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家李可染先生說：
一位成功的藝術家，
要具備四個條件：
天才、勤奮、修養、長壽。
從這點看，
畫家齊白石算是佔全了。
齊白石 (郎靜山攝影作品)
畢加索：“齊白石真是中國了不起的一位畫家！中國畫師多神奇呀！齊白石用水墨畫的魚兒沒有上色，卻使人看到長河與游魚。”
朗紹君：“在吳昌碩之後，齊白石將中國傳統書畫推進一步，輸入新的生命血液。齊白石是全才，齊白石賦予作品以質樸清新的農民情感，賦予文人畫形式以新的生命力和現代性。齊白石作為一個孜孜不倦的追求者，在長達一個世紀的奮鬥中所顯示的創造精神，具有楷模性。”
齊白石自稱“餘數歲學畫人物，三十歲後學畫山水，四十歲後專畫花卉蟲鳥。”齊白石在湖南完成了對繪畫各門類的學習，逐漸成為了一個在當地小有名氣、衣食無憂的畫家。
1919年可以說是齊白石一生最艱難的一年，57歲的他為了躲避戰亂離開湖南老家湘潭定居北京，成了個真正的“北漂”。初到舊都的日子，他的畫風不被接受，使齊白石頗有些鬱悶。“我那時的畫，學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不為北京人所喜愛，除了陳師曾以外，懂得我畫的人，簡直是絕無僅有。我的潤格，一個扇面，定價銀幣兩元，比同時一般畫家的價碼，便宜一半，尚且很少人來問津，生涯落寞得很。”在陳師曾的勸說下，齊白石決定：“自創紅花墨葉的一派。我畫梅花，本是取法宋朝楊補之（無咎）。同鄉尹和伯（金陽），在湖南畫梅是最有名的，他就是學的楊補之，我也參酌他的筆意。師曾說：工筆畫梅，費力不好看，我又聽了他的話，改變畫法。”齊白石決心以十載之功，進行“衰年變法”。他甚至寫道：“餘昨在黃鏡人處，獲觀黃癭瓢畫冊，始知餘畫猶過於形似，無超然之趣，決定從今在變。人慾罵之，餘勿聽也：人慾譽之，餘勿喜之。”齊白石的變法不僅在花鳥、人物、山水，甚至書法、篆刻也隨之而變，形成了簡練、風趣、雄健的風格，線條古拙而隨意，求神似而形不散，呈現出自己的面貌。
由於他的畫在北京不受歡迎，齊白石屢次搬家。借住在法源寺的齊白石正和門人張伯任閒聊時，忽然看到地磚上有個石漿印子，白白的，很像一隻小鳥，於是立馬隨手拿來一張紙，趴在地上將這隻“小鳥”勾畫了下來。小鳥的翅膀上寫著：“真有天然之趣”。
《真有天然之趣》
那時的齊白石還是個清末的鄉下人，還沒有成為“齊白石”。他此後還將經歷民國、軍閥割據、抗戰、內戰，直至新中國成立，出身和時局讓他早年貧窮，中晚年動盪。1922年春，齊白石的畫得到了轉機，“陳師曾來談：日本有兩位著名畫家，荒木十畝和渡邊晨畝，來信邀他帶著作品，參加東京府萬工藝館的中日聯合會畫展覽會。他叫我預備幾幅畫，交他帶到日本去展覽出售。我在北京，賣畫生涯，本不甚好，有此機會，當然樂於遵從，就畫了幾幅花卉山水，交他帶去。 ”不久，“陳師曾從日本回來，帶去的畫，統都賣了出去，而且賣價特別豐厚。我的畫，每幅就賣了一百元銀幣，山水畫更貴，二尺長的紙，賣到二百五十元銀幣。這樣的善價，在國內是想也不敢想的。還說法國人在東京，選了師曾和我兩人的畫，加入巴黎藝術展覽會。日本人又想把我們兩個人的作品和生活狀況，拍攝電影，在東京藝術院放映。這都是意想不到的事。經過日本展覽以後，外國人來北京買我畫的人很多。琉璃廠的古董鬼，就紛紛求我的畫，預備去做投機生意。一般附庸風雅的人，也都來請我畫了。從此以後，我賣畫生涯，一天比一天興盛起來。”牆內開花牆外香，這不僅使齊白石名聲大造，對他的變法信心大增，更增進了與陳師曾的友誼。可惜，陳師曾英年早逝，1923年故去。齊白石悲痛之極，發出：“君無我不進，我無君則退“的感嘆。
齊白石位於白石鎮杏花村星斗塘的老屋，他在這裡一直生活到38歲，才搬到5裡外的梅公祠(黃宇 攝)
齊白石又是幸運的，在從湖南湘潭來到北京前，他是傳統鄉村結構瓦解前的最後一代人，受益於賞識他的晚清名士王闓運以及層層鄉紳、地主。民國時期，西方思潮進入中國，陳師曾、林風眠、徐悲鴻等留洋知識分子一眼認出他的好，並幫助促成了他從民間畫家到藝術大家的轉變。
1948年，在工作室認真作畫的齊白石
回看齊白石的創作和人生，他雖然“草間偷活”在風起雲湧之外，其實仍是時代大勢下一個難以複製的文化孤例。他和北京各階層名士的交往以及他所受到的襄助，與20世紀初新舊時代交替之時，中國文人體系的自我調整和重新結構大有關係。
《草間偷活》
他也曾很努力地想向文人系統靠近。1910年代他學金農和八大，二人都有著很超逸的文人氣質。他說自己“詩第一”，背後也是文人畫家詩、書、畫、印的傳統知識價值排序。但是到“衰年變法”，在陳師曾的點撥下，齊白石風格發生轉變，表現更多自己的東西，不再刻意擺脫民間性。陳師曾的這種點撥，也象徵著整個文人世界的轉變，新的評價標準之下，齊白石的“不一樣”愈發成為優勢。這種評判不僅侷限於齊白石的畫作而是其整體氣質，胡適對他的詩文的高度評價即是一例。
《嬰戲圖》
作為第一位為齊白石編寫年譜的人，胡適說他“很喜歡白石老人自己的文章……都是很樸素真實的傳記文字，樸實的真美最有力量，最能感動人。他敘述他童年生活的文字也有同樣感人力量。他沒有受過中國文人學做文章的訓練，他沒做過八股文，也沒有做過古文駢文，所以他的散文記事，用的字、造的句，往往是舊式古文駢文的作者不敢做或不能做的”。這或許就是這位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胡適如此欣賞齊白石，甚至還親自為齊白石這位“鄉下老農”作《齊白石年譜》的原因。其實，如果把胡適這段描述齊白石文字特點的話改成齊的繪畫語言，以概括陳師曾、林風眠、徐悲鴻等對齊白石繪畫的稱讚，也會大致適用的。
齊白石與徐悲鴻(右一)、吳作人(右二)、李樺(左一)合影
當年先後於20年代聘請齊白石擔任國立藝專教授的林風眠和徐悲鴻，後來在中國掀起了新美術教育浪潮，從1929年的第一屆全國美展到1937年的第二屆全國美展，以及“二徐之爭”對中國畫未來的討論，齊白石全都缺席了。他始終處於大潮之外，難入自覺的知識分子之列。他不參加畫派，也不發表言論，除了“妙在似與不似之間”這樣的變法心得，也少有對中國畫學表達態度。“個人與聲勢浩大的歷史大背景有所疏離，恐怕才是真實的，藝術或許自有其發展規律。”
齊白石的“真實”在於，他經歷了大時代，也成了世人眼中的大師，但看世界的“天真”從不曾褪去，那是一個藝術家最珍貴的東西，也是眾人珍惜齊白石的地方。
當代藝術家蔡國強珍藏了4幅馬克西莫夫寫生齊白石的素描，“我喜歡齊白石的童心、野生感，和自然樸實的大氣”。現北京畫院副院長吳洪亮曾面對面問過英國藝術史家蘇立文怎麼看齊白石，蘇立文說，齊白石最了不起的地方在於他把極大的個性融入到自己所有的創作中。吳洪亮說：“看齊白石，需要眼睛足夠好，也需要觀者心足夠乾淨。”
《借山圖之風月夜行》(布拉格國家美術館藏)
《己未日記》中的“遠遊”畫稿
齊白石是個人天賦與時局共同成就的大家。至於他一生尊師重道，不貪財，不務名，不阿世，不走官路，在陳丹青眼中，那是他本性篤實，往高了說，就是謹守舊道德，那個年代，許許多多明白人就這樣過了一生。
《鍾馗道義圖》
“雅與俗”“藝術與商業”，這些藝術界永恆的矛盾，就這樣被齊白石以“天然之趣”全部解決了。解放後，享有盛名的齊白石創造力依然極其旺盛，僅1953年一年便繪出六百多幅作品。據說齊白石八十幾歲時，每天早起至少要畫七、八張，九十多歲，也還是每日畫四、五張。他自訂潤格依舊不高，從來按照創作材料的成本，勞動時間和難易程度定價，有段時間仍然為每尺五元。對他來說，創作從來不是特殊與清高，而是謙卑本分，是憑本事吃飯，賣畫養家餬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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