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七世紀初唐朝建國，到八世紀中葉“安史之亂”的發生，唐帝國與境外諸多國家的衝突、往來不斷。我們通常站在中華中心主義看待這段歷史，在探究“安史之亂”起因時，習慣於從中國史視點對其進行負面評價：煽動胡漢對立的李林甫惡人說，安祿山、皇太子與楊貴妃一族的權力相爭等等。
日本學者森安孝夫主張書寫歷史應當採取更為開放和包容的世界史視野，在《絲綢之路與唐帝國》中，他特別關注唐帝國與遊牧民族，尤其是鮮卑、突厥、回鶻的關係，以及唐帝國與絲綢之路的關聯，認為應該給予“安史之亂”正面評價。
“安史之亂不單單是唐代歷史的分水嶺，甚至也可以看作是整個中國歷史，進一步說，是整個歐亞大陸歷史的分水嶺。”
“安史之亂成了與10世紀前後整個歐亞大陸的歷史動向聯動的事件。換句話說，安史之亂是整個10世紀歐亞大陸變動的先兆。”
中國史的分水嶺
8世紀中葉爆發的安史之亂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對此迄今為止已有眾多的研究成果。以安史之亂為界，唐帝國不僅失去了西域，而且在本土也陷入藩鎮(節度使、觀察使等)割據的狀態。
與帝國的前期(初唐、盛唐)相比，儘管唐朝的實際統治領土大為縮小，卻在急速發展的淮南至江南的農業經濟的支撐下，又繼續保持了足以與前期匹敵的近一個半世紀的生命力。
倘若從國家的常備軍這一角度來觀察問題的話，在唐代前期，常備軍是靠面向所有民眾的租庸調製這種徭役來維持。而安史之亂後則不同，國家乃是基於重視課稅的兩稅法以及食鹽專賣、商業稅等間接稅得到的稅收來僱傭常備軍。
根據中國史研究者們的傑出研究成果，我們知道在安史之亂以後，唐朝已經從一個自己籌措調配軍事力量的武力國家，轉變成了一個用金錢來購買和平的財政國家。
事實也的確如此，換言之，安史之亂後唐帝國變成了另外一個國家。為避免誤解，我以為安史之亂以後似乎不應該繼續使用“大唐帝國”這一稱呼。
《妖貓傳》
把視角從中國轉向歐亞大陸
在我看來，安史之亂不單單是唐代歷史的分水嶺，甚至也可以看作是整個中國歷史，進一步說，是整個歐亞大陸歷史的分水嶺。可是，歷來的研究在涉及安史之亂的起因時，一般提出的原因大致如下：
諸如由於宰相李林甫討厭科舉出身的政敵，所以積極啟用安祿山這樣的異族武將擔任邊境節度使等(煽動胡漢對立的李林甫惡人說)；因為玄宗寵愛遠方的安祿山，導致安祿山與玄宗身邊的皇太子以及宰相楊國忠(楊貴妃一族)之間權力相爭；被懷疑具有反意的安祿山，在被逼無奈的情況下迫不得已的選擇；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與雜胡化的河北地區的對立等等。
上述這些看法全都是來自中國史視點的評價，而且幾乎都是負面評價。
《妖貓傳》中安祿山的形象
最近數年來，我通過與之前完全不同的角度，對粟特人、突厥人、粟特裔突厥人為主角的8世紀康待賓和康願子之亂、安史之亂、僕固懷恩之亂、8世紀至9世紀河朔三鎮的動向，以及進入10世紀以後五代的沙陀諸王朝與遼帝國(契丹)的成立等一連串的動向進行重新考察，注意到承擔上述事件以及動向的主角都是中央歐亞的勢力，因而與通行學說截然相反，我一直在提倡或呼籲應該給予安史之亂以正面的評價。
這裡所說的中央歐亞諸勢力，主要指的是中央歐亞的蒙古人種阿爾泰裔(主要是突厥裔，也包括奚、契丹等蒙古裔)的騎馬遊牧民族和白色人種的伊朗裔粟特人，以及由其混血形成的遊牧的、軍事的、商業性的族群。
進一步我還主張，即便對站在唐朝一方“粉碎了”安史之亂的突厥裔的回紇(回鶻)，也應該可以做出另外的評價。
換句話來說，我提出了一種看法，認為作為中央歐亞型國家的典型(即所謂“征服王朝”)，遼帝國的雛形有三個方面，即在我曾經提倡過的渤海的基礎上加上安史之亂勢力，再加上回鶻帝國。 而且，其趨勢乃是整個歐亞大陸的一種必然的歷史潮流(長期波動)。具體而言，如後文所示。
過早的“征服王朝”
與生產力、購買力並列，推動歷史發展的最大的契機和動力是軍事力量。公元前一千紀初期，在中央歐亞乾燥的大草原地帶，擅長騎馬的遊牧民族登上了歷史舞臺。自從擁有了地面上最強大的騎兵以後，他們的動向便自然成為推動世界的原動力。
正如在第一章的時代劃分部分談到的那樣，我在劃分世界史的時代時，也設定了“遊牧騎馬民族的登場”“中央歐亞型國家優勢時代”。尤其是作為歐亞大陸歷史的一大轉折期來說，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的是標誌上述第五個時期開始的10世紀前後的時代。
進入這一時期以後，歐亞大陸自東而西出現了遼(契丹)帝國、沙陀諸王朝(五代中的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四王朝)、西夏王國、甘州回鶻王國、西回鶻王國、喀喇汗國(黑汗王朝)、伽色尼王國、塞爾柱帝國、可薩汗國等同樣類型的中央歐亞型國家。
也就是說，從“遊牧騎馬民族的登場”的公元前10世紀前後開始，經過漫長的歲月，遊牧民勢力對富饒的農耕定居地帶的掠奪、征服，或者對農耕定居地帶居民的調和、融合、同化的過程中，反覆交錯上演著成功與失敗。
到10世紀前後，他們終於找到了用少數人來對擁有眾多農耕民和都市民人口的地區實施穩定統治的方法，或曰秘訣。這些方法包括軍事統治制度、稅制、人才選拔制度、商業以及信息網絡、文字的導入、文書行政、都市建設等方面。而支撐上述這些的最大的基礎，則是遊牧民族的軍事力量和基於絲綢之路的財富積累。
但是，倘若僅僅憑藉上述兩點的話，其統治只會是一時的短暫現象，無法維持更加穩定強固的“征服王朝”統治。為了實現穩固的統治，所需要的是構築起一個將若干個要素複雜地組合融匯在一起的“系統”。而在該“系統”的根基之中，應當包括文字文化(文字的普及與使用文字的文書行政)，自不待言。
人口稀少的“北方”遊牧民勢力在立足於自己根據地草原的同時，也開始統治位於“南方”的都市以及農耕地帶。這樣一種中央歐亞型國家的大舉出現絕不是偶然現象。
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北方”勢力已不只是單單憑武力，而是處於能夠構築一種通過文書行政來直接或間接地統治“南方”的階段。因此，考慮到整個歐亞大陸上幾乎在同一個時期都出現了同樣的現象，其中應該可以發現歷史的必然性。
10世紀前後的中央歐亞型(征服王朝)國家這只是一個示意圖，圖中的國家並非同時存在。宋朝於960年成立，包含五代後周的領域。由於整個10世紀存續於河中地區—東部伊朗的薩曼王朝是伊朗系統的王朝，所以本圖中沒有標出
此外，我們絕對不能忘記一點，那就是在安史之亂中，安史方面的勢力自不待言，即便是鎮壓了安史之亂的唐朝軍隊，其中堅力量也是來自中央歐亞的騎兵。
倘若站在這樣一個立場上來觀察問題的話，那就不能僅僅從中國史的角度給安史之亂貼上“亂”字標籤，並只給予其負面的評價。反之，我們可以從歐亞大陸歷史的角度出發，正面評價安史之亂。
從這一視角來看，安史之亂就成了與10世紀前後整個歐亞大陸的歷史動向聯動的事件。換句話說，安史之亂是整個10世紀歐亞大陸變動的先兆。
中國學者榮新江也指出，在發動並維持安史之亂的背景之中，存在著遊牧民的軍事力量和因絲綢之路貿易而帶來的經濟力量兩方面的因素。也就是說，安史勢力成為征服王朝的基本條件似乎已經充分具備，然而最終安史勢力卻因未能爭取回鶻成為自己的盟友，結果在軍事上失敗。
如果安史之亂成功的話，那麼可能會成為安史王朝。然而遺憾的是，在8世紀時條件尚未成熟。因此，安史之亂可謂是一個“過早的征服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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