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奧·梅拉梅德是全球公認的“金融衍生品之父”，他是芝加哥商業交易所集團（CME GROUP）的終身榮譽主席。他發起創建了金融領域首家期貨市場——國際貨幣市場(IMM)，推出全球首個外匯期貨合約，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默頓·米勒譽為“20世紀後期最具影響力的創新”。他領導CME不斷推出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國債期貨、離岸美元期貨及股指期貨。
他率先建立全球電子交易系統Globex，令CME據此演變為CME集團，成為全球首屈一指的期貨“超級航母”。他曾任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顧問，為世界多國政府提供了期貨市場諮詢。此外，他還是一名專業律師和一位精幹的期貨交易師，全球市場諮詢機構梅拉梅德聯合公司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歪打正著——逃向期貨
作為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1939年，一年級小學生梅拉梅德和他父母一道逃離故國波蘭。一家人穿越西伯利亞，途經日本，歷經千辛萬苦最終到達美國，定居芝加哥。幼年的利奧從此開始了異國他鄉的移民生涯。1950年他考入伊利諾伊州大學醫學院，第二學期轉為法學院預科生。1951年夏，在德語教授諾曼太太推薦下，利奧進入約翰·馬歇爾法律學院。
伴隨學習壓力而來是沉重的經濟壓力。正巧此時《芝加哥論壇報》一則律師事務所招聘啟事抓住了利奧的眼球。啟事上說有家事務所正在尋找一名“跑單員”，工作時間是上午九點到下午一點，與利奧的課時完全不衝突。利奧斷定這是為法院事務尋找一名“專業跑腿”，而且事務所的名字很長，無疑是一所歷史悠久、頗有名氣的律師事務所。於是利奧懷著成為一名律師的遠大理想，躊躇滿志欣然前往應聘。
第二天，當利奧按照地址來到西傑克遜街141號，卻疑惑地發現自己站在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大樓前面。利奧一邊上樓一邊犯嘀咕：律師事務所為何要設在期貨交易所大樓裡？直到走進辦公室，他仍然一頭霧水不知廬山真面目。
填寫申請表之後，利奧被叫進房間進行面試。然後被指示第二天9點到北富蘭克林街110號去找喬·西格爾。利奧對自己說：今天這只是一個招聘辦公室，明天自己就會走進真正的律師事務所。可是當第二天到達那幢大樓時，門前石頭上分明寫著：芝加哥商業交易所。
利奧仍抱著最後一絲幻想：該事務所多半設在交易所裡專門從事商業法務吧。走過大廳時利奧看到了難以想象的景象——“我就像走進魔幻仙鏡的愛麗斯，來到一個不只一名‘瘋子哈特’的世界，那兒有數百個‘哈特’——交易商的叫喊、他們身體和雙手的動作，強烈地俘虜了我的心，這是空前未有過的事情……那片場地上有一種生命的活力，神奇而激動人心，雖然我根本搞不懂到底這是怎麼回事，但卻在冥冥之中鬼使神差變成了其中的一員”。
就在這裡，利奧為當時芝加哥商業交易所的理事長、美林場內經紀商主管西格爾先生“跑腿”，主要交易雞蛋和洋蔥。由於他勤奮好學，薪水從25美元/周漲至45美元/周。從此利奧與交易池結下不解之緣。他在自傳中寫道：“我著迷於買賣合約那種公開喊價，驚歎所有事情發生時的那種速度，以及在充滿著希望和汗水的競技場上那些參與者的芸芸眾生相。”
自此，利奧終於從納粹屠刀下的波蘭，歷經千難萬險陰差陽錯，逃進了期貨之門。
定規方圓——自己先管好自己
利奧從最低層的跑單員一步步攀升到芝加哥商業交易所理事長後，詢問當了15年總裁的哈里斯：“一個市場有沒有可能不再出現逼倉？”
顯然這是一道難題。哈里斯皺起眉頭敲著下巴：“我實在是不知道。”
“那麼，讓我們自己找出答案吧。”
那時候，除了農業部下屬的商品交易局，沒有其他監管部門，但利奧相信這樣的局面不可能長久。如果不希望政府來指手劃腳，就必須證明CME可以監管好自己。曾任CME秘書的經歷使利奧通曉場內交易全貌。他知道許多規則已經過時，但沒想到竟然如此過時。利奧組織了幾十個委員會、幾十個會員和律師對大量規則進行了審查和修訂，耗時一年半最終形成一套新的架構。交易所的章程最終變得清晰、及時和權威。
新規則立即面臨考驗。利奧與大名鼎鼎的索爾·斯通狹路相逢。斯通20世紀30年代成為芝加哥商業交易所資深會員，一手創辦了令人敬畏的索爾·斯通結算與經紀公司。當逼倉行為發生，是什麼商品並不重要，手法都是一樣，就是擁有大部分可交割商品，因而得以控制期貨市場的價格。
利奧的私人顧問馬洛·金對於統計信息比計算機還要精確，他證實斯通對到期月合約的可交割豬腩進行擠倉。他警告說：如果不加干預，斯通可以將價格抬到他希望的任意高位。
“就是他。”利奧告訴哈里斯：“我要阻止他。”哈里斯卻陰陽怪氣：“祝你好運。”
為了體現對斯通“長輩級”年齡的尊重，利奧登門拜訪：“您可以尖叫、爭辯、虛張聲勢、吶喊，但事實證明你擁有比現貨可供應量更多的豬腩。而這是犯規。”
“我不知道有這回事。”斯通嘴角露出一絲詭譎。
“無論如何，到下週五必須將超出的頭寸平掉。你有整整一週來做。我不會打攪你或對其他人張揚。沒有別人知道。但我希望你下週一開始每天將豬腩頭寸削減10%。”
“你肯定瘋了，誰能發號施令讓我幹啥就幹啥？做夢！”
利奧打開交易規則：“這裡白紙黑字一清二楚，商業行為委員會有權要求你提高保證金，直到你支付不起為止。請不要讓我證明這一點！”斯通的回答是一聲冷笑：“我不這樣認為！”
到下週二早晨，什麼也沒發生。利奧平靜地打電話給斯通：“今晚你將接到正式通知。你豬腩頭寸的保證金將每天提高25%，直到你平掉一半。”斯通一聲不吭掛斷了電話。
週三，豬腩合約出現了跌停板，週四繼續跌停，週五照樣。斯通公司的大量拋盤使市場螺旋式下降。到週末，斯通已將其頭寸減半。利奧贏得了勝利，令市場大鱷刮目相看，從此樹立起新規則自律的權威。
錢，能不能變成期貨？
最早的金融啟蒙課，發生在長達兩年的逃亡生活之初。
父親一手拿著波蘭茲羅提，一手拿著立陶宛立特問利奧：“知道這是些什麼嗎？”
“錢呀。”利奧自豪地回答，充分顯示出他對錢這玩意兒的深刻理解。
“答對了。”父親說：“不過你知道它們的價值嗎？”
利奧無奈地聳了聳肩，因為當時他在金融領域的全部知識就只有這麼多。
父親仔細地解釋說，這兩種貨幣的單位價值取決於它們能在市場上換到多少東西。接下來的課程就是利奧成年後對諾貝爾獎得主米爾頓學說的最初理解，即雖然波蘭茲羅提和立陶宛立特的官方結算匯率是1比1，但實際上要花2個波蘭茲羅提幣才能買一塊麵包，而立陶宛立特比只需1個。父親總結提示道：“政府的官方結算匯率其實並沒有什麼實際意義。”
自1650年日本大米商人開始在大阪交易“米票”開始，幾百年來，期貨市場僅限於農產品領域。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利奧開始關注到貨幣市場。
1967年，英格蘭銀行將英鎊從2.8美元貶值到2.4美元。突然間外匯和貨幣價值成了反覆出現的新聞，越來越多的文章討論到貶值和重新估值、浮動利率和固定利率、佈雷頓森林體系的不足之處等等。
在此背景下，利奧讀到一篇有關米爾頓·弗裡德曼的軼事。當米爾頓試圖進行英鎊交易時被銀行拒絕。這篇報道清楚說明當時的銀行將貨幣市場侷限在商業用途中，個人無緣參與交易。無論你淨資產有多少或社會地位有多高，都只能被排除在遠期交易市場之外。利奧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困惑：為什麼個人不能和公司一樣擁有交易貨幣的權利呢？
利奧決定為廣大的交易者創造貨幣市場。而他所在的芝加哥商業交易所只有黃油和雞蛋、土豆和洋蔥、豬腩和活牛的交易歷史。外匯也能進入期貨交易？買賣農產品的芝加哥鄉巴佬有什麼資格交易外匯？所有這些在當時看來簡直無異於痴人說夢。
利奧並不這麼認為。他請教多位著名經濟學家進行討論，證明這個創意可行且極富開拓性。但只要佈雷頓森林體系繼續生效，金融期貨市場建立時機就不成熟。
機遇不期而至。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總統宣佈美國不再保證給外國持有的美元兌換黃金。佈雷頓森林體系就此崩潰。利奧馬上聯繫諾貝爾獎得主米爾頓·弗裡德曼，這位世界著名經濟學家認為利奧的想法十分“精彩”並“富有想象力”。利奧則趁機要求米爾頓為此寫一份“可行性報告”來闡述貨幣期貨市場。雙方以5000美元成交。利奧稱之為芝加哥商業交易所有史以來“最划算”的一筆投資！
米爾頓欣然命筆，三週後交稿《貨幣期貨市場的需求》。就是這篇經濟學泰斗區區11頁的權威報告，成為名不見經傳的利奧通關過隘暢行無阻的“綠卡”。當初聽說芝加哥要建立國際貨幣市場，全世界漠然甚至嘲笑；可一旦聽說米爾頓也有此想法，世界馬上屏住了呼吸。總統、財務部長、央行行長這些之前根本無法接近的“巨人”，都因米爾頓而敞開了大門。申辦國際貨幣市場拜訪的首位高官即剛獲提名的美國財長舒爾茨，他哪裡知道利奧首次造訪華盛頓進入他華麗的辦公室時竟雙腿發抖。由於事先已閱米爾頓的可行性報告，於是幾乎沒什麼交談他就笑著揮揮手：“聽著，梅拉梅德先生，要是米爾頓·弗裡德曼都認為沒問題，我當然也就沒什麼問題啦。”
接下來的故事就是國際貨幣市場不到一個月便快速成立，次年布萊克—斯科爾斯期權定價模型為股票期權交易奠定了基礎。再接下來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毫不猶豫批准了CME的第二份申請——因為他也拜讀過米爾頓的可行性報告。之後這份國債期貨上市的申請在美國國會當天通過審核。
萬水千山中國緣
1980年，利奧曾陪同中國銀行(601988,股吧)的官員們參觀交易所，這次經歷給中國同行們留下了深刻印象。數年後尼克松和基辛格向中國敞開大門不久，利奧收到一份完全官方的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邀請函。
於是1984年9月，利奧帶領芝加哥商業交易所代表團前往中國進行了為期一週的訪問。這次訪問證明了利奧內心深處長期的懷疑：美國政府對中國只瞭解些皮毛。
出發之前，美國一位官員被派來向利奧介紹在中國應該如何待人接物。“千萬別用‘利潤’這個詞。”這位官員警告：“共產主義者不喜歡‘利潤’。”他還告誡“有人向你敬酒一定要全喝光，否則對敬酒人就是一種侮辱。”帶著這些“金玉良言”，利奧一行開始了首次訪華之旅。
不料來中國後，官方聯絡人首先就問他們普通交易員一年有多少“利潤”可賺，令利奧對美國官員的情報大皺眉頭。接著在國宴上，中國銀行行長向代表團敬酒。看到利奧把一整杯中國茅臺(600519,股吧)灌下肚時，他驚奇地瞪大了眼睛。行長只略微沾了一下嘴唇便稱讚利奧說：“你酒量一定不小！”那天國宴後可憐的利奧不得不由夫人架回酒店。
在利奧一行動身返回美國時，得到一個令他難以置信的消息——李先念主席已經接受了他們的邀請，只要去美國，就會造訪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頓時開始了瘋狂的準備活動。
1985年7月26日，李先念主席和他的代表團光臨CME大樓，利奧抓住了這個千載難逢的公關機會——芝加哥商業交易所是第一家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元首訪問的美國金融機構。利奧與CME理事長布賴恩·莫尼森陪同李先念主席，在交易所參觀迴廊為他作全面介紹。突然間下面的交易池裡“禮花”綻放，交易員們手中數千張交易卡瞬間拋向空中，上演了一場華爾街式CME版的歡迎慶典。
1999年4月，朱鎔基總理訪美也專門參觀了芝加哥商業交易所，並應邀為交易所敲鐘模擬開市。中國領導人對CME的考察訪問，標誌著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邁出了創建現代期貨市場的第一步。
梅拉梅德對年輕的中國期貨市場情有獨鍾，中國之行成了他幾乎每年一度的公務。他是中國人民大學名譽教授、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名譽教授，並於2007年應邀出任北京大學中國金融衍生品戰略研究院名譽院長，他連續四年熱情出席研究院舉辦的“中國金融創新論壇”，先後發表《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場的地位與作用》、《金融衍生品市場發展的新趨勢》、《灰天鵝》、《寫錯字不要怪鉛筆》、《歷史性的時刻》、《不確定性原理3》等主題演講。繼《逃向期貨》之後，他的新著《向傳統吶喊》中文版今年出版後迅速售罄。
從梅拉梅德看芝加哥風雲
梅拉梅德取得的成就，實際上離不開芝加哥交易所自身的崛起。
18世紀中期，芝加哥成為了運輸樞紐以及美國谷物的集散地，穀物商因囤積了大量的庫存，不得不尋求管理價格風險的方法，當時的穀物被稱為“草原黃金”。最終在1848年，CBOT的成立提供了完美的答案。CBOT從一開始的處理商業糾紛場所逐漸演化到雙邊現貨交易場所，直到如今的會員制、標準化合約的期貨交易所。
危中尋機
18世紀中葉，芝加哥已經確立了自己的金融中心地位。1830年美國開始修建一條歷史性的運河，以連接富饒的伊利諾伊州農業區和大的人口中心。1848年這條運河竣工，但德保爾大學的一位歷史教授認為這條運河剛修建成基本就已經“走在被遺棄的路上”，因為鐵路也已經要開通。由於同時進行運河和鐵路工程，大量的公共腐敗蘊含其中，這讓人們領教到了腐敗這一“傳統”在芝加哥和伊利諾伊州是多麼根深蒂固。幸運的是，芝加哥最終在腐敗與生產並存的年代中偏向了積極的一面，走向了繁榮。在19世紀中葉，芝加哥的商人們，包括CBOT的創建者們，開始了這個城市的光榮傳統，那就是在“危”中尋“機”。在那個年代，這些“危”就包括了克里米亞戰爭和後來的美國南北戰爭。
回頭來看，芝加哥也從自己城市長期的金融風險管理經驗中獲益匪淺，比如芝加哥的期貨交易者就成功地應對了當年因佈雷頓森林體系坍塌引起的衝擊。19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金融期貨的推出，市場參與者才得以對沖浮動利率體制下的匯率及利率風險。CME推出金融期貨可以說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至於如果你現在看到當時對CME的懷疑都會感到不可思議。已退休的CME集團主席Leo Melamed喜歡重複這樣一個故事，那就是當時紐約一位出名的銀行家得知金融期貨問世後，大喊“什麼，我們要去相信一堆交易豬腩的投機客”。
其實初期這種質疑是有持續性的，1982年，《機構投資者》雜誌認為當時的歐洲美元期貨產品即將銷聲匿跡，“歐洲美元期貨似乎不太可能有未來，即使已經上市5個月了，市場根本就不關注這玩意兒”。
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旗下智庫的首席執行官Hal Weitzman說，事實上，有其他交易所其實比CME更早開始嘗試推出金融期貨。但最終，CME的金融期貨合約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到目前為止這些品種積聚了全球最頂尖的期貨交易者。
類似觀點還有英國FfastFill公司的Paul MacGregor，其在2013年芝加哥Opalesque圓桌論壇上說：“芝加哥是我見過的世界上唯一一座這樣的城市，你走進一家大型公司，裡面只有三類人：交易員、技術員和經理，而他們就是全部，然後當你看到他們交易的標的種類及數量時就會被震驚，這是你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所看不到的。”
圖為Eurex在德國10年期國債期貨品種上實現了後來居上
新產品
芝加哥另一個亙古不變的主題就是對新產品的不懈追求。比如，為了應對傳統產品不斷下滑的交易量，CBOT在1936年推出了大豆期貨，在1950年推出了豆油期貨，1951年隨後推出了豆粕期貨。
到了1960年，CME不得不發展新的期貨合約，因為已有的品種都逐漸變得過時。這次CME是如何應對此危機的呢？依然是創新，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CME開始引入活畜期貨，1980年，活牛期貨成為該交易所最大的品種。
誠然，芝加哥並不是世界商品期貨市場的唯一創新中心。19世紀70年代，NYMEX瀕臨倒閉，一個很偶然的機會，使得NYMEX得以起死回生。普利策獎獲得者Daniel Yergin敘述道，當時幾大產油國陸續宣佈國有化，改變了石油行業的結構，這也迫使油企從長約改到了現貨實時交易。因此市場上出現了大量的油價波動避險需求，NYMEX適時推出了一整套的能源期貨合約。但一開始大型油企同樣也對這些期貨合約嗤之以鼻。後來各大期貨交易所又面臨了各種新的、不同的挑戰，也應對了一些痛苦的變化。CBOT、CME和NYMEX不得不應對電子化交易興起帶來的挑戰。以NYMEX為例，其不得不面對來自興起的ICE的競爭壓力。CME和CFTC的專家William Kokontis認為，就像板式交易不得不讓步於場內的公開喊價交易方式一樣，後者也不得不讓位於電子交易。
Melamed與《期貨》雜誌討論了當時芝加哥的這些交易所面臨的巨大競爭壓力，“如果不電子化我們註定將保持較小的規模，或者其他交易所強大起來使我們看起來相對渺斜。
常理來說，一旦某品種的期貨合約的成交量和持倉量已經達到了一定的規模之後，很難有其他的交易所能夠後來居上實現地位上的超越。但是Eurex電子化上市德國十年期國債期貨的時候卻成功地完成了對LIFFE的“虎口奪食”。然而，改為電子化交易的路途極不平坦，Melamed也意識到不能夠操之過急。他認為，為21世紀做好準備的唯一途徑就是公司化，會員制的交易所決策過程過於滯後。CME在2002年成功上市，不久後CBOT和NYMEX也步其後塵。
芝加哥交易專家George Dowd認為，現代電子化交易市場執行速度極快，期貨市場的投機者們進入了一個高頻、算法交易的新時代。Melamed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產品創新現在已經從交易所轉移到了電子交易公司，它們自己開發新的算法，而不再依賴交易所的工具創新。
芝加哥的私有交易公司也在不斷創新，既是必須也是必需。2013年芝加哥Opalesque圓桌論壇上TradeLink資本的Alex Brockmann說，必須注意到自2009年以來日內交易的盈利能力就在持續走下坡路，伴隨而來的是交易公司開始轉向資產管理，以期從自身累計的資本和技術中獲利。
交易所的轉型一樣在延續。比如2012年CME集團宣佈要在倫敦成立一家歐洲衍生品交易所。根據道瓊斯轉述的官方說明：我們在全球投資的越多，我們就越能感覺到通過提供更本土化的服務獲得的客戶潛在空間越大。
圖為Scott Irwin的研究證明價格尖峰與持倉量無必然聯繫
試錯
歷史上芝加哥的期貨行業是通過試錯的方式解決遇到的問題的。1896年一位作家如此描述19世紀中葉的新生兒——期貨交易：“它不受古老的交易方式制約，這個國家的交易已經採用了更新的、更直接的方式，這種方式前無古人，商人們也因此變得更加有效率。”
最近兩個芝加哥期貨交易者James Koutoulas和John Roe更是昇華了芝加哥的期貨韻味。2011年曼氏金融宣佈破產後，沒有人願意上法庭去代表投資者的利益，這兩位看到了這一片法律真空並創建了一個草根組織——商品客戶聯盟(CCC)，並在接下來的法律糾紛中，利用社會媒體成功維護了成千上萬投資者的切身利益。
本文開篇已經提及了芝加哥擁有的大量風險偏好者。這個城市還有另外一項優勢，那就是眾多與芝加哥大學有關的致力於智力冒險的人士。
芝加哥大學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Milton Friedman，在1971年為外匯期貨的誕生提供了巨大的智力支持。同時休斯敦大學教授Craig Pirrong、芝加哥大學的律師Eugene Scalia等都走在關於商品期貨交易監管的爭論的最前沿，這些甚至成了芝加哥大學的標誌。
以CBOE為例，CBOE的成立只比芝加哥大學兩位教授Black和Scholes發表期權史上最偉大的“Black-Scholes定理”早1個月，事實上，在關於此定理的論文正式發表之前，兩位教授的演講、課程中都已經開始流傳他們的主要思想，尤其是在芝加哥地區，甚至有CBOE的交易者已經開始將這一思想融入他們的交易之中，CBOE也因此成為世界上首家期權交易所，也是第一家引領了整個行業的交易所。
再有，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走出了數位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認知期貨交易的經濟學家，儘管他們的觀點似乎在政治層面上並不受待見，比如Thomas Hieronymous。目前最好的例證就是Scott Irwin教授及其大量的實證研究。
芝加哥是怎麼成為全球場內衍生品交易中心的？從根本上說是因為其擁有大量的金融風險偏好者和智力冒險者，這個因素到現在都還在發揮作用。事實上，芝加哥仍然在面臨大量的競爭和創新壓力，還要繼續仰仗這一優勢稟賦。
閱讀更多 匯商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