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序言
胡希恕方证辨证说略
胡希恕方证辨证说略。他认为，由于虚、实、寒、热从属于阴阳，故无论病位在表、在理以及在半表半里，均当有阴阳两类不同为证的反应，这样三而二为之六，即病见之于证的六种基本类型，所谓六经病（证）是也。方证是《伤寒论》的精华，《伤寒论》中有以方名证的范例，如第34条、101条“桂枝证”、“柴胡证”等，陈易新等在研究证实质中亦谈到到“症”……。
近期拜读《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书·胡希恕》(以下简称《胡希恕》)一书，欣喜万分。笔者被胡老先生研究《伤寒论》的丰硕成果所吸引，同时折服于其独特的临床经验，故撷其精华于同道一起赏析。
二、 胡希恕生平简介
胡希恕，1898年生于沈阳，清末太医之学生王祥徵的弟子。1936年悬壶于京城，1952年约陈慎吾、谢海州共同开设私立中医学校，1958年调入北京中医学院，1984年病逝，享年86岁。胡先生行医50余载，早年即以“经方派”著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其“《伤寒论》的六经论治与八纲的关系”报告，《人民日报》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解决“历代医学家缺乏论述的难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日本中医界称赞胡老是“中国有独特理论体系，著名的《伤寒论》研究者、经方家”。《胡希恕》一书由胡先生的弟子冯世伦、李惠治等整理而成，汇集了胡老先生一生的理论建树与临床验案，对于后人学习、研究与运用《伤寒杂病论》有颇多启迪，是一部难得的上乘佳作。
三、 胡希恕对《伤寒论》的阐释
胡先生毕生致力于《伤寒论》的研究，提出如下独特的见解。
其一，胡先生认为《伤寒论》取法于《伊尹汤液经》，为最古老三大流派（神龙本草、皇帝针灸、素女脉决）的神龙本草派。其根据为：晋代黄甫谧《针灸甲乙经》序称“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龙本草经》以为汤液”；宋刻《伤寒论》序也有“仲景以伊尹之法，伊尹本神龙之经”的记载；从药物理论来看，更能看出《伤寒论》、《神龙本草经》本一脉相承。他指出，研究伤寒应重视她与《皇帝内经》体系有别。
其二，胡先生指出《伤寒论》于三阳篇，先太阳、次阳明、而后少阳，于阴三篇，也是先太阴、次少阴，而后厥阴，均把半表半里置于最末，这是论述的需要和安排，但并不代表传变次序如此，临床也绝无阳明再转少阳，尤其传变又复回太阳之证。他强调厥阴不是伤寒的最后阶段，只是重要的转归或枢纽。
其三，胡先生提出《伤寒论》的六经辨证不是脏腑经络辨证，而是八纲辨证。他认为，由于虚、实、寒、热从属于阴阳，故无论病位在表、在里以及在半表半里，均当有阴阳两类不同为证的反应，这样三而二为之六，即病见之于证的六种基本类型，所谓六经病（证）是也。太阳少阴为表，阳明太阴为里，少阳厥阴为半表半里。太阳为表之阳，少阴为表之阴；阳明为里之阳，太阴为里之阴；少阳为半表半里之阳，厥阴为半表半里之阴。
四、 胡希恕伤寒辨证的理论体系
1. 胡希恕辨证体系框架
辨六经，析八纲，再辨证，后选方，此即胡先生的辨证体系框架。六经和八纲虽然是辨证的基础，并于此基础上即可施治的准则，不过，若说临床实际应用，这还是远远不够的。临证有无疗效，决定于方证对应与否。执一发，不如守一方，这是充分认识到《伤寒论》的方证辨证中药性的概括。方证是《伤寒论》的精华，《伤寒论》中有以方名证的范例，如第３４、１０１条“桂枝证”、“柴胡证”等。从仲景六经病中同一经下的不同方证也可以证明：方证较之证型更为直接、更为深入，且具有定性、定量的性质。如太阳病，即使得知是风寒、风热，也要看患者所表现的症状，不论是风寒或风热，都可能在人体产生或热或寒，或虚或实，或表或里的症状，分析症状所应归属的方证，才能明确当用方药。若发热、汗出、恶风、脉缓，则宜用桂枝汤；若无汗身体疼痛，脉紧而喘者，则宜用麻黄汤。这些方剂，虽都属于太阳病的发汗剂，但各有其固定的适应证，若用的不恰当，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六经之分，只概括了为病的表里（含半表半里）阴阳，当然还须进行寒热虚实的分析，则六经八纲俱无隐情。六经辨证不只限于伤寒，乃是辨万病之总纲，而脏腑辨证、三焦辨证、气血津液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只不过是六经辨证的扩展与延伸。不论是脏腑辨证、经络辨证，还是六经、八纲辨证，最终都要落实到方证上。因此胡先生认为方证辨证是六经、八纲辨证的继续，更是辨证的尖端，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与探究。
2. 胡希恕方证辨证实践举例
病例 丁某，男，３６岁，病案号１６９５５９。初诊日期１９６５年８月１６日。患者尿痛、尿血、腰痛三个月。三月前因长途旅行乘火车，吃烧鸡喝啤酒，不久出现腹痛腰痛，痛如刀割，阵阵发作。初发作时喝水则腹胀无小便，后发作时饮水有少量小便而尿道刺痛。到医院检查：尿红血球满视野。
用抗生素等治疗无疗。现右腰痛，尿粉红色，大便干，舌苔黄褐少津，脉左弦细，右沉细。中医诊断：淋证（膀胱湿热）。予猪苓汤加大黄、生薏米：猪苓９ｇ，茯苓９ｇ，泽泻１２ｇ，滑石１５ｇ，阿胶９ｇ，生薏米３０ｇ，大黄２ｇ。１日１剂。
二诊日期８月１９日。上药服三剂，腰痛不明显而显酸沉，尿痛不明显而少腹两侧酸重，大便不畅。予柴胡桂枝干姜合当归芍药散加味：柴胡１２ｇ，黄芩９ｇ，天花粉１８ｇ，生牡蛎１５ｇ，桂枝９ｇ，干姜６ｇ，白芍药１２ｇ，当归９ｇ，川芎９ｇ，茯苓９ｇ，苍术９ｇ，泽泻１２ｇ，生薏米３０ｇ，灸甘草６ｇ，桑寄生３０ｇ。１日１剂。
三诊日期８月２５日。上药服６剂，诸症已，但行膀胱镜检查及拍Ｘ线片后，确诊右输尿管有结石，又出现尿道刺痛，予８月１６日方加金线草６０ｇ。１日１剂。
四诊日期８月３０日。上药服两剂后出现尿道剧痛，排尿困难，见血块，黏液，不久排除黄豆大结石，而后尿道通畅。
本例出诊时，属湿热下注，可视为本证，用猪苓加生薏米利湿清热，可视为正治。后因右侧腰痛，为淤血证，可视为兼证，故加少量大黄以活血祛瘀。二诊时痛不明显，而腰痛明显，为邪退正虚，证属血虚水盛，可视为辨证，故与柴胡桂枝干姜汤合当归芍药散加味。当例行膀胱镜检查后，又出现尿道刺痛时，显现湿热下注之证，故用猪苓汤加金线草，使尿路结石排除，诸症皆已。
3. 方证辨证的理论价值
刘渡舟先生曾指出：“认识疾病在于证，治疗疾病在于方，方与证乃是伤寒学的关键”。黄煌也曾感概地说：“方证识别、药证识别，它朴实而具体，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单位”。陈易新等在研究证实质中亦谈到，“症”是“证”与“病”的具体表现，而且是研究“证”与“病”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对于症的更精准更深入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提高辨证的准确性，还是“证”实质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还指出，“证”是机体对疾病的反应性，不同反应性的个体在罹患同一疾病时不仅表现不尽相同，而且对药物的反应性也不同，即同一药物，治疗某病不同的证型的个体，会产生不同的疗效。中医有“以方测证”的方法，通过“方”的作用部位和机理的研究，有助于“证”的研究。
虽然病、证分离于症是一种进步，但无视症状却是更大的退步。同一疾病而个体的突出症状可有不同，这可能是证的内在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讲，辨病辨证的过程，也是辨症的过程。同时气虚证，由于病、症不同，临床用药自然有别。中药在应用降糖药的过程中，同时需要辨证选药与辨症选药，如：热者黄连，渴者乌梅。若出现兼证、兼病时，更需要方证的辨别，如：“下消”选六味，合并中风择选脉络宁。
周继旨认为，中医在思维模式上确实汲取了易理重“三”崇“中”的思维精髓，通过具体阐释为可供实际操作的医学理论框架，即“三阴”“三阳”学说，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王小平的“藏腑关系系统说”以及张其成“二三思维模型”也为我们进行从症识病、从症认证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并为方证相对论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所以说方证集合是辨证辨病的最终实现者及最后的落脚点。中医学生存的核心是临床疗效，药物是是否对证（症、病），则是所有环节的关键。中医学的临床实践与理论框架必须依托于诊、治之桥梁－方证结合。这也是我们纪念胡希恕先生方证辨证学术思想的目的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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