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早期原型是“會思考的機器”，這樣的機器出現於20世紀50年代，主要指的就是計算機。人工智能作為一個專門的研究領域出現於20世紀60年代，以達特茅斯會議的召開為標誌。當時的與會者們預測，20年後人工智能領域將出現重大突破，後來事實證明這種預測過於樂觀。因為，直到今天，任何通過“圖靈測試”的機器只能進行一些“不清不楚”的對話，距離埃達·洛夫萊斯伯爵夫人提出的“能夠擁有自己的思想”還差得遠。但無法否認的是以人工智能技術為支撐的產業發展，卻深刻地影響了今天人們的生活。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面對人工智能這樣一個“新事物”，不可避免的要產生“迷思”。
一、人是否會被人工智能消滅
在年輕的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人類簡史》一書中，清楚地闡釋了人類從產生到成為“萬物之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類與工具之間的關係，也經歷了“體內—體外”化的過程。人類最原始的工具是雙手，藉著雙手人類造出了各種各樣的工具，藉以提高生產效率。直到20世紀30年代，一種新的機器類型出現——“圖靈機”，它的出現使得人類對於機器的態度發生了變化。這種計算機使用虛擬計算代替了人工紙筆的數學運算，與之前的機器比較起來最根本的區別是其更“智能”。1950年，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圖靈發表了名為《計算機器與智能》一文，在其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圖靈測試”。這個測試的內容簡單說來，在人類無法確知交流對象身份的前提下，若把一臺智能機器，錯當做人類，那麼這臺智能機器也就可以被稱作“人工智能”，當然，判定結論需要建立在多次測試的基礎上。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人工智能正式作為一個“研究領域”起始於“達特茅斯會議”。這場由約翰·麥卡錫和馬文·明斯基發起的會議，其研究的出發點就是讓機器取代人類。在那個時代，各種角度關於以機器人為主角的影視作品從側面反映了人們對於人工智能對人類影響的擔憂，即人工智能擁有自我意識，或被“壞人”操控時，就有可能成為毀滅人類的敵人。這種類型的電影包括喬治·盧卡斯的《五百年後》、邁克爾·克萊頓的《未來世界》等。由美國未來學家雷·庫茲韋爾完成的《奇點臨近》一書，為“人工智能”取代人類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持。雷·庫茲韋爾從數據結構和實現算法角度，展示了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現象作為一種“奇點”，在世界範圍內所產生的廣泛影響。他具體理論觀點為，人工智能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將出現一個臨界點，在這之前，人工智能的發展是按照直線模式增長的，而在這之後，人工智能將呈現出幾何級數增長趨勢，而這也終將使得人工智能超越人類發展水平的基礎。雷·庫茲韋爾還提出了人工智能實現時間的推測，即2020年機器的智能會跟人類的智能一樣，到2045年，機器智能會超過人的智能。針對雷·庫茲韋爾的著作及其本人的觀點，既有擁護者，又有批判者。前者如奇虎360公司的創始人周鴻禕，早在2015年時，就與雷·庫茲韋爾會面溝通，而且在多次公開場合提出關於人工智能對人類威脅的擔憂。後者代表人物為李志飛，他是國內人工智能領域著名創業公司的創始人，同時與雷·庫茲韋爾在谷歌有過共事的經歷。他認為雷·庫茲韋爾的思想還停留在20世紀70年代，認為他是個“騙子”。他把機器能力與人類探索世界的三個方面進行比較，認為“我們最基本的自然語言的溝通能力機器都很難做到，更不要說後面的創意、情感、協作、藝術這些人類非常微妙的東西。”
以上論述的目的，只在於展示人類面對人工智能的緊張狀態。對於未來，比較審慎的態度是不下判斷，不出結論，因為未來既不可知，也無法預料。
二、人工智能時代下社會關係如何重構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至今，人工智能是否會“毀滅”人類仍然是未知的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人工智能對人類是有影響的。這種影響在人們的日常生活場景已經顯現，而且伴隨著人類的發展進程，這種影響會越來越深刻。對於個體來說，人們“衣食住行”各方面場景都在重構，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網絡購物的“親，你好”取代了線下市場買賣過程中的你來我往的“殺價”；一份外賣“送餐小哥”的微笑取代了相熟店主的“熱情招呼”；根據位置定位來選擇“附近”的出租車取代了電話本中的“老司機”。以上所舉的例子，更多地在描述無關緊要的生活場景中人與人之間關係的重構，工作場景中“關係”的影響無疑將更為真實與深刻。
目前，多個行業已經受到人工智能技術的深刻影響。如保險行業，作為傳統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在前人工智能時代，其很大一部分人力用於保險人資格的審查及業務的介紹，而如今在大數據技術及相關人工智能技術的支撐下，保險業務獲得了簡化，以阿里巴巴集團搭建平臺提供的“螞蟻保險服務”為例，任何一個支付寶客戶端的使用者都可以在一分鐘中內完成一份保險的購買，而保險公司成本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一般人會習慣地認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受到人工智能的影響是正常的，而知識密集型行業就有可能不受到影響，但事實並非如此。醫療行業是公認的知識密集型的行業，其從業人員，從學習到取得行醫資格一般需要10年時間。一個好的醫生，需要花費一生時間去積累病例。在前人工智能時代，醫生的從業時長以及經驗直接決定了其社會價值。而在人工智能時代，大數據技術可以瞬間完成上百萬例案例庫的數據分析，並提供準確度比較高的醫療建議，而一位勤奮的醫生終其一生所能夠接觸到的案例也不過兩千多例。與保險、醫療面臨同樣困境的行業還有很多，這涉及到的不僅僅是表面所表現出來的人與人工智能之間的關係，更實質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這是一場完全可以與歷次產業革命相提並論的又一場革命。英國圈地運動，把大量的農民變成了產業工人，產生了新的資源及權力分配關係。人工智能時代，不管是資源，還是權力也將得到重新分配。人工智能的基礎是“大數據”，而所依靠的技術是“深度學習”技術，誰掌握了這兩者，就掌握了整個時代。從今天來看，數據作為一種重要的資源，無疑掌握在政府以及一些商業網絡公司手裡，如谷歌、臉譜、阿里巴巴、騰訊等。而根據《未來簡史》中的觀點，“網絡數據分析師”、“數據挖掘師”無疑是處於社會階層的最頂端。那麼非人工智能領域的工作者該如何在人工智能的時代找到定位是一個亟需思考的問題。
三、人工智能時代個體如何自處
人類在人工智能時代的存在，需要考慮兩方面的問題。一是人與人工智能如何相處；二是人與人如何相處。回答這兩個問題，迴歸到“人”本身，關注“人”本身，不僅僅是一種理論情懷，同時也是方法和路徑。
“人本主義”應該是近一百年來人類最重要的精神文明成果。“人本主義哲學思潮是現代西方哲學的兩大流派之一(另一支是科學主義)。它發端於19世紀中期，由克爾凱戈爾、叔本華、尼采等開創”。人本主義對作為個體的人具有重要意義，“人本思想的提出主要是針對神本思想，以人權抗爭神權，強調人的價值和理想。”西方人本主義不斷髮展，對於問題的探討首先要還原到人自身。其包括幾項基本原則，即人的生命是人生存和發展的前提條件；生活世界的核心是人，而不是物，只有這樣才能實現人的價值；人類社會的發展要以人為根本，生活世界應該是人的生活世界，而不是“物”或“技術”的生活世界。每個人都應該享有生活世界，每個人的權利和義務都是平等的。
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夠分配資源和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主要在於人工智能技術更多時候扮演的是“翅膀”的作用。雖然人工智能在20世紀50年代已經成為一個專門研究領域，但只侷限於一小部分專業研究人員，人們關於人工智能強大能力的真正認識開始於1997年IBM“深藍計算機”打敗國際象棋大師“卡斯帕羅夫”，但大多數人並不知道，之後“深藍”與“卡斯帕羅夫”進行了合作。沒有任何一位象棋大師或者人工智能能夠打敗合作中的兩者。“人機共生”應該是人與人工智能相處的模式或者狀態。這種現實因應了人和機器相處的另一種理解，這種理解由上文提到的這個領域的早期思想者埃達·洛夫萊斯伯爵夫人提出，她認為，“無論如何強大的計算機都不可能真正成為一臺‘會思考’的機器”。正如人本主義所強調的人的核心地位，以及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當時的埃達不見得考慮過人在其中的角色，也不一定從“人本主義”理論出發，但其觀點無疑為今天人和人工智能相處提出了可以借鑑的理論依據。
按照人本主義理解，每個人的權利和義務都應該是平等的。人工智能時代如何限制“強者”對資源的掠奪，保護弱者免受侵害，應該是最值得研究的問題。
面對政府、企業等人工智能的控制者和開發者，應該出臺相關政策制度，同時建立第三方監管機構，把“權力”切實關在“籠子”裡面。人工智能的基礎是數據，政府及相關企業擁有關於數據的蒐集、整理、加工的條件和能力。曝光於2013的“稜鏡門事件”充分暴露了美國政府對個人基本權利的侵蝕，在這次事件中微軟、雅虎、谷歌、蘋果等多家人工智能企業參與其中。同時在政府和企業、組織之間也應力爭權衡。政府行為的出發點是對於人民的有效治理，而企業一切行為都是圍繞“盈利”展開，但這兩者在展開相關活動時，應該充分考慮普通個人的權利。
放眼全球，同時亦應考慮南北平衡。人工智能作為一種推動社會變革發展的技術，成為又一次在全球地理範圍內影響資源分配及發展格局的關鍵力量。根據相關報告，作為推動人工智能發展主體的人工智能企業主要分佈於美國、中國、英國等少數國家，三國企業數量佔總數的65.73%。在這場變革中，個別發展中國家，比如中國抓住了發展機會，有可能實現“彎道超車”，在未來的競爭格局中，佔據有利地位。但一些發展中國家，因為本身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在人工智能方面缺少人員及資源的投入，很難搶到發展機會。這不僅僅關係到國家，更關係到每一個人的生存和發展，在國際化水平如此高的今天，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水平對世界的發展都會產生影響。國際層面應攜手推動人工智能在全球範圍內的“擴散與普及”，尤其是一些國際組織，如“世界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應開設針對“人工智能”發展專項的扶持計劃。
針對特殊弱勢群體，比如婦女、特殊行業職工等，應考慮在人工智能時代背景下的資源分配。從某種程度上來看，人工智能技術更偏向於理性思維，這對於更偏向於感性思維的女性來說，是一個巨大挑戰。性別歧視在就業過程中一直存在，根據相關報告，在使用同樣簡歷的情況下，男性大學生接到面試通知的次數比女性高42%。伴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女性的工作權利有可能被進一步剝奪。除了女性，老年人也應該是重點關照的群體，大多數老年人伴隨著年齡的增長，相對於年輕人學習能力明顯變慢，這樣就很難適應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人工智能時代對於一些弱勢群體，挑戰大於機會，社會保障體系及公益組織應該把保障未來弱勢群體的生存生活權利作為工作的重點內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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