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讀君按：
今天，壹讀君看到一則令人傷感的新聞，剛過完50週歲生日的前央視著名主持人李詠在與癌症鬥爭了17個月後不幸去世，再一次讓人感受到了在癌症面前生命的脆弱。生活中還有很多治療無望的病人，選擇了最後一線生機——冒險為新的治療手段做做臨床試驗。
（ID：chinanewsweekly）
三年前，骨科醫生李明磊感到左胸疼痛越來越重，他決定去做一次CT檢查。在發現肺部有一個4公分左右的結節以後，他給自己確診了——癌。
就在上週末，李明磊在美國波士頓的查爾斯河邊跑完了5公里，而兩年前，他是被妻子用輪椅推下飛機的。在被診斷為肺癌IV期以後，北京的醫生告訴他，他的生命也許只剩下半年時間了。
如今，李明磊定期來哈佛大學附屬的麻省總醫院治療癌症。他病情的好轉也許並不能被稱為醫學奇蹟，而只是赴美國治療癌症的眾多患者中普通的一個案例。當然，他也是足夠幸運的——EGFR19基因突變，讓他進入了第三代靶向藥的臨床試驗，在試驗開始的兩週以後，轉機就出現了。
位於北京的出國看病服務機構盛諾一家的市場調查結果顯示，中國每年赴美就醫的患者約有3000人，其中70%為腫瘤患者。在現有藥物有效的情況下，參加臨床試驗並非病人的首選。然而，一旦患者對抗腫瘤藥物產生抗藥性，美國的新藥臨床試驗很可能成為他們的最後一搏。
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聖迭戈的一所醫院裡，醫護人員正在分析癌症患者的病灶掃描影像。圖/IC
在美國著名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每天有數百項臨床試驗在同時進行，超過90%的腫瘤患者會主動向醫生詢問：“我是否可以參加新藥的臨床試驗？”如今，這裡也不乏從中國轉診來求治的晚期腫瘤患者。
38歲的李明磊在北京一家知名三甲醫院就診時，這裡的醫生告訴他，他屬於“肺癌IV期，只能保守治療，沒有機會手術”。他知道，醫生給出的分期，意味著他患的是有遠處轉移的晚期肺癌。這讓他陷入了絕望。在接下來兩個療程的化療中，李明磊的身體被化療藥物攻擊得虛弱不堪，最終他已經無法自行翻身。
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報告指出，肺癌是世界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佔癌症死亡人數的19.4%。由於控煙不力等原因，肺癌也是中國惡性腫瘤死亡的首要原因。預計到2025年，中國的肺癌患者數量將達到100萬，成為世界上肺癌人數最多的國家。
雖然肺癌在中國的5年存活率為16.1%，與美國的17%十分接近，但就癌症治療的總體水平而言，中國癌症發病率接近世界水平，而死亡率卻高於世界水平。數據顯示，美國癌症患者5年存活率在60%至70%，而中國癌症患者的5年存活率僅在30%左右。
活檢和基因檢測為李明磊找到了患癌的精確病因——EGFR19基因突變。他說：“在國內，這種情況幾乎沒治。但在美國，當時已經有了針對EGFR19基因突變的第二代特效藥阿法替尼，第三代藥物AZD9291的臨床試驗也已經進行到了第Ⅲ期。”於是，他決定去美國去“碰碰運氣”。
在經過一系列非常專業的病歷資料準備以後，李明磊選定在全美綜合醫院名列前茅的麻省總醫院就診。按照預約時間赴美以後，到達波士頓的第二天他就前往醫院去見醫生。美國醫生一邊叫他“李醫生”，一邊起身與他握手。腫瘤科專家還為他約了一位胸外科醫生，共同討論治療方案。
與國內醫生的意見不同，美國醫生告訴李明磊，在靶向藥物治療見效後，剩下的原發病灶可以再行手術治療。
盛諾一家創始人兼董事長蔡強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微信ID：china-newsweek），在去美國就醫後，有67%的中國患者的治療方案被改變。原因之一是，美國的臨床醫學正在向“精準醫療”的方向發展，一個患者往往由多個學科的醫生共同診治，在這種理念下他們相信，“沒有任何兩個肺癌病人的治療方案是相同的”。
治療方案被改變的另一個原因則在於藥品的差異。“大量的癌症患者到美國選擇了新的治療方案，因為我們最新的藥品是美國2011年上市的，美國2012年、2013年…… 一直到2016年的藥，我們都沒有。”
蔡強舉例說，他們介紹過一個皮膚癌患者去美國看病，結果，美國的醫生髮現，中國用的藥是美國30年前的。
實際上，中國醫生基於國內上市的藥品而給患者制定的治療方案並沒有錯誤，只是藥物不夠先進。在新藥研發落後的情況下，中國醫生難為無米之炊。一位患者在美國取得了滿意的治療效果後這樣說：“這就好像美國都在用iPhone6了，我們還在用iPhone3。當然，這只是一個不夠恰當的比喻，在手機方面，中國人是完全不甘落伍的。”
皮膚黑色素瘤患者張天銀在北京一家三甲醫院治療，他的主治醫生李陶建議，可以考慮去美國參加臨床試驗。剛剛參加完全美腫瘤學年會的李陶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微信ID：china-newsweek）：“當時我們知道，美國已經有了專門針對黑色素瘤的新藥，正在做Ⅲ期臨床試驗，而且Ⅰ期、Ⅱ期試驗的結果顯示，療效非常好。但是，中國還沒有這方面的藥物和臨床試驗，對於有條件出國就醫的患者，我會建議他們去國外選擇最新的藥物治療。”
幸運的是，張天銀符合臨床試驗的入組條件，進入試驗組後，他一直接受治療，如今已有六七年，他對效果很滿意。現在，他不覺得自己是在接受試驗，而把這個過程當成一個完整的治療方案。
審批積壓1.7萬件
中國新藥研發的落後已是不爭的事實。根據美國臨床試驗註冊中心的數據，截至2015年10月，全球共有201149項臨床試驗登記註冊，其中有48.53%在美國進行，在中國開展的藥物臨床試驗僅佔 9.75%。
以抗肺癌藥為例，美國已經開始了第IV代靶向藥物的臨床試驗，而中國還停留在第I代靶向藥上。這意味著，一旦患者產生抗藥性，在中國治療的患者將沒有其他藥品可供選擇。
中國新藥審批的第一步是批准開展臨床試驗。2007年發佈的《藥品註冊管理辦法》對每個審批環節都做了時間限定，其中，新藥臨床試驗審批的時間不得超過90天，但實際上，來自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以下簡稱食藥監局）的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1.1類新藥、3.1類新藥及6類新藥申報臨床試驗的平均審評時間為14個月、28個月和28個月。
而在美國，申報者向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以下簡稱FDA）提出新藥臨床試驗申請後，如果30天內沒有收到FDA作出暫停臨床研究的決定，便意味著通過審批。
相對於美國“寬進嚴出”的審批制度，中國剛好相反。申報者必須經過國家和省級藥監管理部門的兩級審批，獲得批件後，才可以進行臨床試驗。
中國臨床試驗對申請者的藥學研究資料要求更為詳細，所有材料要在Ⅰ期臨床試驗前提交，且在4個月內一次性補齊所有材料。但事實上，對於新藥的臨床試驗而言，許多研究數據難以在Ⅰ期臨床前提交。在美國，這些資料都可以隨著研究計劃的開展而逐步提交。
為了提高FDA的工作效率和藥品審評審批質量，美國早在1992年頒佈的《處方藥申報者付費法案》中便要求：新藥申報者可以向FDA交納一定的申請費、處方藥生產場地年費等，並要求FDA必須在限定的時間內，完成審評、審批工作。這項收入可以讓FDA聘請更多不同領域的專家和審評人員、更新信息技術設施，極大地縮短審批時間。
擁有9300多名僱員的FDA，是美國聯邦政府僱員最多的政府部門之一。但區別於美國的半商業化模式。公開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食藥監局機關行政編制為345人，其中稽查專員僅有10人。雖然食藥監局在受理藥品註冊申請時收取一定的費用，但這些費用全部上繳國庫，並不能用於優化審評資源。
食藥監局發佈的《2015年度藥品審評報告》顯示，雖然約120名藥審中心工作人員，完成了2015年9601件審評任務，但仍然有1.7萬件積壓。
在人力不足的情況下，中國市場上的新藥、疫苗、醫療器械等都落後於歐美。譬如，第一支預防宮頸癌的HPV疫苗早在2006年就被FDA批准上市並進入很多國家的市場，但由於該疫苗遲遲不能在中國獲批，有不少中國女性選擇出境在私立診所接種 。直至今年7月18日，首支HPV疫苗才獲批在中國上市，而這一審批過程經歷了近10年時間。
為了加速一些用於治療危重疾病的藥品審評，FDA設立了快速通道、優先審評、加速審批、突破性療法等4條特別審批通道。蔡強介紹說，這些特殊渠道“審批的速度要比常規快很多，有時候只需要三個月”。
2012年，美國第5次修訂《處方藥申報者付費法案》，強調改進FDA的快速審批通道，包括培訓此類藥物的審查人員，並且提出要優先審查孤兒藥。第三代靶向藥AZD9291得以在2015年11月上市，便是有賴於快速審批通道。
中美臨床試驗差別大
2014年11月6日，李明磊服用了第一片二代靶向藥阿法替尼，這種藥當時已經在美國上市一年，而國內還沒有引進。李明磊清楚地記得，在服藥5周後，PET-CT顯示，脊柱和肋骨上的轉移病灶就消失了，肺部原發病灶也縮小了60%。
但不到一年，醫生就發現李明磊對阿法替尼產生了抗藥性，穿刺檢查顯示，他出現了耐藥基因突變。但這剛好符合了AZD9291臨床試驗的入組標準，當時試驗已經進行到第Ⅲ期。
李明磊從申請參加試驗到正式入組，僅用了一個月時間。申請前，醫生向他充分告知了藥物的風險及可能產生的副作用，他毫不猶豫地簽署了授權同意書。
這份授權同意書，還需要經過第三方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
在中國，倫理委員會依附於醫院，審查也流於形式。北京經緯傳奇醫藥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蔡緒柳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微信ID：china-newsweek）：“有時，醫生會特別強調免費用藥，卻不充分告知用藥風險。”
作為這間第三方稽查公司的總監，蔡緒柳發現，有的醫院會將患者集中在一起，由一個醫生給幾十個患者講述試驗的風險與利益，再讓患者決定是否在授權同意書上簽字。“這樣做可能會讓患者之間互相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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