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明確了“國學”這個概念後，需要“從亂七八糟裡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狹義的定義來說，也就是學術發生、發展的歷史角度來討論，這是一條脈絡。從廣義的定義來講，因為涉及到精神和物質的方方面面，需得分門別類的去探討他們的脈絡。我們先從學術史聊起。
自先民開智而後，中國的學問隨著社會的變革也在不斷的變遷。從時間軸上來看，一般把文字出現以前的時期叫做史前史 ，要從人類的出現講起（我國目前發現最早的是大約170萬年前的元謀人），三皇五帝時期結束了沒有文字記載的尷尬場面。對於這一時期的學問，我們只能從一些傳說中略窺端倪，而不能系統的研究。夏朝的出現標誌的我國進入了第二個歷史階段，一直到1840年劃分到 古代史中，這一時期的特徵是每一段的歷史都能以朝代的名稱來概括，國學在這一時期的指的是國家最高學府，屬於教育機構。我們今日所言之“國學”乃是近代史上（1840年-1949年）為了區分西學、西方文化而把中國學術，傳統文化冠之以“國學”之名。新中國建立之初，對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批判，使“國學”一度銷聲匿跡，至於後來的“國學熱”這都屬於現代史的討論內容。
我們研究古時候的學問，主要以文字為媒介。在文字出現之前，雖有簡單的符號、圖畫等，我們並不能從這裡面瞭解到先民的學問如何。如果要追溯起源的話，可以從伏羲時代的傳說講起，但是學問一定是系統的，結合考古、歷史等材料，我們把中國學術的起源定在東周，往後按時代劃分，根據特點命名。
國學第一個時代是
子學時代，由於歷史的發展，以往的觀念說法不足以說明當下的社會變革。在矛盾尤為激烈的晉國出現了一些關於“名”和“實”的辯論，開始討論“是什麼”這個問題。在這股思潮之下，天下有學之士紛紛提出自己的觀點，並且進一步探討了“應該是什麼”？以及“要怎麼做”的哲學命題。老子說“名可名，非常名”，把名實關係區分開來討論，進而提出能說的道，並不是“恆道”的本身。在明確概念，研究屬性之後，提出“輔萬物之自然”的方法論。這是我國最早，最系統，最完整的一門學問，在今天叫做“道學”，源於老聃所作的《道德經》。子學時代，往往是某一位先哲在通達學問之後，傳於弟子。孔子傳教在鼎盛時期據弟子三千，墨子親傳弟子也有數百人。
子學這“子”字，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先生、老師”的意思。先生傳教於弟子，弟子復傳弟子，在第二個時期形成鮮明對比的學術派別。因世界觀不同，價值觀的差異，每個學派在方法論上都各有特色。西漢初期司馬談在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以最具影響力的六家進行分析比較，這就是著名的《論六家要旨》。因為流派眾多，這個時期的學問一般稱呼為“百家”學說，歷史上稱之為“百家爭鳴”。《藝文志》中能數的上名字的有189家，班固整理各家典籍之後評曰：“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這種說法得到了後世的認可，給起了一個“九流”的名字，意思是九個重要的學術流派，在司馬談總結的“陰陽、儒、墨、名、法、道”六家的基礎上，又增加了“縱橫、雜、農”三個種學派。
秦代的大一統結束百家爭鳴的學術盛況，秦始皇為了能夠二世、三世乃至千秋萬代的統治下去，把流傳到民間的百家書籍收歸國有，學問只能管理階層學，被管理的黔首最好人人都是白丁。可惜他的春秋大夢還沒做完自己先去了，項羽破釜沉舟收拾完秦軍主力之後又一路追到人家家門口把人家房子燒了三個月。大概嬴政勞心費神收上來的書籍還沒來的及轉移就都變成青煙了，一度導致劉邦建國之後極度缺書。所以收集材料，整理材料就成了漢代做學問的基本形式，整理完後又讀不通，弄不明白。他們把費老勁整理出來的書籍叫做“經”，這個時期在學術史上叫做“兩漢經學”。
東漢時期的鄭玄勤勤懇懇兢兢業業的解釋著當時人們看不懂的所謂“經典”，以至於形成了頗具影響力的“鄭學”。王肅也不是吃素的，遍注群經，能後來在居上。經學也能分體系而爭鳴，體現了兩漢經學的極大成就。外戚和宦官攪和的劉家的生意做不下去了，幾輪PK之後劉協把“天下神器”交給了曹丕。這一時期王弼參考各種象數、讖緯之說來看《周易》，他發現兩漢以來大家都在玩說文解字而沒有形成類似於黃老學派“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系統學說。於是從老莊著手，繼承了“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的黃老思想，結合《周易》進一步闡發“玄之又玄”的道理。這些人起初以“新道家”自居，影響魏晉南北朝，後世學人稱之為“魏晉玄學”。
隋朝時期時期的科舉制讓讀書人通過考試能夠得以入仕做官，基於對考試內容的需求，漢經學又有所發展。東漢末期的清談頗有思辨之風，經歷了魏晉的進一步發展，在隋朝時期形成了純粹的思辨哲學。如果說諸子學是靠研究“是什麼”這個哲學問題發揮學問的，那麼隋唐時候這些人的學問都表現在了“如何證明是就是是”這個問題上了，西晉末年的向秀和郭象已經有了這種苗頭，他們提出的“雙遣”、“三翻”都是圍繞這個辨證闡述的思辨方法論。在邏輯推理之後又推理，一直推到沒什麼可以推理了，成玄英這套比玄之又玄再玄一重的純粹哲理論證充斥著了唐朝政治理論的靈魂。同時對佛學中土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學術史把這一時期定名為“隋唐重玄學”，“隋唐道學”。
恰恰是因為發揮過度，抽象完了還抽象，沒完沒了的推理，宋人終於受不了。晁迥認為這種做學問的方式已經偏離聖人思想了，然後開始了以疑經、改經、刪經等方式進行迴歸運動。基於唐朝開明的文化政策，以及重玄學理論的沉澱，促使了儒釋道在義理方面的大融合，這種融合的產物不可避免的被注入到聖人思想之中。周敦頤的《太極圖說》補充了《周易》哲學的生成論，使儒學在道學、佛學之後也完成了宇宙觀的構建。在唐朝備受碾壓的儒學終於爆發了，圍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之說，把董仲舒所說的“三綱五常”以“天理”的名義確定下來，官定製倫理道德得到統治者的青睞，講”天理“的學派雨後春筍般的蓬勃生長。就因為都姓朱，朱熹莫名其妙的成了明朝聖人，他的學說也被定為官方意識形態。明朝中後期，由於官方定製過於死板，導致理論跟不上發展。說“心就是理”的這一脈，與講“性”、講“事功”這些流派漸漸合流，出來一個王陽明心學。這種貫通了“宇宙自然”和“性命修養”的學說，又稱為“道學”，不過這次標榜的不是老莊，而是推崇孔孟。學術史上命名為“宋明理學” 。
宋朝時候的理學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道學、玄學、佛學思想的植入，但在立場上又採取了反佛反道的意識形態。隨著儒學地位的鞏固，又出現了三教合一，同歸於儒的論調。事實上後說更近於心學內容。再經歷了漢朝整理經典，魏晉疏通義理，隋唐純粹思辨，宋明修性養命之後，清代人大喊：“你們誰來幹活？”於是講“事功”這一脈的學說又開始備受推崇，以“實體達用”為宗旨，通經修德、經世致用。這一學說竟成了古代思想近代化的契機，與當時西方的實用主義又異曲同工之妙。因其主要盛行於明中葉到清中葉，故此成為
“明清實學”。
古往今來，天下讀書人眾多，作學問龐雜，研究問題廣泛。能概括總結的也就只有“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八個字了。按照世界觀不同，方法論各異，從大體上分為儒釋道，然其流派難以詳盡。追溯淵源，百家之中從未有一家不博採眾長而能完善自家學問的，籠統的可以認為百家都是雜家。自三皇五帝至今的中國學問均以“國學”之名稱謂。在西學東漸之前沿襲傳統治學方法作學問稱作“舊學”，民國思潮下借鑑西方學術而作的學問叫做“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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