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學術以樸學傳統垂於中華文明學術史。在此陳述的中華文明學術史，即是人類普遍視角下的學術史，絕無特殊可言，其衡量準衡為人類共同的標準。
梁啟超論述的“為學問而治學問”，即為我們選擇的學術標準。判斷學術的價值，需要從歷史角度考查，於學問而言，增進人類共同的福祉，即指增進人類的認識。任公言“漢之經學，隋唐之佛學，宋及明之理學，清之考證學，四者而已。”均可達到此種標準。這四種學問，也是以學問本身為目的，均可以從整個時代的角度促進人類知識的長進。從增進人類歷史福祉的角度看，做學問可以看作具有使命感的事情，於人而言，使命感即是情懷的一種。
梁啟超（1873.2.23—1929.1.19），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
為學問做學問之人，定是擁有無用之用情懷與使命之人。任公言：
“茲學盛時，凡名家者，比較的多耿介恬退之士。”
“吾乃知時代思潮之為物，當運動熱度最高時，可以舉全社會各部分之人人，悉參加於此運動。其在中國，則晚明之心學，盛清之考證，皆其例也。”
梁任公論述清代學術，考量清代學術的價值，即是從無用之用的角度進行考量的。思潮流轉四期：一、啟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蛻分期（異），四、衰落期（滅）。四期之中，各式人物均有，判斷其價值大小，則從無用之用角度，從是否增進人類知識的角度進行考量。
啟蒙期：為衰落的學術氛圍注入一股新銳精神
“新學派初立，對於舊學派，非持絕對嚴正的攻擊態度，不足以摧故鋒而張新軍，炎武之排斥晚明學風，其鋒芒峻露，大率類是。”
在此一時期，不必苛求學者所做學問之精緻，只需在創新方面有所貢獻，能夠為衰落頹敗的學術氛圍注入一股新銳精神。任公啟蒙期推崇的代表人物，有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和顏元。
此四人均是帶著使命感和情懷去做學問：反動宋明理學，求諸於經學。而其中尤以顧炎武最具開創性，其直接求之於古經來做學問，“經學即理學”為新學派之新旗幟。
顧炎武和他的名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任何一種學術的發達完備，都需要啟蒙期的創新探索精神。無論是研究方法，還是開創氣魄，啟蒙期奠定的基調決定了這種學術的發展軌跡。清代啟蒙期的學者，崇古經，重證據，有使命，是追求人類歷史視角下的知識擴展，為樸學的全盛期，為一批學人的出現切磋，確立了良好的基礎。
全盛期：郎朗之學術正氣，多是“書呆子”
經過了顧、黃、王、顏諸人的開拓創新，清代的學術發展軌跡已經明瞭，加之清朝進入全盛時期，一個王朝最為強盛的時期，則為一時代“風氣”最為旺盛的階段。而全盛期則有所成之學人甚多，清代啟蒙期的無用之用使命感，在全盛期得到了更為充分的發展。
任公所舉全盛期代表人物，有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並將他們稱作正統派。其中惠棟和戴震各創一派，段、王氏父子均為戴震後學。於惠棟和戴震，任公較之二人無用之用的大小，標準依舊是推動人類認識知識的用處。
戴震（1724.1.19—1777.7.1），字東原
惠棟治學，關鍵之處在於“凡古必真，凡漢皆好”。戴震做學問，最為可貴之處在於“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戴門後學，以段、二王為代表。三家考證功夫均屬上乘。任公曾細讀王氏父子著作，得出其治學方法，即為戴門乃至樸學治學方法：注意、虛己、立說、蒐證和斷案。這種研究方法實質同近代科學精神相通。
蛻分期和衰退期：失去學術的純粹，滿是功利
全盛期之後，必然會出現蛻分，王朝、個人均不可避免，若無力挽狂瀾之人物出現，則衰退亦是不可避免。當中屈折樂趣，需要反省平衡。清代學術在戴門、惠門之後：
“境界國土，為前期人士開闢殆盡，然學者之聰明才力，終不能無所用也，只得取局部問題，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應用之於別方面，於是派中小派出焉。”
此一時期，學術的目的已經不如全盛時期那般純粹，這與時代變更有關，清朝處於崩潰邊緣，學者在求成為大變革之推動力。因而這一時期，學術已經出現成為政治工具的危險。任公推康有為和自己為這一時期代表人物。
康有為（1858.3.19-1927.3.31）
康有為立“孔子改制”學說，認為六經皆是孔子所作，堯舜皆孔子所託，而先秦諸子，亦罔不“託古改制”。此主張，一方面使得清學正統派根基動搖，極大地震動思想界；另一方面，這一觀點是為康有為的政治目標服務，在學術本身的考證上，存在很多缺漏。
雖然蛻分、衰退不可避免，但是此兩期還是會出現極少數為學問而做的學問。任公推章炳麟，其“應用正統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內容延闢其新徑”然而此等人物太少，學問衰落大勢定然。
章太炎（1869.1.12-1936.6.14），後易名為炳麟
清代樸學之後，中國學術史還未能出現蔚然成風之學派。而且當前狀況下，學術環境每況愈下，學者之“坦蕩學風”、“赤誠之心”幾近消弭。任公百年前所言狀況，如同現世鏡中影，
“學子之求學者，其什中八九，動機已不純潔，用為“敲門磚”，過時則拋之而已。……真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質言之，則有“書呆子”，然後有學問也。”
任公又言“欲一國文化進展，必也社會對於學者有相當之敬禮；學者持其學問以自養，無憂極寒，然後能有餘裕以從事於更深的研究，而學乃日新焉。”
此為外在環境對於學術研究的保證，而更為重要的努力在於現世學人自身，學人需擔負“起時代之風”的責任。從眼前看，似乎學術復興，文化復興漫漫長夜，復興學術，復興文化，同當世功用主義完全背道而馳，但是從長遠看，個體肩負其責任，不隨波逐流，不為風氣所帶動迷惑，做“為學術而學術”這種無用之用，則社會泱泱正氣形成還是有可能的。
參考文獻：
梁啟超著，朱維錚校注，2010.1，《清代學術概論》，中華書局
陳平原，，2012.11，選自《花開花落中文系》，2013.11，三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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