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出現了三次大規模滅佛,史稱三武滅佛,是怎麼回事呢?爲何要滅佛呢?

白琰昕弈


佛教傳入中國之後,發展越來越興盛,然而也因此和中國本土宗教,政治,經濟發展等產生衝突,再加上自身出現了諸多問題,所以釀成了大規模毀佛滅佛的法難。準確來說不是三次,而是四次法難。

第一次,是在北魏太武帝期間

太武帝原來是信佛的,但是後來在朝臣的影響下改信道家,接著改了年號,開啟了與佛教衝突的序幕,不過這也與佛教本身的糜爛和內部的亂象有關,這一時期的佛教已經失去了修行的真實,變成了權力,慾望的幌子,所以招來滅佛運動。


第二次,是在北周武帝期間

佛教在這一時期蓬勃發展,造成大量社會問題。廟宇寺院廣佔土地,財富聚集,侵蝕國力。地方佛教集團在政治上與北周朝廷有抗衡之勢。加之當時很多僧侶不遵守法令,因而北周武帝開始禁佛。


第三次,是唐武宗時期的“會昌法難”

唐武宗時期佛教寺院財富聚集,大量民眾出家為僧為尼,造成逃賦役等社會問題。寺院土地積累廣大卻無需納稅,百姓供養僧侶,已嚴重侵犯統治階級利益。所以,統治集團感覺到了佛教要動搖政治基礎,必須要防患未來,及時剷除。


第四次,後周世宗

覺得佛教的風氣不佳,沒有真正的執行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根本,所以排斥佛教,並且規定,要出家前必須會背誦經文,對寺院也進行管控,不允許輕易興修寺院,只有被賜匾的才可以。


四次滅佛對佛教和中國文化產生深遠影響,除了影響了當時的政治經濟,及人民的生產生活外,對於佛教真正的本土化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推動,對佛教的淨化也產生了推動力,所以不能光從毀佛滅佛的宗教負面視角來看待,也應該看到其更廣泛的作用,或許沒有這些法難,佛教在中國會自己走向毀滅,而法難的產生是佛教的危機,也是一次重新繁榮的機會。


當然,這個在世俗有一套解釋,佛門又有另一套解釋!作為佛弟子我的解釋自然是佛門的!

無論毀佛滅佛還是佛法興盛,歸根到底都是因果都是緣法!都是共業所致!

三次滅佛就是三次眾生的共業循環,三次因果的循環,三次輪迴的劫難!

可惜我沒有這個修行,看不通背後究竟是怎樣的因果纏繞,但堅信世間的事情都逃不脫此規律!


盛唐豪歌李藝泓


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滅佛運動總共有四次,一般將主持滅佛的四位人物並稱為“三武一宗”。這幾位統治者分別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後周世宗柴榮,因為前三位統治者的諡號或廟號均帶有“武”字,因此統稱“三武滅佛”。在解答導致滅佛運動的原因之前,我們可以先按照時間順序回顧一下這三次滅佛運動的大致經過:

1、拓跋燾滅佛(446-452年):拓跋燾即位時最初崇信佛教,後來受到周圍近臣的影響改信道教、逐漸開始排斥佛教勢力。446年,拓跋燾在長安佛寺內查出私藏的兵器和財寶、又見到佛寺僧侶多行破戒之舉,於是便在重臣崔浩的請求下決定滅佛。446年3月,拓跋燾下令誅殺長安的僧侶,並讓太子在全國範圍內廢除佛教、摧毀寺院。不過,拓跋燾滅佛之舉也招致了信仰佛教的鮮卑上層貴族的不滿,此事也為拓跋燾日後被弒埋下伏筆。452年,宦官宗愛暗殺拓跋燾後,另立文成帝拓跋濬,佛教得以重新恢復。

2、宇文邕滅佛(574-578年):由於此時宇文邕的年號為“建德”,因此這次行動也被稱為“建德滅佛”。宇文邕統治初年,北方佛教勢力的迅速膨脹已經極大影響了國家的財政和兵源、成為威脅北周統治的一大隱患。為了削弱佛教勢力,宇文邕曾多次召集百官和宗教人士進行辯護、以營造輿論優勢。574年,宇文邕下定決心下詔禁止佛教、命令僧人還俗,並沒收寺院財富充入國庫或分給臣下。宇文邕的滅佛運動較為徹底,他幾乎消滅了華北地區的佛教勢力。這次滅佛運動也推動了印度佛教的漢化、斷絕了佛教干預皇權政治的一切可能,因此在中國文化史上有著深遠影響。

3、唐武宗滅佛(842-846年):由於此時唐武宗年號為“會昌”,因此這次行動也被稱為“會昌滅佛”。與拓跋燾類似,唐武宗也崇信道教、對佛教十分厭惡。加上地方佛教勢力的過度膨脹,導致國家的兵源、勞力和收入均有減少,佛教勢力已逐漸成為中央政府的威脅。於是,唐武宗在宰相李德裕等人的勸說下,下詔廢佛,勒令冗餘的僧人還俗、毀滅佛寺佛像,並沒收寺院非法侵佔的土地和財富。唐武宗的滅佛行動也較為徹底,對全國的佛教勢力造成了嚴重打擊,甚至連摩尼教、景教都遭波及。諷刺的是,唐武宗最終卻死於崇信道士:他為求不老,服用道士進獻的仙丹而崩,年僅31歲。

此外,周世宗柴榮的滅佛運動(顯德滅佛)也值得一說。與上面三位不同的是,柴榮其實對佛學頗有研究、他本人也信奉佛教,承認佛教的社會價值,只是對當時風氣敗壞的佛教勢力感到十分不滿。從955年開始,柴榮陸續下詔要求關閉寺廟、嚴格限制出家條件,為了增加財源,他還將寺院的銅佛像收繳用以鑄錢。顯德滅佛同樣取得了可觀的成果,全國境內共有3萬多所寺廟被關閉、還俗者6萬餘人,新鑄的銅錢也促進了後周經濟的發展。司馬光對周世宗的滅佛運動也持肯定態度:“不愛己身而愛民,不以無益廢有益,周世宗算得是仁愛明理之人。”


事實上,中國歷史上的“滅佛運動”和拜占庭歷史上的“毀壞聖像運動”十分類似,它的根本原因都是為了確保皇帝和中央政府的至高權威不受挑戰,打擊宗教勢力對國家資源的過度侵佔。除了個人信仰因素之外,政治、經濟和軍事因素也是導致統治者採取滅佛行動的原因所在:

1、信仰因素:宗教信仰的差異,會導致統治者從思想上反對和牴觸與其信仰不符的其他宗教,進而對異教徒採取打壓行動。道教與佛教之爭,就往往導致統治者對佛教勢力的打壓。對拓跋燾和唐武宗而言,他們的道教信仰便是促使其下令滅佛的影響因素。

2、政治因素:從根本上說,滅佛運動的實質是皇帝從佛教勢力手中恢復對民眾的主導權和影響力。在佛教發展的過程中,各大寺院由於獲得了大量金錢、田地和特權,逐漸發展為能與朝廷分庭抗禮的力量,出家人甚至可以依靠寺院權勢胡作非為。這樣一來,寺院政治影響的擴大顯然會導致國家法度不行、政府權威受損。

因此,滅佛運動有助於維護皇帝和政府的權威,也是維持法律體系正常運作和社會治安的必要手段。

3、經濟因素:由於寺院經濟的過度發展和佛教勢力享有的特權(免稅、免徭役),男子為逃避徭役大量出家,大量國家財富也因此向寺院轉移,一些寺院甚至還會私自鑄錢放貸,極大影響了國家的財政收入和勞動生產。這些不從事生產也不交稅的出家人數量過多的話,顯然會成為社會的巨大負擔,並且助長好逸惡勞的不良社會風氣。滅佛行動則有助於改變財富壟斷於寺院之手的局面,恢復社會經濟和生產秩序。

4、軍事因素:如上所述,成年男子大量出家為僧既導致了勞動力的損失、也導致了兵源的減少和武備廢弛的狀況,難以滿足維護國防的需要;另外,宗教勢力的過度膨脹也侵吞了軍隊所需的國有土地、損害了軍事貴族的利益。滅佛行動則可以恢復兵源、協調軍事貴族的利益,有助於維持國家的安全形勢。


平田君Bellatores


中國佛教史上曾有“三武一宗之厄”。

佛教起源於古印度迦毗羅衛國(今尼泊爾境內)。張騫開通絲綢之路後佛教徒也像奔走在這條道路上的戰士和商旅一樣為自己的信念而四處奔走,目前史學界公認的說法是大約在公元前後佛教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原。不過由於當事正處於西漢、新莽、東漢三朝更替時期,人民流離失所朝不保夕,佛教未能在中原得到什麼發展。直到漢明帝時期曾夢見一高大的金人,頭頂上放射白光,降臨在宮殿的中央。漢明帝正要開口問,那金人又呼的一聲騰起凌空,一直向西方飛去。夢醒後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天朝會時他向群臣詳述夢中所見,大多數人都不知其由。後來他有個博學的大臣說那可能是西域的佛陀,明帝聽說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陀,於是派使者赴天竺求得其書及沙門。天竺僧人到達東漢都城洛陽後在此修建了中國第一座佛教寺院——洛陽白馬寺,至此開始了這個宗教向中國傳播的歷史。

作為外來宗教的佛教在中國境內的傳播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和中國本土文明發生了衝突,尤其是和中國原生的道教產生了激烈的競爭關係,兩家常為爭奪信眾而發生摩擦。與此同時佛教提倡眾生平等理念,凡出家之人不再禮拜侍奉君王父母,這就對構建在三綱五常基礎之上的專制政體構成了一定挑戰。佛教寺廟還享有免稅、田地、女婢、奴隸等特權,這就使朝廷失去了相當數量的賦稅和兵源,對國家經濟和國防體系造成了挑戰。可以說三武一宗的滅佛運動並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這種長久積累的矛盾的集中爆發:

公元438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燾下詔:凡是五十歲以下的沙門一律還俗服兵役,試圖以此擴大國家兵力來源,保持北魏對南朝、柔然的軍事優勢。446年北魏朝廷在長安佛寺內查出私藏的兵器和財寶,與此同時佛教勢力已然滲透到北魏官場內部,表現出日益強烈的政治傾向,這時的和尚們不再尊奉佛教戒律,而是積極插手政治,成為北魏國內一股強大的政治暗流。446年3月拓跋燾下令誅殺長安的僧侶並在全國範圍內廢除佛教、摧毀寺院,同時他自己帶頭改變了鮮卑拓跋部族時代信佛的傳統,改信寇謙之的天師道。在打擊佛教的同時道教徒開始加大對拓跋燾影響,這就令拓跋燾對佛教更為厭惡。拓跋燾這次滅佛行動遭到了信佛的鮮卑貴族的暗中抵制,甚至連太子拓跋晃也故意將廢佛的詔書延期宣佈,使遠近的沙門聞訊逃匿獲免,佛像、經論亦多得密藏。經過太武帝拓跋燾這場大規模的滅佛運動打擊後北魏境內的寺院塔廟無一倖免於難,452年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繼位後下詔復興佛教。

北魏文成帝拓跋濬下詔復興佛教後佛教勢力進一步膨脹——不僅極大地威脅到國家的財政和兵源,冀州沙門法慶甚至在公元515年聚眾造反。儘管法慶身為佛教徒,但他自比為新佛出世,貶斥之前已形成的佛教體系,所以他所到之處即毀寺、殺僧、焚經、燒像,招來了僧俗各界的共同打擊,儘管北魏官軍平息了法慶之亂,但也就此對佛教勢力開始有所警惕。北魏正光年間(公元520-525年)全國的佛寺已達3萬之多,僧、尼數目則有200萬之巨,約佔全國總人口數的十六分之一的人口都已遁入空門,這對國家經濟和軍事造成了極大的衝擊。到了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年間(572年3月—578年3月)開始對勢力日益膨脹的佛教動手了:573年十二月剛在前一年誅殺權臣宇文護而將朝政大權收歸於己的周武帝宇文邕召集道士、僧侶、百官討論佛、道、儒三教的問題,明確了“以儒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的次序,這次排序實際上是為大規模的排佛滅佛行動做準備。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五日周武帝正式下詔罷黜沙門、焚燒佛經。建德六年(577年)北周滅北齊後又在原北齊境內推行滅佛政策:毀寺4萬,強迫300萬僧、尼還俗。正是這次滅佛行動導致源於古印度的佛教開始向融入中華文明的漢傳佛教的轉型,此後佛教在中國失去了干預政治的一切可能。

周武帝宇文邕死後不久佛教勢力又發展壯大起來,儘管此時的佛教已失去了干預政治、挑戰專制皇權的可能,但其發展規模仍對國家經濟和軍事構成影響。隋唐時期國力一度相當鼎盛,同時這時的中國保持著開發進取包容的精神,這一時期佛教得到了蓬勃的發展——這和當時朝廷的扶植政策有一定關係:隋文帝、唐太宗、武則天都為佛教的發展大開方便之門。然而安史之亂後大唐王朝江河日下,地方上出現藩鎮割據的現象,這些割據一方的藩鎮不向朝廷繳納貢賦,唐王朝的財政收入開始日益枯竭,不得不開始打起佛教寺廟的主意。與此同時以韓愈為代表的儒家學者視佛教為夷狄之法而大加貶斥。公元840年信奉道教的唐武宗李炎登基後勒令冗餘的僧人還俗、毀滅佛寺佛像並沒收寺院非法侵佔的土地和財富,事實上這次廢佛之舉並不完全只針對佛教,而是安史之亂後已失去盛唐時期開發進取包容氣度的唐王朝對所有外來宗教的一次總清算:摩尼教(金庸小說中的明教)、景教(基督教聶斯托利教派)、伊斯蘭教等都在這一過程中受到波及,明教和景教甚至在受此打擊後日漸式微直至最終銷聲匿跡。

由於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三人的諡號或廟號中都帶有一個“武”字,因此由他們所推行的滅佛行動被稱為三武滅佛。那麼“三武一宗之厄”中的一宗又是指的誰呢?答案是五代十國時期的後周世宗柴榮:相比之下柴榮並沒屠殺僧尼、焚燬佛經之舉,事實上他本人也信奉佛教,所謂的周世宗滅佛更多的是對佛教採取限制性規定:從955年開始柴榮陸續下詔要求關閉寺廟、嚴格限制出家條件,還將寺院的銅佛像收繳用以鑄錢。柴榮在位時期全國境內共有3萬多所寺廟被關閉、還俗者6萬餘人,新鑄的銅錢也促進了後周經濟的發展。此後儒、佛、道三教日漸合流,儘管三教之爭仍客觀存在,但已不像過去那麼尖銳,也不像過去那樣明顯,規模也明顯小得多了。


鴻鵠高飛一舉萬里


儒釋道三教實質是文化,是東方文化精髓,是東方文化的精神,道觀廟是載體之一,僧尼士是專業人員,人民群眾是水。儒教主導是人與人關係,釋教是人與心的關係,道教是人與自然的關係,故佛為心、道為骨、儒為表,故有寺觀廟的城市是有文化的城市、有慈心道骨知禮的人是善果之人,多好的三教,三教真理是普渡眾生、有教無類,但是被我們象熊貓一樣關在籠子裡讓人看希奇,看景緻、看異類,我沒有見到其它教址當風景點,只有三教如此,道觀廟被圈起來當風景區賺錢!我也沒有見到其它教收門錢,道觀廟不是靠精神文化傳承發展,而是靠風景稀奇生存,如同一個大學,不是靠好的思想及培養人才存在,而是靠有多少大樓、有多少人來參觀旅遊存在,多可悲。這違反了三教的真理,三教已走向了十字路口,非常迷茫,快到消亡了!

          現在我們的三教文化如同一個五千年的人家,突然被新來的強盜搶,就認為自己的文化不好,認為強盜文化好,學習強盜文化。破四舊,打三教,抄主義,崇洋人,全西化……   還要不要我們的文化?

      都九年義務教育了,高速公路都到期了,公共側所都不收費了,寺院為什麼不放開呢?古人說:兒時走過三座廟,閱過百幅聯,長大不是人才也是仙。儒釋道二千多年到解放,普渡眾生不論貧富,從武則天進尼姑庵、魯智深進五臺山、林沖進山神廟、宋江進娘娘廟、王安石進梓潼神廟、白毛女進洞廟到朱總進昭覺寺、領袖進密印寺、東山寺、五臺山取得真經,從末有過門票,中華文化儒釋道三教傳播因為這門票,一切向錢看,佛法不能普渡、大道不得宏揚,精神文化走向了邪路,快走向絕路了,快被異教打敗了,寺院成了當地者賺錢的牌,成了主持致富的路,和尚家成了騙人的根(笑笑生說),成了潘巧雲的意中人。儒釋道三教真理不能毀在我們這一代,三教生於中國(釋生於尼泊爾),世界各教都沒有限制的發展,唯我們把三教框起來管死,如堵井沿防洪水一樣最後井將被洪水淹沒。蔣光頭都信異教了,中國歷史開了個玩笑,如果太平天國成功或者蔣光頭成功,那麼現在信異教的有多少?儒釋道早灰飛煙滅了。     

      100年科技發展可以飛天入地,但100年人類進化基本沒有顯見,我們不能站在現在的角度解釋1000年後人類的發展,我們現在不能解釋的事物不能用“迷信”封殺,包括三教,我們管死了三教,其它教就要入侵,西南、越南好多少數民族本來信祖宗蚩尤(信祖宗屬儒教),現在被西方法國傳教信天主教進門徒會了。韓國本信三教,已三分之一信異教了。其它教五大洲都有,儒釋道三教各大洲有嗎?亞洲各國有嗎?真的是閉門造車,我們得反思,我們的宗教政策要反思。國興教興,國興文化興,我們要把東方文化、東方三教傳承。

    當然,如果宗教要國家來保護,也說明是該宗教的沒落了,宗教是文化,是眾生,要以國來分,只能是國家的工具了,是一種悲哀也是一種無耐。

     沒有聽說做禮拜是迷信,建房子道家做一個道場,佛家做個開光、儒家做個典禮卻被用迷信帽子打壓……三教還能以什麼形式生存呢?佛教的存在稍好點,道教從清朝打壓取消,到建國以來沒有一點點發展,儒教慘了,破四舊幾乎毀滅絕了,全國儒教(孔廟、文廟)除曲阜一個,雲南建水一個,昆明2018年建築一個,貴州安順一個,越南一個,全國基本沒有了,其它教有的一個村子一個街道建築一個,釋道一個縣建築一個了嗎?道教一個州建築一個了嗎?儒教一個省有一個嗎?儒教全國稀的比大熊貓還少!多可惜的三教,多可惜的東方文化,而中國人在丟,西方人在侵略、偷、學、註冊……東方文化、中華文化三教文化傳播要放開,政府支持,國內全免費,走出中國,走向世界。這樣我們的儒釋道精神才能普渡世界勞苦大眾、精神文化才能天下傳承、繼往開來走向大同世界。


天上雲彩38


自佛教西漢末年東傳中國,迅速迎合中國本土文化而滲透四方。

這是佛教最大的特色,佛教沒有管制經典,每到一地都進行本土化,所以佛教派別遠超其他大型宗教的原因就在於此。

正因為佛教與本土文化的結合,佛教自南北朝開始已經獲得極大的發展,所謂南朝四百八十寺就是真實寫照。

既然是本土化,佛教當然與中國本地宗教爭奪信仰者,爭奪經濟資源。而輪迴轉世等思想又極大迎合了下層百姓的渴望,所以香火越燒越旺。佛教在唐代初期已成為最大的地主,最大的高利貸主,工商業主,這當然造成國家財政收入減少,又因為僧侶增多及佃戶投靠寺院庇護而造成納稅服役人口減少,當國家政權難以容忍的時候,自會舉起刀來。


四川達州


依我看,滅佛的因在之前的興佛時就埋下了。

三武一宗之前當權者的過力推崇,導致佛教在短期內興盛,並獲得過高的社會地位和權勢,許多抱著各種目的人也混進寺廟吃喝享樂,違背佛的本意,導致佛不為佛,大興奢侈之風,破壞佛的形象,給社會造成很大的負擔,關鍵是也給了當權者很大的政治壓力。

所以辯證地看,依靠權勢大興佛教其實是真正的滅佛,三武滅佛看似對佛教是個打擊,其實反倒讓真正的佛教迴歸佛的本原,才是救佛。


義倉文化研究


【法術金口訣: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之厄,稱為“法難”。指中國歷史上“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五代周世宗”等,四位皇帝排斥打擊“燒香磕頭的偽佛教”的事情。人們對燒香磕頭的“偽佛教”的信奉達到狂熱的地步,那時的僧尼道眾、廟宇寺院很多,而且那時的僧尼還享有很多的特權。佛教寺院的擴大,佔據了大量的田地,佛教僧侶不稅不徵,和封建國家爭奪著勞動力和軍隊來源,直接觸犯到了封建國家的經濟政治利益。因此導致了“三武一宗”滅佛,滅的是“燒香磕頭的偽佛教”,並不是滅除“隻立經堂,不立佛堂”的正信佛教。(皇上是執行上天意願的“天子”,因此,不是“三武一宗”滅佛,是上天在滅除借佛造孽的妖魔集團。)


明心見性不二正法科普


因為修行的人不懂啥是佛。盲修瞎煉。人員越來越眾。應響到了統治階級,統治階級也不懂啥是佛。就發起了滅佛運動。其實修佛就是正自己的心性。心性正了遇事不惱,平靜處事,安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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