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人的精神家園：每天一篇名家散文/隨筆/經典短篇/語錄，涵養心性，變化氣質。
1936年10月8日與青年木刻家聊天
文：錢理群
當下的思想文化界或隱或顯地存在著一種傾向：在將“魯迅凡俗化”的旗號下，消解或削弱魯迅的精神意義和價值。這又顯然與消解理想、消解精神的世俗化的時代思潮直接相關。
是的，魯迅和我們一樣：他不是神，是人，和我們一樣的普通人。
但，魯迅又和我們，和大多數中國人不一樣：他是一個特別，因而稀有的人。因此，我們才需要他。
這樣說，強調這一點，不是要重新把他奉為神，重新把他看作是“方向”“主將”“導師”。——這些說法，恰恰是掩蓋了魯迅真正特別之處。
魯迅從來就不是任何一個現代思想文化運動的“主將”，無論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還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學、文化運動，他都是既支持、參加，又投以懷疑的眼光。
魯迅從來就不是，也從來沒有成為“方向”，他任何時候（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可能成為“方向”，因為他對任何構成“方向”的主流意識形態，以至“方向”本身，都持懷疑、批判的態度。
而且，魯迅還向一切公理、公意、共見、定論……提出質疑和挑戰。——畫家陳丹青按胡塞爾的定義：“一個好的懷疑主義者是個壞公民”，斷定“不管哪個朝代”，魯迅“恐怕都是壞公民”，[陳丹青：《笑談大先生》，文收《中國最佳教育隨筆》，59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出版。]這是確乎如此的：魯迅就是一個“好的懷疑主義者”和“壞的公民”。
魯迅也不是“導師”。從古代到現代，到當代，絕大多數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有一個“導師”和“國師”情結，這可以說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傳統。魯迅是提出質疑和挑戰的少數人之一。他在著名的《導師》一文裡說，知識分子自命導師，那是自欺欺人，他提醒年輕人不要上當；但他又說，我並非將知識分子“一切抹殺；和他們隨便談談，是可以的”。[魯迅：《導師》，《魯迅全集》3卷，5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在我看來，他也這樣看自己。他不是“導師”，今天我們讀者，特別是年輕讀者如果想到魯迅那裡去請他指路，那就找錯了人。魯迅早就說過，他自己還在尋路，何敢給別人指路？我們應該到魯迅那裡去聽他“隨便談談”，他的特別的思想會給我們以啟迪。是“思想的啟迪”，和我們一起“尋路”；而非“行動的指導”，給我們“指路”：這才是魯迅對我們的意義。
而魯迅思想的特別，就決定了他對我們的啟迪是別的知識分子所不能替代的，是他獨有的。
魯迅思想的特別在哪裡？我剛才連說的三個“不是”——不是“主將”，不是“方向”，不是“導師”，就可以看出，魯迅在整個現代中國思想文化體系、話語結構中，始終處於邊緣地位，始終是少數和異數。
他和以充當“導師”“國師”為追求的知識分子的根本區別，就在於他從不看重（甚至藐視）社會、政治、思想、文化、學術的中心位置，他也不接受體制的收編，他願意“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魯迅：《〈華蓋集〉題記》，《魯迅全集》3卷，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他就是要在體制外的批判中尋求相對的思想的獨立與自由。——當然，他更深知，完全脫離體制的控制是不可能的，獨立和自由極其有限，他甚至說，這是“偽自由”：他連自己的追求也是懷疑的。
魯迅設計的北大校徽
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大講“正統”“道統”，同化力極強的文化結構與傳統來說，這樣的“好的懷疑主義者”，這樣的體制外的、邊緣的批判者，是十分難得而重要的；我們甚至可以說，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幸虧有了魯迅，也許還有其他的另類，才形成某種張力，才留下了未被規範、收編的另一種發展可能性。
我們這裡所說的“收編”，是一個廣泛的概念，不只是指體制的收編，也指文化，例如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收編。這就說到了魯迅的另一個特別之處：他的思想與文學是無以歸類的；魯迅因此專門寫了一篇文章：《談蝙蝠》。文章特意提到一則寓言：“鳥獸各開大會，蝙蝠到獸類去，因為他有翅子，獸類不收，到鳥類去，又因為它是四足，鳥類不納，弄得他毫無立場。”[魯迅：《談蝙蝠》，《魯迅全集》5卷，212—21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魯迅顯然將他自己看作是中國思想文化界的“蝙蝠”。這是很能顯示魯迅的本質的：他和自己所生活的時代，存在著既“在”又“不在”的關係；他和古今中外一切思想文化體系，也同樣存在著既“是”又“不是”的關係。
他真正深入到人類文明與中華民族文明的根柢，因此，他既能最大限度地吸取，“拿來”，又時時投以懷疑的眼光，保持清醒；既“進得去”（而我們許多人都只得其表，不得入門），又“跳得出”（而我們一旦入門，就拜倒在地，被其收編），始終堅守了思想的獨立自主性、主體性。他的“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的“毫無立場”，正是從根本上跳出了“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和“站隊”意識，而對一切問題，都採取了更為複雜的分析態度，形成了他的思想和表達的纏繞性。這也就使他最易遭到誤解與各方攻擊，在現實生活中，他就不得不時時處在“橫戰”狀態中。但這同時就使他的思想與文學具有了許多超越時代的未來因素，是同代人，甚至後幾代人（他們常常拘於二元對立不能自拔）所不能理解，或只能片面理解，而要在歷史的複雜性逐漸顯露之後，才能為後來人所醒悟；或者說，當後來人面對更為複雜的現實時，魯迅思想與文學的啟示性才真正得以顯示，並獲得新的現實性：我們今天讀魯迅著作，總能感到他仍然生活在我們的現實中，其原因即在於此。
我們在這裡已經討論到了，魯迅這樣的中國現代思想文化中的少數、異數，這樣的無以歸類的“蝙蝠”，對今天的中國思想文化界，今天的中國讀者的意義。
首先，它是一個檢驗：能否容忍魯迅，是對當代，以及未來中國文化發展的寬容度、健康度的一個檢驗。而我們這裡所發生的，卻是人們爭先恐後地以各種旗號（其中居然有“寬容”的旗號）給魯迅橫加各種罪名。儘管明知道這種不相容是魯迅這樣的另類的宿命，今天的新罪名不過是魯迅早已預見的“老譜襲用”，但我仍然感到悲哀與憂慮，不是為魯迅，而是為我們自己。
當然，任何時候，真正關注以至接受魯迅的，始終是少數：一個大家都接受的魯迅，就不是魯迅了。我曾在《與魯迅相遇》裡說過：“人在春風得意，自我感覺良好的時候，大概是很難接近魯迅的，人倒黴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滿了困惑，甚至感到絕望，這時就接近魯迅了。”換一個角度說，當你對既成觀念、思維、語言表達方式深信不疑，或者成了習慣，即使讀魯迅作品，也會覺得彆扭，本能地要批判他，拒絕他；但當你對自己聽慣了的話，習慣了的常規、常態、定論產生不滿，有了懷疑，有了打破既定秩序，衝出幾乎命定的環境，突破自己的內心欲求，那麼，你對魯迅那些特別的思想、表達，就會感到親切，就能夠從他那裡得到啟發。這就是魯迅對我們的意義：他是另一種存在，另一種聲音，另一種思維，因而也就是另一種可能性。
而魯迅同時又質疑他自己，也就是說，他的懷疑精神最終是指向自身的，這是他思想的徹底之處、特別之處，是其他知識分子很難達到的一個境界。因此，他不要求我們處處認同他，他的思想也處在流動、開放的過程中，這樣，他自己就成為一個最好的辯駁對象。也就是說，魯迅著作是要一邊讀，一邊辯駁的——既和自己原有的固定的思維、觀念辯駁，也和魯迅辯駁。辯駁的過程，就是思考逐漸深入的過程。在魯迅面前，你必須思考，而且是獨立地思考。正是魯迅，能夠促使我們獨立思考，激發我們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他不接受任何收編，他也從不試圖收編我們；相反，他期待並幫助我們成長為一個有自由思想的、獨立創造的人——這就是魯迅對我們的主要意義。
而我還想強調一點：我們今天所面臨的，是一個矛盾重重，問題重重，空前複雜的中國與世界。我自己就多次發出感慨：我們已經失去了認識和把握外在世界的能力，而當下中國思想文化界又依然堅持處處要求“站隊”的傳統，這就使我這樣的知識分子陷入了難以言說的困境，同時也就產生了要從根本上跳出二元對立模式的內在要求。我以為，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文化背景下，魯迅的既“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的毫無立場的立場，對一切問題都採取更為複雜的、纏繞的分析態度，就具有了一種特殊的意義。而魯迅思想與文學的獨立自主性、無以歸類性，由此決定的他的思想與文學的超時代性，也就使得我們今天面對我們自己時代的問題，並試圖尋求新的解決時，魯迅的思想與文學或許是一個特別值得注意和重視的精神資源。
更難能可貴的是，魯迅同時又是一個能夠將自己的思想追求變為實踐的知識分子。他的邊緣的、異類的、反體制的思想立場，註定了他在現實社會結構中，必然站在社會底層的被侮辱和被損害者這一邊，為他們悲哀、叫喊和戰鬥：這正是魯迅文學的本質。同時，他又懷著“立人”的理想，對一切方面、一切形式的對人的個體精神自由的侵犯，對人的奴役，進行永不休止的批判，因此，他是永遠不滿足現狀的，因而是“永遠的批判者”：這也正是魯迅思想的核心。魯迅曾提出一個“真的知識階級”的概念，其主要內涵就是以上所說的兩個方面：永遠站在底層平民這一邊，是永遠的批判者。[參看《關於知識階級》，《魯迅全集》8卷，223—22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這也是魯迅的自我命名。這樣的“真的知識階級”的傳統，在當下中國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這是我們今天需要魯迅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有人在貶低魯迅的意義時，常常說魯迅只有破壞，沒有建設。他們根本不理解魯迅思想本身，就是對中國思想文化的建設性貢獻，是二十世紀中國和東方思想文化遺產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而就具體操作的層面，在我看來，也很少有人像魯迅這樣為中國的文化建設和積累而嘔心瀝血：這自然是否定者視而不見的。魯迅早就說過：“我已經確切的相信：將來的光明，必將證明我們不但是文藝上的遺產的保存者，而且也是開拓者和建設者。”[《〈引玉集〉後記》，《魯迅全集》7卷，44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魯迅是把這樣的信念化作日常生活具體行為的。
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他就提倡“泥土”精神，提出“不要怕做小事業”。[《未有天才之前》，《魯迅全集》1卷，17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直到1936年去世之前，他還呼籲“中國正需要做苦工的人”。[《360318致歐陽山、草明》，《魯迅全集》14卷，4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他自己就是文化事業上的“苦工”，僅1936年生命最後一段歷程，他就以重病之身，編校了自己的雜文集《花邊文學》、小說集《故事新編》，翻譯《死魂靈》第二部，編輯出版亡友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編印《〈城與年〉插圖本》《〈死魂靈〉百圖》《珂勒惠支版畫選集》，還參與編輯《海燕》《譯文》等雜誌。他的生命就是耗盡在這些點點滴滴的，具體瑣細的小事情上，但他生命的意義，也就體現在這些在魯迅看來對中國，對未來有意義的小事情上。這倒是顯示了魯迅“平常”的一面：魯迅經常把他的工作，比作是“農夫耕田，泥匠打牆”，[《徐懋庸作〈打雜集〉序》，《魯迅全集》6卷，30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這正是表明了魯迅精神本性上的平民性。這是魯迅的平凡之處，也是他的偉大之處。在我們今天這個浮躁、浮華的，空談的時代，或許我們正需要魯迅這樣的文化“苦工”。
魯迅談愛國
魯迅強調必須堅持愛國主義，每一個國民包括知識分子都應該有基本的民族立場，都應該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同時也提醒人們警惕那些愛國的自大家。當時有這樣一些言論，認為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外國文明雖然好，但中國的精神文明更好；外國人的東西中國早就有過；外國也有叫花子，因此中國最好。魯迅說，這樣的人完全不看自己民族的弱點，表現為“愛國的自大” ，因此拒絕改革。他提醒人們，別看外國人總說中國好，其實是希望中國成為他們玩耍的工具，所以對這種外國人要保持必要的警惕。這也涉及中國人與外國人相處時的民族自信心問題。
魯迅說，中國人之於外國人，歷來就有兩種稱呼，一個叫他禽獸，一個叫他聖人。當自己軟弱的時候，就把外國人當作聖人捧起來；當自己強大了，就把外國人看作禽獸。其根本原因正在於沒有真正的民族自信力，只好在自卑與自尊之間來回搖擺。他提醒我們，愛國主義發展到極端就可能變成一種非理性，對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沒有任何好處。
魯迅談現實
當人們不滿意現實時，就會想象未來會有一個黃金世界、烏托邦世界。魯迅提出，黃金世界裡就沒有黑暗嗎？照樣有黑暗，而且還會有死人的情況。他對歷史做過這樣一個概括：曾經闊氣的要復古，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這三種人是永遠存在的，只不過闊氣的概念不一樣。未來即使進入黃金世界，還是有這三種人，過去好的、現在好的，還有現在不好的，這三種人之間必然會發生矛盾，黃金世界有新的黑暗、新的死亡。人死了就能一了百了嗎？魯迅寫《死後》，死後運動神經死了，但感覺神經還在，卻不能反抗、不能動，死亡不是不幸的結束，而是新的更大的不幸的開始。——這些和我們的習慣性思維完全不同。
人們美化過去，美化未來，美化死亡，其實不過是想找一個精神的避風港而已。但魯迅恰恰不允許我們有這樣的避風港，任何地方都不能避風，你必須正視現實，正視現實的不幸、不滿和曲折；你只有一條出路——正視，而不能逃避。
對比劉小楓和摩羅的突然轉向，走向腦殘，更顯出魯迅直麵人生的可貴。由於焦慮和靈魂的重負，很多學人會主動隔離正常的社會生活經驗隔離，失去了思想領域的基本常識，製造出幻覺，並不斷地告訴自己，那些幻覺就是真相。
認真的人，勇遠不會輸。
魯迅論騙人
在《我要騙人》中，魯迅講了一個真實的故事，有一年冬天他遇到一個為災民募捐的小女孩，當時有很多水災，小女孩抓著他的手，說先生給點錢吧。魯迅知道，當時社會正處在國民黨的腐敗時期，小女孩辛辛苦苦募捐來的錢是不會落到災民手裡的，一定會被那些水利局的老爺們給貪汙掉，小女孩的募捐是沒有意義的。這是魯迅心裡想講的話，但是魯迅對小女孩說，你做得非常好，我支持你，然後從兜裡拿出一大把錢來給小女孩。魯迅反躬自問，難道我能不騙她嗎？在那個時代能夠處處、時時都說真話嗎？能夠公開說真話的人固然了不起，但能夠像魯迅這樣，如此真誠、坦率地承認自己也騙人，恐怕更應該得到我們的尊重。
真話難說，那麼，我們應該如何說話？在魯迅另一篇文章《立論》裡，實際上是提出了三種說話的方式，第一種，按照事實說話，說真話；第二種，按照別人的需要說話，說假話；還有一種，說模稜兩可的話。錢理群說，我們恐怕每天也都面臨這種選擇——說自己心裡想說的話，還是按照別人的需要來說話，或者說一些模稜兩可的話。其實人的言說方式就這三種，每個人都面臨一個言說方式的問題，誰也不去想它，但是魯迅想了，正視了，提出來了。魯迅的特別就特別在這裡。
魯迅的考證
魯迅有一篇文章是《論他媽的》。“他媽的”是中國的“國罵” ，不登大雅之堂，也從來沒有人寫過文章談“他媽的” ，魯迅不僅談了，還要做出論文，考證了“他媽的”作為國罵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他考證的結果是從晉代開始的，晉代有門閥制度，講究出身，出身大家族就一切前途光明，出身寒門就什麼都沒有，寒門出身的人不敢公然反抗，只好曲線反抗，說你為什麼神氣，不過是有個好媽媽，那我就罵你媽。魯迅說這是卑劣的反抗，他從“他媽的”裡發現了兩個重要的東西，一個是等級制度，另一個就是國民性的弱點——卑劣的反抗，而不敢真正地、正面地去反抗，並因此得出結論：只要中國還有等級存在，中國就會不斷地有國罵。“國罵”本來司空見慣，但魯迅提出了懷疑，且把問題開掘得如此之深，這樣的文章、這樣的思維，除魯迅之外不會有第二個人。
魯迅的意義
魯迅的思維，是既有堅守又有質疑的思維模式。所以，魯迅是誰？他是一個徹底的懷疑主義者，他對一切公理、公意、共識、定論都提出質疑和挑戰。對於整個中國文化而言，魯迅都是一個異端、少數、邊緣的人物，他是真理的探討者，而絕不是真理的壟斷者，也不是真理的宣講者，他使我們成為一個獨立思考的人。
當你春風得意時，你對一切深信不疑時，對現在的生活十分滿意時，你不會讀魯迅，即使讀魯迅也會本能拒絕；但當你對已經習慣的常規、常態、定論產生懷疑時，想要突破自我形成另一種發展可能性時，就會從魯迅那裡得到啟發。“魯迅對我們來說是另一種聲音、另一種存在、另一種思維，也是另一種可能性。這就是魯迅對我們的意義。
很多人把魯迅與胡適對立起來，其實，胡適推崇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同樣是魯迅精神的寫照。胡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把魯迅歸類為自己人，是非常深刻的領悟。沒有革命者的壓力，哪裡有改良者的空間。
正如魯迅說：“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裡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魯迅致力於“拆掉屋頂”，胡適致力於從體制內“開窗”，從尋求自由來看，他們確實是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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