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不是有才能難，而是把才能施展出來難。我常常懷疑，蘇軾在創作《賈誼論》的時候，心裡面想著的其實是他自己。
理想國與天下大同
蘇軾惋惜像賈誼這樣的王佐之才，卻最終未能施展自己的才能。在蘇軾看來，如果賈誼能一展抱負，就算是夏商周三代的成就也不能超過他。他希望君王如果遇到像賈誼這樣的臣子，就應當知道他們有孤傲不群的性格。
如果蘇軾果真遭遇明主，放手讓他經世治國，大宋王朝會呈現怎樣的不同面貌呢？又或者說，蘇軾心中的那個理想國是什麼樣子呢？
幸好，歷史不存在如果。我們倘若回頭去覆盤歷史，便會發現不止是蘇東坡，每個人都有他心中的理想國。
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理想國，有一個永恆的主題：正義與善。他把理想國分成三個階層：受過嚴格哲學教育的統治階層、武士階層和平民階層。在柏拉圖看來，平民階層是低下的，可以欺騙的。他賦予統治者無上的權力，認為統治者“為了國家利益可以用撒謊來對付敵人或者公民”。有趣的是，這個理想國的統治者必須是哲學家，因為柏拉圖認為只有以哲學家為國王的國家才是最理想的國家，才是存在於天上的神聖國度。所以柏拉圖的理想國，大概是他的另一場精神戀愛吧，是自己對自己的深度迷戀！
英國人托馬斯·莫爾也有一個理想國。這個理想國的名字叫做烏托邦，翻譯過來就是“空想的國家”。在烏托邦，財產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實行著按需分配的原則。烏托邦不僅自由、民主、博愛，而且富有得讓人眩目。這個國家到處裝飾著黃金與白銀，還出產一種閃閃發光的金屬，產量每天按百萬噸計。
蘇軾的理想國不會源自西方。他思想的源點應該是中國的儒家治國思想，四個字，就是“天下大同”。
天下大同語出《禮記》，相傳為孔子所創：“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孔子的意思是：大道施行的時候，為天下人共有。選擇賢而有才能的人辦事，人與人之間相互講誠信，和睦相處。人們不只奉養自己的父母，撫育自己的子女，還要讓天下的老年人能終養天年，中年人能有所作為，孩子能快樂成長，讓鰥寡孤獨廢疾的人都能得到供養。如果天下沒有人搞陰謀詭計，沒有人盜竊和叛亂，大家出門都不用上鎖，就是天下“大同”了。
這位偉大的老人家為我們描繪了一個無比美好的大同社會，影響了後代數千年仍綿綿不絕，所以他是名垂青史的偉大思想家。我每每讀之，也總是深受感動，所以我也給自己定了一個小目標：一年賺一個億，此後每天面朝大海，品茶讀書，不時邀請三五好友前來談空論玄。問題是我定好了目標，卻不知道該怎麼做，所以我只是一個空想家而已。
東晉隱士陶淵明也深受老人家的影響，他的理想國是一處與世隔絕的人間樂土，名叫桃花源。那裡“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沒有剝削、壓迫和戰爭，人們過著無憂無慮的田園生活。陶淵明描繪的景色太過誘人，所以從此以後，“世外桃源”便幾乎成了人間樂土的代名詞。
蘇軾應舉和凌虛臺記
至於蘇軾的理想國，並沒有成系統的文字。我們需要從他的詩詞文章尤其是策論中去找，需要從黃州徐州杭州惠州儋州他經過的足跡中去找，或可發現一絲端倪。
蘇軾在《答李之儀書》中說自己年輕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應舉制策寫的文字，雖非真性情之文，卻必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治國理想。
關於蘇軾應舉，流傳著很多趣事。
他二十一歲入京應試作了《刑賞忠厚之至論》，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賞以忠厚為本的事例，闡發了儒家的仁政思想。刑賞忠厚這個問題其實並非一個簡單的問題，關乎國家制度。《刑賞忠厚之至論》論述法的精神，把“法”的兩面說得清清楚楚。寬容與界限，“仁可過，義不可過”，可視作蘇軾理想國的一個精神原點。
據說，主考官歐陽修讀了這篇文章後擊節讚歎不已，謂有“孟軻之風”，讀文“不覺汗出”，自覺該讓一頭地。但是這麼好的文章卻並沒有斬獲第一名，而只是屈居第二。這裡有一個有趣的故事。據傳因為試卷密封，不知作者，主考官歐陽修先生估計只有自己的學生曾鞏才能寫出這麼好的文章，為避嫌，於是把這卷子錄為第二。
這個故事非常非常有趣。
1037年，曾鞏18歲時就拜識了歐陽修，到1058年與蘇軾同科進士及第時，已執弟子之禮20餘載。20餘年書信往來，歐陽修若是還分辨不出曾鞏的文章風格，除非一種可能：老先生閱卷子那一天，正在“環滁皆山”處喝成了“醉翁”。而且蘇軾與曾鞏之行文，一個飛揚跳脫，一個老成持穩，就算後進如我都能讀出不一樣的味道，更何況北宋“文壇領袖”歐陽修？所以，不是歐陽修在掩飾什麼，就是蘇東坡在吹噓什麼，再不就是這個故事的創作者在證明什麼。
蘇軾在這篇策論中寫道：“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歐陽修曾就此典故出處詢問蘇軾，蘇軾援引了一個關於孔融的典故回答說：“何須出處。”在歐陽修時代，“言必有出處”乃是風氣。但是對於蘇軾這種無須出處的作法，歐陽修卻似乎絲毫不以為意，反而大讚蘇軾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
這事同樣非常非常有趣。
歐陽老爺子心胸寬廣，完全當得起“宰相肚裡能撐船”的讚譽。不過大凡對於不知天高地厚的囂張年青人，老前輩們都會大度的點個贊，不予計較吧？不論如何，歐陽修的這番大度，大概會讓血氣方剛恃才傲物的蘇軾忘乎所以上一段時間了。
蘇軾瀟灑、放達而張揚，與前輩作起對來百無禁忌，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個性所致，所以他老爹蘇洵才給他起名曰“軾”，希望他能低調一些再低調一些。但也有一部分原因和兩位前輩的包容有關。這兩個前輩，一個是歐陽修，一個是鳳翔太守陳公弼。
蘇軾任鳳翔籤判時與陳公弼同事，兩個四川眉州老鄉的個性極度不和。陳太守端方正直、不苟言笑，蘇籤判則灑脫隨意、心高氣傲，相處日久，自然漸生嫌隙。後陳公弼建凌虛臺，讓蘇軾寫賦為記。蘇軾大筆一揮，寫就《凌虛臺記》。文中一會說“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一會說“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誇世而自足，則過矣。”語含譏誚，以洩心中惡氣。陳公弼微微一笑，一字不改，原文刻錄。從此以後，蘇軾對陳公弼的態度完全改觀，並與他的兒子成為生死之交。對了，陳公弼的兒子，就是那個“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的龍丘居士陳季常。
初入仕途，便遇到兩個對他包容愛護的前輩，對蘇軾而言未必就是福氣。因為不是所有人都有如此雅量，對他寬容忍讓。在此後的仕途中，他一如既往率性而為，先後與新、舊兩黨唱反調，譏諷程頤為“糟糠鄙俚叔孫通”，甚至以朝雲生子之名諷天下官貴“惟願我兒餘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由此觸怒不少人而漸漸遠離政治中心。他的理想國也未來得及實施就付諸東流了。回顧過往，如果歐陽修和陳公弼，哪怕有一人對蘇軾的不敬略施告誡，結局也許會有所不同吧！可惜，歷史不存在如果。
理想國與負重前行
蘇軾在《晁錯論》中如是說：“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他認為天下禍患，最糟糕的莫過於表面安定沒有禍亂，而實際卻存在不可預測的危險因素。如果坐觀禍變發生卻不去應對，恐怕會發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如果打算制止它，卻又擔心天下人習慣了安定的表象，並不相信危險已經來臨。他相信只有那些豪傑君子才能挺身而出，為國家安定而甘冒天下之大不韙。他並不希望禍亂髮生時，自己想著避開它，卻讓別人去承擔責任。
是的，面對內憂外患，蘇軾確實挺身而出了，可惜所取非法。他需要做的並不是發表言論，而是踏踏實實，忍辱吞聲，為了心中的理想國負重前行。
因為有時候，說一萬句話比干成一件事要困難無數倍。
所以，在這個蒼茫世界，意見領袖總是太多，而實幹者卻總是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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