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序言
胡希恕方證辨證說略
胡希恕方證辨證說略。他認為，由於虛、實、寒、熱從屬於陰陽，故無論病位在表、在理以及在半表半里，均當有陰陽兩類不同為證的反應，這樣三而二為之六，即病見之於證的六種基本類型，所謂六經病（證）是也。方證是《傷寒論》的精華，《傷寒論》中有以方名證的範例，如第34條、101條“桂枝證”、“柴胡證”等，陳易新等在研究證實質中亦談到到“症”……。
近期拜讀《中國百年百名中醫臨床家書·胡希恕》(以下簡稱《胡希恕》)一書，欣喜萬分。筆者被胡老先生研究《傷寒論》的豐碩成果所吸引，同時折服於其獨特的臨床經驗，故擷其精華於同道一起賞析。
二、 胡希恕生平簡介
胡希恕，1898年生於瀋陽，清末太醫之學生王祥徵的弟子。1936年懸壺於京城，1952年約陳慎吾、謝海州共同開設私立中醫學校，1958年調入北京中醫學院，1984年病逝，享年86歲。胡先生行醫50餘載，早年即以“經方派”著稱。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初，其“《傷寒論》的六經論治與八綱的關係”報告，《人民日報》給予高度評價，認為是解決“歷代醫學家缺乏論述的難題”，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初期，日本中醫界稱讚胡老是“中國有獨特理論體系，著名的《傷寒論》研究者、經方家”。《胡希恕》一書由胡先生的弟子馮世倫、李惠治等整理而成，彙集了胡老先生一生的理論建樹與臨床驗案，對於後人學習、研究與運用《傷寒雜病論》有頗多啟迪，是一部難得的上乘佳作。
三、 胡希恕對《傷寒論》的闡釋
胡先生畢生致力於《傷寒論》的研究，提出如下獨特的見解。
其一，胡先生認為《傷寒論》取法於《伊尹湯液經》，為最古老三大流派（神龍本草、皇帝針灸、素女脈決）的神龍本草派。其根據為：晉代黃甫謐《針灸甲乙經》序稱“伊尹以元聖之才，撰用《神龍本草經》以為湯液”；宋刻《傷寒論》序也有“仲景以伊尹之法，伊尹本神龍之經”的記載；從藥物理論來看，更能看出《傷寒論》、《神龍本草經》本一脈相承。他指出，研究傷寒應重視她與《皇帝內經》體系有別。
其二，胡先生指出《傷寒論》於三陽篇，先太陽、次陽明、而後少陽，於陰三篇，也是先太陰、次少陰，而後厥陰，均把半表半里置於最末，這是論述的需要和安排，但並不代表傳變次序如此，臨床也絕無陽明再轉少陽，尤其傳變又復回太陽之證。他強調厥陰不是傷寒的最後階段，只是重要的轉歸或樞紐。
其三，胡先生提出《傷寒論》的六經辨證不是臟腑經絡辨證，而是八綱辨證。他認為，由於虛、實、寒、熱從屬於陰陽，故無論病位在表、在裡以及在半表半里，均當有陰陽兩類不同為證的反應，這樣三而二為之六，即病見之於證的六種基本類型，所謂六經病（證）是也。太陽少陰為表，陽明太陰為裡，少陽厥陰為半表半里。太陽為表之陽，少陰為表之陰；陽明為裡之陽，太陰為裡之陰；少陽為半表半里之陽，厥陰為半表半里之陰。
四、 胡希恕傷寒辨證的理論體系
1. 胡希恕辨證體系框架
辨六經，析八綱，再辨證，後選方，此即胡先生的辨證體系框架。六經和八綱雖然是辨證的基礎，並於此基礎上即可施治的準則，不過，若說臨床實際應用，這還是遠遠不夠的。臨證有無療效，決定於方證對應與否。執一發，不如守一方，這是充分認識到《傷寒論》的方證辨證中藥性的概括。方證是《傷寒論》的精華，《傷寒論》中有以方名證的範例，如第３４、１０１條“桂枝證”、“柴胡證”等。從仲景六經病中同一經下的不同方證也可以證明：方證較之證型更為直接、更為深入，且具有定性、定量的性質。如太陽病，即使得知是風寒、風熱，也要看患者所表現的症狀，不論是風寒或風熱，都可能在人體產生或熱或寒，或虛或實，或表或裡的症狀，分析症狀所應歸屬的方證，才能明確當用方藥。若發熱、汗出、惡風、脈緩，則宜用桂枝湯；若無汗身體疼痛，脈緊而喘者，則宜用麻黃湯。這些方劑，雖都屬於太陽病的發汗劑，但各有其固定的適應證，若用的不恰當，不但無益，反而有害。六經之分，只概括了為病的表裡（含半表半里）陰陽，當然還須進行寒熱虛實的分析，則六經八綱俱無隱情。六經辨證不只限於傷寒，乃是辨萬病之總綱，而臟腑辨證、三焦辨證、氣血津液辨證、衛氣營血辨證只不過是六經辨證的擴展與延伸。不論是臟腑辨證、經絡辨證，還是六經、八綱辨證，最終都要落實到方證上。因此胡先生認為方證辨證是六經、八綱辨證的繼續，更是辨證的尖端，值得我們進一步挖掘與探究。
2. 胡希恕方證辨證實踐舉例
病例 丁某，男，３６歲，病案號１６９５５９。初診日期１９６５年８月１６日。患者尿痛、尿血、腰痛三個月。三月前因長途旅行乘火車，吃燒雞喝啤酒，不久出現腹痛腰痛，痛如刀割，陣陣發作。初發作時喝水則腹脹無小便，後發作時飲水有少量小便而尿道刺痛。到醫院檢查：尿紅血球滿視野。
用抗生素等治療無療。現右腰痛，尿粉紅色，大便幹，舌苔黃褐少津，脈左弦細，右沉細。中醫診斷：淋證（膀胱溼熱）。予豬苓湯加大黃、生薏米：豬苓９ｇ，茯苓９ｇ，澤瀉１２ｇ，滑石１５ｇ，阿膠９ｇ，生薏米３０ｇ，大黃２ｇ。１日１劑。
二診日期８月１９日。上藥服三劑，腰痛不明顯而顯酸沉，尿痛不明顯而少腹兩側酸重，大便不暢。予柴胡桂枝幹姜合當歸芍藥散加味：柴胡１２ｇ，黃芩９ｇ，天花粉１８ｇ，生牡蠣１５ｇ，桂枝９ｇ，乾薑６ｇ，白芍藥１２ｇ，當歸９ｇ，川芎９ｇ，茯苓９ｇ，蒼朮９ｇ，澤瀉１２ｇ，生薏米３０ｇ，灸甘草６ｇ，桑寄生３０ｇ。１日１劑。
三診日期８月２５日。上藥服６劑，諸症已，但行膀胱鏡檢查及拍Ｘ線片後，確診右輸尿管有結石，又出現尿道刺痛，予８月１６日方加金線草６０ｇ。１日１劑。
四診日期８月３０日。上藥服兩劑後出現尿道劇痛，排尿困難，見血塊，黏液，不久排除黃豆大結石，而後尿道通暢。
本例出診時，屬溼熱下注，可視為本證，用豬苓加生薏米利溼清熱，可視為正治。後因右側腰痛，為淤血證，可視為兼證，故加少量大黃以活血祛瘀。二診時痛不明顯，而腰痛明顯，為邪退正虛，證屬血虛水盛，可視為辨證，故與柴胡桂枝幹薑湯合當歸芍藥散加味。當例行膀胱鏡檢查後，又出現尿道刺痛時，顯現溼熱下注之證，故用豬苓湯加金線草，使尿路結石排除，諸症皆已。
3. 方證辨證的理論價值
劉渡舟先生曾指出：“認識疾病在於證，治療疾病在於方，方與證乃是傷寒學的關鍵”。黃煌也曾感概地說：“方證識別、藥證識別，它樸實而具體，是中醫辨證論治的基本單位”。陳易新等在研究證實質中亦談到，“症”是“證”與“病”的具體表現，而且是研究“證”與“病”的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對於症的更精準更深入的研究不僅有助於提高辨證的準確性，還是“證”實質研究的一個重要途徑。同時還指出，“證”是機體對疾病的反應性，不同反應性的個體在罹患同一疾病時不僅表現不盡相同，而且對藥物的反應性也不同，即同一藥物，治療某病不同的證型的個體，會產生不同的療效。中醫有“以方測證”的方法，通過“方”的作用部位和機理的研究，有助於“證”的研究。
雖然病、證分離於症是一種進步，但無視症狀卻是更大的退步。同一疾病而個體的突出症狀可有不同，這可能是證的內在差異。從某種意義上講，辨病辨證的過程，也是辨症的過程。同時氣虛證，由於病、症不同，臨床用藥自然有別。中藥在應用降糖藥的過程中，同時需要辨證選藥與辨症選藥，如：熱者黃連，渴者烏梅。若出現兼證、兼病時，更需要方證的辨別，如：“下消”選六味，合併中風擇選脈絡寧。
周繼旨認為，中醫在思維模式上確實汲取了易理重“三”崇“中”的思維精髓，通過具體闡釋為可供實際操作的醫學理論框架，即“三陰”“三陽”學說，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意義。王小平的“藏腑關係系統說”以及張其成“二三思維模型”也為我們進行從症識病、從症認證的研究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併為方證相對論的研究打開了新的視野。所以說方證集合是辨證辨病的最終實現者及最後的落腳點。中醫學生存的核心是臨床療效，藥物是是否對證（症、病），則是所有環節的關鍵。中醫學的臨床實踐與理論框架必須依託於診、治之橋樑－方證結合。這也是我們紀念胡希恕先生方證辨證學術思想的目的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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