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法家和儒家的對決(2)

王安石變法失敗,後世諱莫如深。王安石一度數百年成為在歷史裡“失蹤”的政治家。偶爾被人提及,還是被人點評唐宋八大家的文字。直到梁啟超等人為其翻案,才重新出現在今人的視野中,再度成為焦點。

不可諱言的是,一個如此才華橫溢的理財大師,一個如此富裕寬鬆的王朝,變法結局竟如此慘淡。以至後世越趨保守,遂有明之《永樂大典》,清之《四庫全書》。裹足不前,閉關鎖國,一心維穩。終於與現代文明漸行漸遠。

商鞅變法的最大阻力是什麼?老士族(貴族保守勢力)。

為何?因為商鞅廢除“世卿世祿制”,“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收回貴族所有的爵秩,取消特權,重新分配,只有在戰場上立下軍功才能夠重配爵秩,列籍貴族;其次,“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只要有軍功,無論貧賤都可以獲得封爵。

在世界歷史中,中國是最早打破貴族制度的國家,商鞅居功至偉。

那麼王安石呢?

王安石又和商鞅大不同。因為一個董仲舒橫亙其間,儒家已經成為整個帝國的價值觀。而在王安石那個時代的1300年之前,這個阻力完全不存在,——別說江湖地位,其他學說可能連性命都不保,渭河邊論道,商鞅一次就殺掉700餘人。一百多年後秦始皇再來一次“焚書坑儒”。法家的強勢達到巔峰。

王安石變法的第二個敵人則是宋代許可官員經商的制度。吳曉波說王安石相當於為官員們制訂了一個貪婪性的制度,再遇上經商的官員巧取豪奪,那麼,一切已經不可避免。王安石變法的兩個初衷——儘可能增加財政收入;打擊富豪縮小貧富差距。結果卻恰恰相反,執行中利民的統統變形為害民——權貴經濟出現了

商鞅那麼強勢,那麼王安石強勢不強勢?當然也很強勢,他把自己的像搬進孔廟,給孔夫子做“陪祀”。他是不是書呆子?當然不是,文才出眾,響噹噹的唐宋八大家之一,才華橫溢,詩文獨步天下,自詡遍觀天下書籍,講起《周禮》,舉朝無人比他更爛熟於心;另一面,他同樣深諳政治權謀操作,可以把司馬光、蘇軾整得很慘,且即使如此別人也不敢說自己才華比他高。

毫無疑問,與商鞅一樣,王安石也是一個極為強悍的集權主義者。

有人說王安石沒有商鞅那麼嗜血,只是將司馬光等人趕出京師。——很顯然,大宋四百年不殺士大夫,士大夫的放縱,國家價值觀的代表者,朝廷“國策”的保護,——王安石也只能這樣了。

如果說商鞅變法的最大阻力來自於既得利益階層,那麼王安石除了這個就還增加了一個致命的敵人——老大帝國的厚重傳統。

華夏曆次變法各有差異(管仲變法、商鞅變法、桑弘羊變法、王莽變法、劉晏變法、王安石變法……),但以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兩次影響最大,最具有代表性。因此切拿它們說事。

令人深省的是這兩次變法,一成一敗,推及背後原因,極富思考價值。

對於今天深處時代變革大潮當中的中國人,是不是別有意味?

王安石變法,法家和儒家的對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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