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王阁序》中，诗人王勃赞誉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实则这更像是一个初唐时期的预言。
事实上，一向有“吴头楚尾”之称的江西，由于地理位置偏离中原的缘故，无论经济还是文化，在汉唐之前并不繁盛。
江西的发达，最初可能起源于西晋年后北方士族的“衣冠南渡”（据说至今仍有这样的家族躲藏于深山老林），隋唐之后才日渐起色，至宋明时期臻于极致，一时领天下之风骚。
据统计，自唐朝开科到清末1905年废除科举，在这一千多年中，江西出过进士一万余人，而全国的进士总数十万余人，换言之，历代进士中，有十分之一是江西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明朝初年的科考中，在建文二年（1400年）庚辰科中，状元胡靖、榜眼王艮、探花李贯均为江西庐陵人（今吉安），而二甲第一名吴博、第二名朱塔、第四名金幼孜（笔者先祖）也都是江西人，在前七名中，江西人竟占了6名；
而令人吃惊的是，在接下来的永乐二年（1404年）甲申科中，状元曾棨、榜眼周述、探花周孟及二甲第一名杨相、第二名宋子环、第三名王训、第四名王直，前七名全被庐陵人囊括。
如此连续两科，名列前茅者均被江西尤其是庐陵人拔得，这在科考史上堪称是奇迹。
不光是科举，在“二十五史”中列传的江西人高达八百余人，其中不乏如欧阳修、王安石、文天祥等知名历史政治人物，而其他闻名天下的文学之士如陶渊明、曾巩、黄庭坚、晏殊、周必大、杨万里、姜夔、汤显祖等等，无一不是中华文苑中的灿灿明星。
从传统王朝的主流思想儒家学说来看，江西也是重镇。宋朝以后，儒学发展为理学，而其中又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支。
其中，程朱理学中的朱熹是婺源人，而且长期在江西活动，陆王心学中的陆九渊是抚州金溪人，王阳明虽是浙江余姚人，但其学脉主要在江西，并形成后来的“江右王门”。
那么，宋明时期的江西为何在经济与文化上突飞猛进，取得如此耀人的成绩呢？其中原因，恐怕有以下几条：
首先，江西是丘陵地带，又有长江天堑与北方相隔离，因而在历史上战争不多，即使有战争，规模不会很大，烈度也不会太高。和黄河流域、华北平原相比，江西的环境相对和平，有利于生产，也能吸引更多的北方移民。
其次，从历史脉络上看，自秦汉至唐宋，中国的整个经济文化重心呈现一种由北而南的趋势，而作为承接的前站，江西正是这个历史大趋势、大背景的受益者。从这个角度上说，宋明时期江西的繁荣，实际上是此前汉唐中原文明的一个再生或者说复兴。
第三，江西的水土环境有利于农业耕作，气候也堪称适宜，自然灾害较少。因此，在北方移民将耕作技术传入后，江西的经济迅速发展，成为宋明时期的领头羊。
此外，由于宋明时期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西实际成为当时经济区域的中心，而长江、赣江及大庾岭商道如同大十字架一样贯穿全境，对江西经济的发展尤其助力。
正因为以上几个原因，江西在宋明时期的农业经济及传统工商业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这也为江西文化繁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在明朝中后期后，江西开始被江南（苏南、浙东）所超越，到清朝开始退居第三。
而在近代长毛之乱后，江西人口剧减一千四五百万，元气大伤，自此即一蹶不振，近一两百年也未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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