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代皇帝的開明嚴律之舉，在史書中不乏所見。 其中，隋文帝楊堅以身作則嚴懲家人腐敗的史實令人印象深刻，堪稱歷史上的經典案例。
據《隋書·文四子傳》記載，隋文帝三兒子楊俊恃功而傲，在封地奢靡成性，違法亂紀，屢教不改，隋文帝得知後對其依法論處。此間左武衛將軍劉升出面為楊俊求情，稱楊俊“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廨舍而已”，認為可以容忍。隋文帝堅持“法不可違”。左僕射楊素也為其開脫，隋文帝說：“我是五兒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之為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 矣，安能虧法乎?”意思是我楊堅不僅是五個兒子的父 親，而且是全天下百姓的父親，要對天下萬民負責，法是 任何人不得違背的，我不能為袒護自己的兒子而毀壞法 律。楊俊，臨終前遣使奉表向父皇謝罪，仍被駁回： “我戮 力關塞，創茲大業，作訓垂範，庶臣下守之而不失，汝為 我子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責汝!”楊俊最終鬱鬱而終。
隋文帝鐵面無私、嚴懲逆子的背後，體現了他對法治 重要性的深刻認識。從一定意義上講，隋文帝正是依靠自 身先進的立法思想，堅定的依法治國、有法必依、執法必 嚴的治國理政方針，使國家在短時間內得到迅速復甦，呈 現出一片繁榮景象。他創造性地開展了一系列法治建設， 有效地打擊了門閥士族勢力，在很大程度上治理了當時的腐敗問題。他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身體力行杜絕徇 私舞弊的行為，對當時家族式的腐敗起到了震懾與抑止的作用。隋文帝的法治思想有著獨特的魅力，在中國法律文化 的長卷上熠熠生輝，值得後人關注並吸收、借鑑。
隋文帝打造的法治“理想國”看似完美，實則脆弱。
隋文帝取得巨大功績的另一面，卻是由他精心挑選培養的隋煬帝快速背棄其治國思想的諷刺。隋文帝竭力打造 的看似完美的法治“理想國”如此脆弱，值得深入分析。
隋文帝的個性過於膨脹，常常是個人 好惡和脾氣取代了法。“恆令左右覘視內外，有小過失， 則加以重罪。……每於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 嘗怒問事揮楚不甚，即命斬之。……諸有殿失，雖備科 條，或據律乃輕，論睛則重，不即決罪，無以懲肅。其諸 司屬官，若有愆犯，聽於律外斟酌決杖。於是上下相驅， 迭行棰楚，以殘暴為幹能，以守法為I嚅弱。……帝嘗發怒，六月棒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日： ‘季夏之月，天 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日： ‘六月雖日生 長，此時必有雷霆。天道既於炎陽之時震其威怒，我則天 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隋書·刑法志》)
隋文帝有時隨心所欲濫用刑法的做法，導致人們“守法”而不依法，再加上其生性猜疑，常常聽信挑撥，致使後期執政暴虐漸出。儘管後人在《隋書·高祖紀》中歸結其原因為“素無術學，不能盡下，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 資，暨乎暮年，此風逾扇”，但從根本上看，這還是專制制度下法治即皇權人治之命運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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