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彻底打破了中国“天朝上国”的痴迷梦，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一落千丈，刺激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1896年6月3日（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沙俄利用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孤立无援的困境，藉口“共同防御”日本，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诱使清政府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又称《防御同盟条约》），一般称为《中俄密约》）。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7月，英、美、法、德、日、俄、意、奥等八国组成的联合军队发动侵华战争。沙俄政府认为，沙俄占领满洲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趁清政府无暇顾及之际，将整个东北全部吞并，实现他们的“黄俄罗斯计划”。 遂以保护铁路为由，调集17万大军，悍然我入侵东北三省。
8月15日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惶离京西逃。八国联军将北京城洗劫一空之后，沙俄故作姿态，单方面宣布先行从北京撤军，表面上向清政府示好，实则将部队集中到东北，以其巩固对东北全境的军事占领。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9月7日，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不平等的《辛丑条约》签订后﹐沙俄还拒不肯从东北撤兵。东北人民展开武装抗俄斗争﹐英﹑美﹑日等国也以利害冲突，出面干涉，要求俄国从东北撤兵。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沙俄被迫于同年4月8日与清政府订立了《交收东三省条约》。共四条：①东三省归还中国﹔②俄军在十八个月内分三期(每六个月为一期)全部撤回﹔③俄军撤退前﹐清政府在东北“不另添练兵”﹔撤兵后，驻东北军队人数应随时知照俄国﹔④规定交还山海关、营口和新民厅沿线铁路后，清政府应给予“赔偿”。
到了1903年，沙俄不但拒不履行条约，还提出了在东三省及内蒙古一带享有路政税权及其他领土主权的“七条” 新要求。刚经历了八国联军打击，尚未从西逃的惊魂中回过神来的慈禧，不敢再与列强抗争，希望与沙俄政府缔结一项密约，暗中解决这一问题。慈禧此举主要是为躲避国际舆论，对于自己的国民，她是从来不放在心上的。
沈荩是留学日本归来的反清人士，在一家日本报纸任职。在清政府与沙俄正式签订密约之前，他通过秘密渠道获取了《中俄密约》草稿的原文，遂将其寄给了天津的英文版《新闻西报》。《中俄密约》的内容公之于众后，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满清政府陷入了难堪的狼狈境地。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中俄签订密约的计划宣告破产，慈禧太后十分震怒，严旨全力破案，迅速抓捕泄密之人。
1903年7月19日晚上，奉旨查办此案的肃亲王善耆在虎坊桥将沈荩捉拿归案。沈荩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毫无隐瞒，声称自己的行为完全是爱国行为，大声遣责当权者企图掩盖《中俄密约》的卖国行径。
适值慈禧太后的生日临近，不宜公开杀人。恼羞成怒的慈禧太后 “遂改判立毙杖下”，刑部那帮鹰犬专门制作了一个大木板“伺候”沈荩， 狱卒折腾了几个小时，杖打200余下，“血肉飞裂,犹未至死。后不得已,始用绳紧系其颈,勒之而死。”
毙杖沈荩后，刑部按朝廷的吩咐，出具了一份沈荩因病而亡的文书，以混淆视听。可纸包不住火，沈荩身强体壮，刚入狱一天就死于非命，满清政府的卑劣技俩终究瞒不了广大民众。
不久，关于沈荩案的报道铺天盖地，《 大公报》刊出了沈荩被捕的消息以后，又连续发文报道此案。9月14日《大公报》披露：“探闻政府自杀害沈荩后，各国公使夫人觐见皇太后时，谈及沈之冤抑，慈禧亦颇有悔意。已面谕廷臣，会党要严拿，万不可株连良善，致离人心，等语。近日政府十分和平，绝无不合公理之举。盖恐驻京各国公使啧有烦言也。”《中国日报》发表唁文：“沈君之死，鬼神为之号泣，志士为之饮血，各国公使为之震动，中西报纸为之传扬，是君虽死之日，犹生之年！”《泰晤时报》评价清廷“狠心残暴，为历来刑法正义中所稀有……必有不得久安之势”。
舆论的力量是慈禧所料未及的，迫于各国公使的压力,她装出了鳄鱼流泪般的“仁慈”和“悔意”。可她不知道自己为了讨好外国人表示“悔意”时，她那残酷的杖刑已经成为革命党人鼓动反清排满的活教材。革命党在《江苏》《浙江潮》《苏报》《国民日日报》等报刊上大造声势。《江苏》疾呼：“沈荩者，非吾汉族中一分子乎？而竟为满政府所杀，而竟毙于满政府惨毒之杖下……此实吾国民生命死活之问题，非可以漠然而置诸不问者也。”《汉声》怒号：“犬羊贱族，敢将我汉人惨杀乃尔，我中国之稍有同胞观念者，能不摩拳擦掌，以报此仇哉！”
这些文章激起民众的极大愤慨，正如章士钊所言：“自荩死后，而满洲政府之丑状尽形呈露，大激动国民之脑筋……几致全国之舆论为之一转，即著名顽固之徒，亦勃然而生仇满之念。”
沈荩案之后，又发生了《苏报》案、《大江报》等一系列与言论自由有关的案例，让清政府开始反省僵化的舆论钳制政策，并最终促成相关法律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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