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步引領台灣畫壇的黃君璧,20世紀中國繪畫史的特殊個案!

黃君璧:20世紀中國繪畫史的特殊個案

今天來看對臺灣水墨畫壇中最有影響的畫家,不是“蜻蜓點水”的張大千,也不是“格調甚高”的溥儒,而是後來獨步引領檯灣畫壇的黃君璧。

或假設黃君璧在1949年的時候沒有去臺灣,而像徐悲鴻、傅抱石等一樣留在大陸,恐怕今天大陸的山水畫壇會有另一派的風貌。


獨步引領檯灣畫壇的黃君璧,20世紀中國繪畫史的特殊個案!

黃君璧

但也因為黃君璧畫面中“大同小異”的雲海飛瀑,使得我們對於黃君璧的認知存在某些侷限,而反映在收藏市場中,其作品的價格遠遠不及渡海三家中的張大千和溥儒。

“誤讀”黃君璧:終其一生的傳統守護者?

“在20世紀中國畫史上,黃君璧是一個與時代難以剝離的特殊的個案。”中國國家博物館副館長陳履生曾經說到。黃君璧出生在19世紀末期,進入到20世紀這個翻天覆地的時代,幾乎接近走完了這個不同尋常的百年,參與和見證了中國畫的歷史變化。


獨步引領檯灣畫壇的黃君璧,20世紀中國繪畫史的特殊個案!

黃君璧《採梅圖》 33*45cm 1929年

20世紀初中國畫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問題,康有為所語的“中國畫學至國朝而衰弊極矣”,尤其是在對於西方繪畫和理論的問題中,是改革還是堅守?明顯的出現了立場不同的陣營。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之下,對於一個從小接受中國傳統繪畫臨摹的黃君璧而言,他最初的選擇顯然更加帶有時代特點,“理所當然”的成為所謂守舊陣營中的一員,並且成為“癸亥合作畫社”(後來的國畫研究會)中的骨幹。

如果把黃君璧的藝術創作分為兩個時期,1949年遠赴臺灣絕對是一個分界線。在入臺之前,黃君璧是摹古的高手,1898年黃君璧出生在一個家藏古玩字畫豐富的家庭中,年僅17歲的黃君璧就已經矢志要成為畫家。也就是在這樣的傳統家庭下,開始摹古的訓練。“黃君璧學習繪畫的第一個時期就是從小到1936年,就是所謂的廣州時期,以精研古法為標誌。”陳履生總結道。而在這樣的學習過程中,山水、人物、花鳥等中國傳統畫種,黃君璧都是摹古的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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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摹古高手的張大千也十分認同黃君璧的傳統功底

今天的廣東省美術館藏有清代畫家華喦的《楊貴妃肖像圖》,以及黃君璧臨摹的同樣的作品,“兩件作品相似度達到99%,可以判斷黃君璧原封不動地將華喦的作品臨摹了一遍。黃君璧把華喦原畫上的款都照搬了一次,同時也落了自己的款。”廣東省博物館研究員朱萬章說道,這也被認為是黃君璧摹古的精湛藝術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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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君璧《夏荷》55*86cm 1952年作

效仿於古人遊覽大山大水的經歷,黃君璧在大陸時期的藝術創作的頂峰當屬是從1935年受邀遊歷桂林寫生開始,一直到其離開大陸。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他曾經多次入蜀與張大千同遊峨眉山,並且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此後又遊歷了華山、廣元、石林等地,並且創作了大量山水畫的寫生作品。“從這個時候開始,黃君璧以行萬里路來消化臨仿古人作品的感受,從而進入到他藝術發展的另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黃君璧明確了‘臨摹’與‘寫生’的關係。”陳履生說道。

從這一時期的作品來看,在黃君璧融匯自然的過程中,直面真山真水,加之意念中的境界,最終成為這一時期作品中的活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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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君璧《玉蘭雙鳥》

精研古法的黃君璧首先恪守傳統,並在日後痴迷於遊歷大山大水。再來看此時的中國,接受西學理念的畫家們回到祖國,拿起畫筆成為當時運動中的重要力量,亦或是成為遠離紛爭的傳統畫家,而黃君璧也被“誤讀”為終其一生的傳統守護者,但在陳履生看來,他是用恪守傳統的方式不斷的夯實自己的藝術根基。

“正當中國傳統藝術的珍貴承傳備受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衝擊,以至瀕臨湮滅,黃君璧的國畫大師身份,亦讓他成為捍衛傳統的一員猛將。黃君璧所代表的傳統,可貴之處在於凝聚出一股力量,叫反叛分子不得不抗衡挑戰。然而,黃君璧卻並非只顧臨摹古畫,步履古人,他的貢獻亦並非在於提供一個順手即可拈來的攻擊對象。黃君璧塑造了一個獨特的藝術世界。在他的作品中,我們除了得見他的國畫功力何其深厚外,更可以細味其鮮明的個人風格。”中國現代美術史研究專家蘇立文曾經評價道。

“再讀”黃君璧:新現代教育體系下的轉換者?

黃君璧也絕對不是一個激進的改革派。

但也不能忘記他當時所處的廣東,是較早一個接觸到西學的地區,並且黃君璧在20世紀初還接受過西洋畫的教育,包括水彩和造型等,和其在大陸時精研古法一樣,成為其日後在臺灣教學體系中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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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君璧在臺灣師範大學藝術系任教

1949年,黃君璧應邀成為臺灣師範大學藝術系教授兼主任,並在日後的教學工作中收羅人才到臺師大任教,其中溥儒就曾經應黃君璧邀請到藝術系任教,可以說,1950年代的黃君璧是臺灣水墨畫壇中的唯一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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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君璧《阿里山雲海》40*64cm 1951年作

同時黃君璧在完成教學任務下,其藝術創作也進入到另外一個嶄新的階段,並又同時把這種思考帶入到教學中去,成為新時期教育體系下的轉換者。

“移居臺灣初期的黃君璧的創作,基本上是延續了之前在四川和南京的方向,但同時另一方面臺灣的日月潭、阿里山等一些名勝可以進入到他的畫面中,在不斷的遊覽以及在帶學生寫生的過程中,黃君璧努力的把傳統的筆墨和臺灣的自然主義結合起來,使他的長處得到了發揮,同時也一改臺灣水墨畫界嶺南畫法的舊觀。”陳履生說道。

移居臺灣的後期,在獲得廣泛的社會聲名之後,遊覽視界著名的瀑布景點,所畫的題材與風格表現出來衰年變法的氣象。尤其是在遊歷了世界著名的三大瀑布景觀之後,視野大為開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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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君璧在創作中

“君翁挾深厚中西畫的功底,兼善南北宗畫風,筆法多變,又喜登山尋勝,足跡遍及中外名山勝水,渡臺以後,帶領寫生風尚,終於在二十世紀的後半,在後輩畫壇中發揚了具有本土風格的山水。”中國美術史研究專家傅申先生總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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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君璧赴美加邊境尼加拉瀑布實地寫生景

我們斷不能否認黃君璧在臺灣後期藝術創作的進步,尤其是在遊歷了世界範圍內的名勝之後,立體化的構圖改變了中國傳統山水畫的平遠,使得他的畫面中更加具有層次,而夯實的傳統繪畫基礎進一步得以和西畫融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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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君璧與蔣介石

而此時大陸的畫家則是面臨著重要的轉折,首先要拿起畫筆為工農兵服務,去表現新中國建設中的重要成就,亦或是在文革中遭受到致命的打擊,黃君璧則是暢心所欲的繪畫與教學。

“黃老師兼備南北宗之長,他有北宗的爽利,也有南宗的渾厚。加上他早年學習西畫水彩,對於陰陽向背和寫生的研究,所以在構圖上,黃老師的透視比例精準,絕大多數的作品是‘定點透視’。在色彩上他比傳統畫家的設色豐富,既不執著於礦物質不透明顏料的強勢,也不停留在純植物色的淡雅,而以間色、濁色創造豐富厚實的效果。”黃君璧學生、著名畫家劉墉先生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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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任教時黃君璧帶領學生實地寫生

在黃君璧所任教的臺師大藝術系中,採取的是“學術並重、中西兼習”的教學理念,同時得益與其個人的寫生經歷,在教學中特別重視寫生,強調創新的教學觀念。

“直接受業於他的就最少有三千人。這三千人又多半後來擔任教職,桃李無數,黃老師對臺灣地區藝壇的影響真是太大了,今天仍在臺灣或後來旅居海外的重要畫家,無論國畫西畫(因為師大美術系早年不分科,每個學生都得同時學習國畫、西畫、雕塑等),恐怕多半曾經受業於黃老師。”劉墉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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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君璧《觀瀑圖》45*69cm 1989年作

但是也正是因為黃君璧窮畢生經歷為臺灣的教學體系中,移居臺灣之後的黃君璧再也沒有回到過大陸,其影響力也遠遠不如張大千和溥儒。再加之後人對於黃君璧山水尤其是瀑布作品種的雷同性有所誤讀,使得黃君璧作品市場直到今天尚未真正打開。

遲來的“市場認同”

2016年北京匡時拍賣夏拍中,一批從日本回流的黃君璧作品出現在預展現場,其中多是描繪的瀑布飛流直下的畫面,既帶有中國傳統山水的磅礴大氣,同時又有著極為合理的西畫的創作手法,瞬間就引起了記者的共鳴,而在隨後查閱黃君璧相關的拍賣價格時,又看到黃君璧創作於早期的摹古作品,其中多有張大千的題詞,但是價格均不高,再細看黃君璧歷年的拍賣價格,其中最高價僅為795萬,須知今天的70後畫家的價格也早已超越黃君璧的價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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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君璧作品歷年成交TOP10(數據來源:雅昌藝術網)

作為渡海三家中的一員,張大千作品單平尺的價格早已經超越千萬元,而較早辭世的溥儒的作品價格也在近些年市場推動中得以快速發展,僅有黃君璧的價格依然沒有太大的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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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君璧《萬壑松風圖》成交價:795.2萬元 北京匡時2010年秋拍

在雅昌藝術網記者所查閱的黃君璧作品拍賣情況中,長壽老人黃君璧一生創作無數,但是僅有10000餘件作品上拍(其中包括重複上拍的作品),同時作為長期居住在海外的畫家,他的作品拍賣情況並未集中在海外拍賣行中,除最初作品出現在香港佳士得以及臺灣本土的小型拍賣行之外,多數是以內陸拍賣為主,並且大規模的上拍也是始於2010年之後,其中尤以2011年為盛。目前最高價的作品是其《萬壑松風圖》在北京匡時2010年秋拍中以795.2萬元成交,個人拍場最高價紀錄也一直保持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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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君璧《雄獅圖》

而在黃君璧上拍作品中,多數是以寫生山水為主,是其創作於1950年代以後的作品,黃君璧擅長創作巨幅作品,目前流行於市場的也有一小部分其在寫生過程中創作的小幅山水作品,每平尺的均價也在20萬元以內,而這個價格在早幾年僅為5-10萬元。

“對臺灣的觀眾而言,因君翁(黃君璧)大量的創作以及眾多亦步亦趨的門生和再傳弟子之爛俗畫跡,滿目大同小異的雲海飛瀑,令藝評家視以為通俗的尋常畫風。”傅申曾經說道。的確是,過於雷同的作品是限制黃君璧市場價格的重要原因。而第二個原因則在於某些世人認為黃君璧的藝術發展在後期並沒有經歷過所謂的進步,沉溺於瀑布的創作,傳統的圖式成為制約市場價格的原因。

但是對於這樣一個在中國傳統山水畫中獨樹一幟的畫家,在今天尚未到達一個應有的市場價格時,亦或是位置時,更加值得我們去思考和關注,這種思考來自於美術史的重新梳理中,來自於我們對於黃君璧的“再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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