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勢造英雄，人們往往有這樣的感覺，越是在動盪不平的年代，越會出現一些英雄人物，劉邦項羽橫刀立馬要建立功業，管仲范蠡謀略過人，輔佐君主建立霸業諸子百家集思想之大成，影響源遠流長……總之，“亂世”好比是為這些人提供了一個能夠充分自由發揮的宏大舞臺，怎麼發揮，發揮到什麼程度全憑個人。“混亂即是階梯”。
那麼為什麼亂世容易出英雄？
所謂“亂世”，其實就是歷史上的社會變革、政權罔替的動盪時期，在“亂”之中還包含著變化，變化就是機遇與選擇。在每個選項中又包含著更多的選項，因此對於處在亂世中的每個人來講，選擇多是一方面，怎麼選就顯得尤其重要了。大環境如此，那麼成為“英雄”，還要有些個人品質，所謂英雄最直接的理解便是“才能勇武過人，具備英雄品質的人”。諸子百家雖然與帝王將相不盡相同，不過，是另一個更宏觀意義上的英雄。既為英雄，除了思想卓越見識廣闊之外，他們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共通點，就是面對機遇與困境的態度：捨得。
面對離間計，孔子怎麼做？
春秋末年，孔子在魯國任職大司寇，不僅幫助魯國在之前與齊國一同舉行的外交會議——夾谷之會上提高了威望，齊景公也退還了之前侵佔的魯國城池，而且還在國內的治理上也做的有聲有色。這讓齊國的君臣很是擔心，魯國的強大日後必定會成為齊國的重要對手。眼見對方發展，齊國便使出了離間計，他們的陰謀是製造孔子與魯定公和季桓子之間的不和。
漢畫像石《孔子問禮》拓片
魯定公與季桓子都是喜好玩樂之人，與信守禮教的孔子不同，事兒雖小，這個矛盾卻可以為他們君臣間的關係製造很大的裂痕。於是齊國便一口氣送給魯國八十名美女，個個美豔動人，且擅長歌舞，另外還有精心打扮的良駒一起相送。美女和駿馬停到了城門外便不再進城，魯定公和季桓子聽聞有美女來了，不便正大光明的去享樂，於是就裝作巡視各地，只是每次的落腳之處便是在城門外，日日流連，夜夜忘返，對於國家政事也就不聞不問了。
孔子看在眼裡，原本也想等待國君有回心轉意，奮發圖強的時候，但是深知希望很渺茫：魯定公原本就沒有主見，並不是個理想的國君，季桓子現在重用自己，不過是為了消除異己，並非出於志同道合。何況，他日後為了維護貴族的勢力，一定會將孔子邊緣化。所以現在齊國的離間計，對於他們來講，或許就是將計就計罷了。
“無慾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作為國君總是貪圖眼前小利，而沒有成大事的遠見，必然一事無成。這些人只顧著自己眼前的利益，又何嘗會思考國家的長遠？想明白了這一層，孔子便辭了職，帶著一眾弟子離開魯國，踏上了周遊列國之旅。
孔子明明知道魯國國君絕非明君，卻仍然願意入朝為官，正是因為他懂得想要自己的政治理想實現，這是當時最優的選擇。眼見君不思朝政，國內一片糜敗之象，離開雖然要捨棄一次實現政治抱負的機會，卻得以在周遊列國時瞭解更多的國情，不斷打磨自己的思想，對於孔子來講，又何嘗不是一種得到。
面對無妄之災，老子怎麼做？
孔子的前輩老子也曾經遇到過相似的境遇。老子原本是東周王朝負責長官圖書、紀事與曆象的史官，他工作的地方便是古代帝王收藏圖書文獻之地，十分重要。即便如此，老子還是辭掉了官職，據說他騎著一頭青牛，孤身向西而去，留下了一本奇書《道德經》便不知所蹤。當史官既能博覽群書又有一定的社會地位，為什麼最後卻放棄上升之途與大好前程？
老子授經圖卷（局部）
有一種說法認為，周景王去世之後，王室內部便在繼位的問題上陷入了內訌，庶長子王子朝不服嫡長子繼位，佔據王城數年，卻還是被趕走了，臨行時他從帝王收藏館裡偷走了很多的寶物，不僅有王室典籍，據說還有包括九鼎在內的大量周王室青銅禮器，一併逃往了楚國。
身為收藏館館長的老子，自然也成了被懷疑的對象，此番無故牽連加上他在周王室不遠的洛邑親眼所見的民生凋敝，斷壁殘垣，內心也是一片淒涼失望，所以才決定歸隱於山，潛心做學問。到了函谷關，收到關令尹喜的請求，老子便作文五千言，即天下道學之源的奇書《道德經》。書成後，老子飄然而去，“莫知其所終”。
與孔子辭官另尋途徑與求索不同，老子徹底捨棄了朝堂與政治。不過他並沒有捨棄對天下的關懷，這正是《道德經》說的“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退一步不爭一時之氣，得以保全初心；跌至低谷仍能泰然處之，便得以順勢而起；少取方能獲得，貪多反而迷惑；不自我表揚，反而得以彰顯自身品質；不自以為是，方能明辨是非；不過分誇耀自己，方能得有功勞；不自我矜持，所以才能得長久。舍“爭”而得“道”——對於老子來講，這番“捨得”的道理才是天下事理的範式。
面對君威王權，孟子怎麼做？
與前輩中老子的出世飄然和孔子的溫文儒雅不同，諸子中孟子是個出了名的火爆脾氣，能言善辯，往往能夠通過小事例來說明大道理。在他四十多歲的時候，決定要開始周遊列國，到各國的國君之間遊說自己的政治主張：仁政。
遊說君主並非是件容易事，想要說服好戰的君主放棄戰爭而以仁愛治國，與友鄰國家為善，在殺伐不斷，政權罔替的戰國時期可以說是相當的非主流了。齊宣王曾經向孟子請教過“齊桓公、晉文公”的故事，這兩位春秋時期的霸主，曾經穩居霸業首位，齊宣王心嚮往之是顯而易見的。孟子卻直接回答，這樣的故事他從來都不知道，接著便滔滔不絕的講起仁政的好處來，可以說一點面子都不給。
比起齊宣王，魏惠王可以說更是經常被孟子懟的啞口無言。
魏惠王是個好戰且十分自負的人，還常常為了幾次進攻的勝利就洋洋自得，到了孟子面前也不大遮掩。孟子見了，便問他：“木棍打死人和刀子殺人，有什麼不一樣？”剛還在得意的魏惠王不加思索便說，橫豎都是殺人，哪有什麼不同啊。孟子緊接著就追問：“那用刀子殺死人跟用錯誤的國策害死人，有什麼不同嗎？”魏惠王還是老實回答，“也沒什麼不同。”孟子接著說：“您不該為了打勝仗就整日洋洋得意，想想您廚房裡堆滿了山珍海味，馬廄裡的馬都吃得各個膘肥體壯，再出去看看外面那些餓得面黃肌瘦的百姓。可見不實行仁政，對這些餓死的百姓來說，你就是始作俑者。”敢在國君面前仗義執言，指責其過失，與戰國時期對學者的普遍尊重禮讓不無關係，更重要的是孟子一直都秉持著“捨生取義”的慨然之態。在孟子心中，“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
“仁政”的政治理想，就是孟子言行的最大靠山，他捨棄了一時的安逸，得到的不僅僅是這些國君的敬重，更有政治理想之得以抒發。從這一點來看，他倒是比前輩們又幸運了幾分。
面對商業暴利，白圭怎麼做？
同樣是機遇，經商的人總是比一般人要敏感幾分。戰國時期，商業發展，很多不能從事政治活動的人都通過經商取得了巨大的財富，尤其是洛陽商人，隊伍龐大。當時最賺錢的買賣要數珠寶生意了，賺富人的錢，一筆就是一個大宗交易，可以說但凡做點買賣的當時都扎堆到這個行當。不過洛陽商人白圭卻有對此有另一番領悟。戰國時期雖然商業已然發展，但是缺少完善的法律法規去規範市場，經常會出現囤積居奇，放高利貸牟取暴利的商人。而在關乎民生的農副產品買賣中，這樣的現象更是層出不窮。
白圭先是捨棄珠寶生意不做去做農副產品貿易，看重的正是這些是百姓生活的必需品，因此有利可圖，可謂“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但是他卻從不囤積居奇，哄抬物價，捨棄一時的小利，奉行的是“薄利多銷，積累長遠”的原則。
有商品滯銷的時候，一些奸商就開始等待價格降到不能再降的時候大量收購，白圭則是用相對較高的價格收購；等到市場中糧食匱乏，奸商們開始提高價碼，白圭卻以比別家低廉的價格銷售。白圭的生意越做越大，成為戰國時期著名的豪商。
這些經商的道理雖然是盈利為目的，卻也是白圭對世事的洞察與關懷，他曾經在齊、秦等國入朝為官，也為魏惠王主持過水利興修等工事，並非一味求利的貪圖之人。也正是如此，司馬遷才會對他推崇備至，尊其為“治生之祖”。
白圭與孔子、孟子、老子不同，並未有自成一派之言，但是他在經商中悟出的取捨的道理，卻與他們都不謀而合，捨棄小利，捨棄安逸，捨棄不義，得到的不僅是內心的道義，更是天下與後世的認同，這也是為什麼這些人物的光華，幾千年來都不曾隕滅，成為了每個人心中真正的英雄。
懂得捨得之道，堅持自我，無論亂世還是盛世，每個人都能成為自己的英雄。
從老子到白圭，到孔孟，先民們在理想和現實的不斷取捨間，凝成了“捨得”的智慧。其中既能看到春秋戰國這個時代之動盪變革，也有先民對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考。時代造就了這一代人，春秋戰國時期萌芽的這些思想也成為了每個中國人身上的文化烙印與民族性格。這些思想包含著無數舍與得的智慧，成為我們文化自信的基石。
今天許多人聽聞“捨得”，可能會覺得是佛家之言。佛家的哲學認為舍就是得，得就是舍。
事實上，“捨得”是超越了儒釋道的。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儒家的孟子就發出過“捨生取義”的慷慨之詞，在儒家看來舍惡以得仁，舍欲而得聖；道家認為舍就是無為，得是有為，所謂“無為而無不為”。這樣看來，“捨得”不專是佛語，它是一種處世之道。天道公平，每一種選擇都會迎來它的結果，而結果好壞歸結於選擇的價值觀。“舍”是一種主動的選擇，並不意味著失去，更像一場人生考場上的排除法。排除不想要的答案，則是求仁得仁。（來源：國家人文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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