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剛:企業家的天職只有一個|40年40人浙商口述史

文|《浙商》全媒體記者 孫嵐

攝影|宋亮

近日,《浙商》記者見了兩次杉杉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鄭永剛,都是在上海陸家嘴世紀金融中心的杉杉總部。他談到了他三十多年經營企業的心得,很值得企業經營者參考。

鄭永剛1958年出生於寧波鄞縣的農民之家,從27歲當上鄞縣棉紡廠長算起,他至今做企業已經做了33年了。為此,他常以“職業企業家”自稱。

鄭永剛的企業經營歷程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杉杉西服,從一個瀕臨倒閉的企業到中國服裝行業第一股,用了8年;第二階段是鋰電池材料,從買下國家級科研機構到全球規模第一,用了18年;第三個階段是以奧特萊斯綜合體、健康醫療、旅遊休閒等產業為主的多元化經營,正是現在進行時。自2002年起,杉杉控股連年位列中國企業500強,2017年公司總營收達420億元。

聽鄭永剛的心得分享,記者感受最深的是他說的兩點:一是比起“做強做大”,企業家更應追求“做精做久”;二是適者生存,企業家改變不了形勢,就改變自己,經濟下行時尤其如此。

以下為鄭永剛自述:


鄭永剛:企業家的天職只有一個|40年40人浙商口述史


我從20多歲到今年60歲,經營企業33年,是一名“職業企業家”。我對政治榮譽不太感興趣,對功利遠離。我認為,企業家的天職只有一個:鍛造企業核心競爭力,在中國做到行業前三,在全球擁有技術、市場、產品、管理等任何一方面的特色,贏得同行尊重。企業家的責任就是把企業做好,依法納稅,提供就業。

很多人叫我“常青樹”,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出道,如今企業還健在。“健在”二字是非常不容易的,企業都有生命週期,跟我同時期起來的企業家,現在還在做企業的寥寥無幾。因為做企業一根筋、對企業的理解有獨特之處,我們才得以“健在”。

做企業,不該追求“做強做大”,不可以膨脹,不可以欺騙自己,而應該追求“做精做久”。做精,就是把有核心競爭力的往深裡做,哪怕做一根針,這根針全世界只有你能做,你也很光榮,為中華民族增光添彩;做久,就是能經受時間的考驗

,企業家絕大多數是“白髮人送黑髮人”,眼睜睜看著年輕的企業消失,如果我鄭永剛的生命週期結束了,但杉杉企業還在,就是成功。

做企業就是做人,人品決定了你的長久性。你站在風口上,可能一下子會被吹到天上去,但如果沒有品質、誠信,那麼風光的時間一定很短。

這些,就是我三十多年來做企業最大的體會。


做西服,做到全國第一

1985年,我從縣外貿部門被派到鄞縣棉紡廠當廠長,在非常艱難的境地下幹了三年,每年都成為紡織部先進生產者。因為業績突出,1989年5月23日,我被調到國企甬港服裝廠(杉杉前身)當廠長。

甬港服裝廠是一家資不抵債的企業,當時是行業倒數第一,連續三年更換三任廠長。我用了三年時間,做到品牌、規模、效益行業第一,並參與全行業的發展戰略的制定。

為什麼別人做要倒閉,而你三年能做到全國服裝行業第一?道理很簡單,就是專注

。我接手後,沒有任何雜念,只是充滿激情,一根筋地做企業。我不是做服裝出身,對服裝不瞭解,那時都是太太給我買什麼就穿什麼。為了學習,我在國內從廣東跑到內蒙,到各個市場去學習。每年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國外,參加法國、意大利、紐約時裝週,學習品牌和時尚。

真正的企業家不會在乎外在的東西。1996年,我腰椎尖盤突出,在家養傷。那時我住的房子76.8平方米,在寧波丹鳳新村19棟301。當時寧波市的一位領導來看我,到我家門口後又轉身走了,他不相信這麼大的老闆住那麼小的房子。他再給我打電話問,我說沒錯就是這裡。他走進來,問鄭總你怎麼不住大點的房子?我說這房子很好啊,我是農村出來的孩子,有現在的條件已經很滿足了。

1989年我剛到甬港服裝廠的時候,這家企業雖說是國企,但銀行不可能貸款給你,因為你是負資產,沒有信用了。我去找銀行行長,給人家遞煙,人家都不接。行長用寧波話講:“給你貸款,就像在老江橋上往水裡丟石頭,丟下去就沒了。”

的確,當時廠裡效益不好,一年只能開工八九個月,停工時,1000多個工人都閒著,女工織毛衣,男工打撲克。因為工廠全部做OEM代工,有訂單時忙一陣,沒訂單就停工。我仔細看,發現設備是沒問題的,因為這個廠是部屬企業,1980年國家要發展紡織,把僅有的一點外匯給了紡織行業,給寧波甬港和內蒙呼和浩特的另一個廠買了世界先進設備。但設備好沒用,我們的產品有問題,當時中國做西裝技術不足,面料是用漿糊粘起來的,裁縫師傅把西裝裁出來,像盔甲一樣。產品不被接受,工廠沒錢賺,惡性循環,工資都發不出來。

我是怎麼突破的?我去找上海第二毛紡織廠廠長萬德明,當時“二毛”有一批出口歐洲和日本的面料和輔料,存在庫房裡,時間久了會壞掉。我就去找他談合作,想辦法借來面料和針線紐扣這些輔料。又跟我太太借了3000元去買煤,把工廠鍋爐捅開,開始生產。然後,我去請上海新世界時裝公司的經理來寧波,去看工廠熱火朝天生產的狀況,並拿庫房的面料和輔料做抵押,向他借了3萬元。

這3萬元,我沒用來發工資,而是拿到中央電視臺打廣告,“杉杉西服,不要太瀟灑”。過去因為從沒有服裝企業在中央臺打過廣告,所以一炮而紅。生產出的西裝沒有在浙江賣,全給上海,要佔有至高點。

我們生產的西裝“薄、輕、柔、挺”,為了證明效果,就在上海商場的門口放幾臺洗衣機,把西裝丟進去洗,現場晾乾,果然筆挺。買的人很多,隊伍排得很長,供不應求。一開始一套西裝賣120元,我讓人去物價局,查了沒有這項限制,就很快加價到240元一套,還是不夠賣,價格再翻倍。那時做西裝,利潤率比現在做房地產利潤都高。當時杉杉西服全國市場佔有率超過37.3%。

說到底,做服裝,我乾的就是一件事——將原來的生產型工廠改變成經營型的企業,用一定的經營理念去做企業。同一個市場,別人做生產,我做經營;別人做代工製造,我創建品牌。維度不一樣,結果自然不一樣。

不過,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隨著中國市場的開放,國際奢侈品牌紛紛進來,我深刻地認識到,杉杉西服品質做得好並不意味著企業能做大。所以1997年,中國服裝產業最火的時候,我預感到這個行業到頂了,要找到下一個具有爆發性增長空間的產業。

鋰離子電池材料做到世界第一

決定轉型後,我來到上海尋找新機會。做房地產我不適合,因為求人的事我不會幹。從20多歲起,我就要求自己賺的每一分錢都是要有尊嚴的,如果做房地產,哪有那麼多尊嚴。

1999年前後,我已經思考了兩年的轉型,偶然間,我接觸到一項技術——鋰電池負極材料的生產技術。當時,中國的負極材料只是鞍山熱能研究所承擔的一項國家863課題,離產業化還有很長的距離。我不是科學家,不懂技術,但我能嗅到這是將來世界上最好的東西。我決定,將鞍山熱能院的人和技術都收購進來。身邊的人都說我瘋了,可是企業家本來就不是常人,企業家看的是未來。

我們決定先投資8000萬元,把鋰電池負極材料生產技術從實驗室裡產業化出來,這就是當時杉杉第一次通過投資轉型的產品。

我們第一代出廠的產品是37萬元/噸,而當時日本進口的材料要72萬元/噸,我們把價格降低了近一半。到今年,我們的第六代負極材料只要5萬元/噸。我相信再有三年的技術創新,性價比會比現在更高,價格能降到3萬元/噸。這樣,汽車動力電池的價格會比汽油更便宜,新能源汽車革命將有我們的貢獻。

發展鋰電材料過程中,我們既委屈又辛苦,因為我們堅持了高端的技術路線。2010年起,市場上出現大量水貨,品質差、價格便宜,我們一直在虧損。如果我們當時做水貨是輕而易舉的事,也能賺錢,但是我們堅持了高端路線,到了第六年才微利。當時我們內部自己就有點耐不住,開始有分歧。當時我們準備跟別人合作,實際上是要賣掉,但最終,說句不好聽的,是“賣不掉又爛在手裡”,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

如今,從負極材料起步,經過19年的努力拼搏和奮鬥,我們在鋰離子電池正極、負極、電解液材料領域裡,已做到規模世界第一。

目前,我們仍在加大鋰電池材料的佈局,重點是建設兩個10萬噸基地項目。一個是位於內蒙古包頭的10萬噸負極材料基地,一個是位於湖南長沙的10萬噸正極材料基地。這兩個基地在2018年上半年都已開工建設並陸續投入生產。隨著產能的逐漸釋放,杉杉在這兩大材料上的規模和技術競爭力將更加突出。

我們為什麼能達到國際領先的技術標準?因為我們重視人才,只要是全球發現一個這方面的人才,不管他是德國人、日本人、美國人,只要發現,我們就去聘請,不惜代價,哪怕聘不了,也讓他做技術顧問,不斷地進行技術創新升級。高新技術的產業,一旦出現了別的新的技術,那麼你就沒有價值了,所以研發人才、不斷創新的技術是這類產業的核心競爭力。

我們的戰略目標不僅僅是電池材料,現在開始在充電樁、電池Pack(組合系統)、電容器、電動汽車、儲能電池等整個產業鏈上進行佈局,通過這樣一個綜合的發展,來提升中國的新能源產業的發展。

杉杉的新能源板塊,裝在上市公司“杉杉股份”裡,而杉杉服裝則是另一家上市公司“杉杉品牌”。杉杉新能源業務開始是以服裝賺的錢養著,後來進入正軌了,外界也認可了杉杉新能源的實力,當我們需要錢時,釋放一些股權就行。現在,集團實業部分,新能源的收入佔70%-80%,而服裝僅約10%。

做實業就是不斷投入和產出,永遠沒有太多利潤,但永遠有資本和規模。

肯定是要兒子接班的

任何產業都有周期性規律,杉杉服裝產業已經走過了它的週期,鋰電材料產業從孵化至現在,經歷了20年的爬坡,現在才到舒服的時候,但這樣一個高峰期可能也只有8-10年,接下來依然是下坡路。行業好的時候,我已經在準備下一個週期了,當舊的產業衰退,新的產業已經起來了。

如果既不轉型也不升級,那等待你的就是淘汰。企業的週期就是這麼殘酷。但至少我還被認可,並且還有激情去創造財富和價值。

我們賺了錢不分紅,堆著,因為企業在發展過程中,資本不可以分散,否則就會喪失機會。比如我們最開始做高科技時,如果把在服裝上賺的錢都分掉,就支撐不起科技板塊。我們幾個股東都與我一樣,都認同這一點,誰家需要錢時就拿一點,就像寧波人“搖會”一樣。比如我們一年納了27億元稅,利潤卻只分出不到1億元。如果把企業掏空的話,在經濟週期波動中就無法安然度過。

我正在培養兒子接班。兒子從小在上海長大,現在在公司任總裁,就是學習接班。我在員工大會上公開講,公司肯定是要兒子接班的。我很傳統,就是個農民,我的理念是:兒子生在我家,就該他繼承。我兒子現在28歲,你若見到他,就能看到他不是有錢人家出生的模樣。在他三歲起我就告訴他,我是我你是你,我只有義務保證你基本生活。他高三時我送他去英國留學,不買車不買房,平時出行都乘地鐵,我去英國時,地鐵夏天很熱,但我也跟著他一起乘地鐵。長期這樣下來,兒子養成了艱苦樸素的價值觀。

許多浙商說我兒子讓他們羨慕,因為的確很難做到這樣,很多企業家家裡有飛機、別墅,卻要培養孩子的吃苦精神,很不容易。

我國的改革開放已經走了40年,我期待,未來國家不斷加大開放力度,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支持科技創新,提升法治建設。

今年,民營企業很困難,浙江有些企業尤其困難。民企現在應該控制自己的投資衝動,降槓桿,沒有競爭力的時候就要做減法。我們都是從艱難環境過來的,現在也要去適應新的環境。還是那句話,

你改變不了這個時代、改變不了別人,只能改變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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