，最擔心老家的房子長期沒人照看會坍塌，他向母親承諾翻蓋房子並每年都回家看看。每年清明、農曆十月初一，劉慶邦都會回到沈丘拜祭母親，並趁這個機會和老鄉親朋閒談積累素材。“一個作家如果是從農村出來的話，那麼最好的深入生活的方式就是回家。這跟我小時候的情況差不多，肚子餓了，就想到找母親。”
煤礦是劉慶邦的文學富礦
劉慶邦經歷過9年礦區生活，幾乎走遍了全國的大小礦區。
劉慶邦的主要寫作主題中，一半是煤礦，一半是鄉土。煤礦也是劉慶邦的文學富礦，用他的話說，自己是“得地獨厚”。
他坦言，自己是一個經驗型的作家，不太喜歡二手資料，“把心紮下去”才能創作出好的作品來。劉慶邦經歷過9年礦區生活，幾乎走遍了全國的大小礦區，經常和礦工同吃同宿，在一個澡堂子洗澡。條件先進的煤礦，他反而不“感冒”，“機械化造成文學的因素少了，人不是主體，而成了機器的一部分，人的個性、人性的表露就少了，可寫的素材就越來越少了”。
去年，他的長篇小說《黑白男女》獲得第九屆《中國作家》鄂爾多斯文學獎。這部小說創作時，他在鄭煤集團大坪煤礦體驗了半個多月，“不去深入到現場，細節是很難想象出來的”。前不久的一次作家採風活動到大同，其中一站是參觀礦山公園，劉慶邦主動下井，而有幾位被鼓動下井的作家後來身體都有點“吃不消”。“井下才是煤礦的核心，只有下到幽深的井底，才能嗅到來自遠古的煤香，才能進入暖溼而危機四伏的特殊氛圍，體會迥異於太陽下面的生存況味。到煤礦不下井跟沒到一樣。”
很多人認識劉慶邦，是因為李楊導演的電影《盲井》，這部電影改編自他寫的礦難小說《神木》。然而，實際上，劉慶邦和影視一直保持著一定的距離，“我想做純粹的文學”。
同樣，從事煤礦報道記者職業近20年，新聞和小說在他那裡是“井水不犯河水”：“新聞是寫別人，文學是寫自己；新聞是信，文學是疑；新聞是客觀，文學是主觀；新聞是邏輯思維，文學是形象思維；從語言來說，新聞用大眾傳播語言，文學使用個性化、心靈化的語言。”劉慶邦說，記者生涯最重要的是讓他開闊了眼界，站在一個較高的角度去回望生活。
寫作是一種心靈的勞動和內在的生活
通過寫作，不斷豐富內心世界，不斷拓展心靈疆域。
國內作家裡，堅持寫短篇小說的並不算多，因為費力、費心、對素材消耗大，卻得不到相對應的利益。而劉慶邦已經寫了300多篇短篇小說、30多部中篇小說，被譽為“中國短篇小說之王”。
“‘文無第一，武無第二’，‘王’這個稱號我並不贊同。”劉慶邦一直在給自己“摘帽”。他說，之所以喜歡寫短篇，是因為“短篇小說是自己認知世界、把握世界的一個方式”。他堅信，短篇小說的存在，證明著文學性的存在，用很小篇幅建立一個精神世界，對作家要求很高，“我寫短篇也是和文學市場化的一種對抗”。
“好短篇可遇不可求”是作家圈裡流行的觀點，但劉慶邦並不認同，“放棄追求了就不會遇，有求才會有遇，任何事情都是為有心人準備的”。“瀑布代替不了大海”，除了短篇，劉慶邦還出版了9部長篇小說，是左手短篇、右手長篇的全能手，給不同的故事“量體裁衣”。
對於寫小說的要素，高爾基把語言放在第一位，汪曾祺說過寫小說是寫語言，劉慶邦也認為語言是一個作家的看家本領。“小說的質地對語言是長期的磨鍊過程，語言一定要樸實、準確、自然，高的境界就是要有味道，有自己的個性，把字吃透，把它安置在非常合適的地方去。不安在合適的地方，字是很難受的，字應該是一個活物。”
劉慶邦認為：“美的文學作品不是‘抓人’而是‘放人’的。放飛人的靈魂，讓讀者產生不知身在何處的審美感受，這才是最高級的藝術享受。”
年輕時在“燈頭如一粒小黃豆、搖搖欲墜”的煤油燈下走上寫作之路，在煤礦當礦工時在床鋪上寫作，在自家廚房裡“每天聞著醬油味兒、醋味兒甚至煤油味兒”寫作，在日壇公園靠著大樹寫作……66歲的劉慶邦說：“不論到哪裡，都是在我心裡寫作，寫作是一種心靈的勞動和內在的生活。要通過寫作，不斷豐富內心世界，不斷拓展心靈疆域，從而完善自己，使自己的心靈更高貴。”
讀劉慶邦的作品，你能從人物困境中發現陽光，正是以苦難作為底色襯托出的愛與溫暖更為可貴。“小說是與人為善的，是改良人心、改善人性的，要讓世界更美好。”劉慶邦說。
大多數夢境是老家
大平原上成熟的麥子是全世界最美的景觀。
從農村到煤礦，再到都市，是劉慶邦的三段式生活道路。1978年到北京，至今已經近40年。他說：“北京擁抱了我，提升了我。”
不過，初入首都的一二十年，劉慶邦常會有一種“嫁於東風春不管”的飄浮感，覺得自己是一個外來人，很難深沉下去。近些年，作為北京市作協副主席，他開始將筆觸深入這座城市，他的“保姆在北京”系列小說，以保姆的眼光切入北京人的城市生活。計劃中的第十部長篇小說，他沒有寫煤礦、鄉土，而是聚焦都市父母普遍的教育焦慮。
生活在北京的劉慶邦，夜裡常夢到家鄉。他在新出版的散文集《在夜晚的麥田裡獨行》中說：“只有離開故鄉的人，才會有故鄉。我是生於故鄉，長於故鄉，雖說19歲那年就離開了故鄉，但故鄉的河流、田陌、春天的柳笛、秋天飄飛的蘆花、冬季的大雪等，仍在我記憶的血管裡流淌。故鄉是我的根哪，不管我走到哪裡，我的根還留在故鄉，後來的枝枝丫丫都是從根部生髮出來的。我所處的環境可以變來變去，可人當不了夢的家，我的夢境是不可改變的，我的大多數夢境還是我的老家。”
多年來，劉慶邦總覺得大都市裡的豆芽沒有“豆芽味兒”，他回老家時會從大姐家帶走一些豫東平原長出來的黃豆，在家中借用暖氣片發豆芽吃。今年家裡的兩盆花枯了，劉慶邦撒上兩把黃豆，一天天看著豆苗兒破土而出、生葉、開花，感受生命昂揚迸發的快感。
由於長時間沒有在麥子成熟的季節回過老家，劉慶邦三年前特意抽時間回來了一趟。當列車在麥海里穿行時，他禁不住給妻子打了個電話：“大平原上成熟的麥子是全世界最美的景觀。”
——本文原載於2017年9月2日《大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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