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以朴学传统垂于中华文明学术史。在此陈述的中华文明学术史，即是人类普遍视角下的学术史，绝无特殊可言，其衡量准衡为人类共同的标准。

判断学术的价值，需要从历史角度考查，于学问而言，增进人类共同的福祉，即指增进人类的认识。任公言“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均可达到此种标准。这四种学问，也是以学问本身为目的，均可以从整个时代的角度促进人类知识的长进。从增进人类历史福祉的角度看，做学问可以看作具有使命感的事情，于人而言，使命感即是情怀的一种。

梁启超（1873.2.23—1929.1.19），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

为学问做学问之人，定是拥有无用之用情怀与使命之人。任公言：

“兹学盛时，凡名家者，比较的多耿介恬退之士。”

“吾乃知时代思潮之为物，当运动热度最高时，可以举全社会各部分之人人，悉参加于此运动。其在中国，则晚明之心学，盛清之考证，皆其例也。”

梁任公论述清代学术，考量清代学术的价值，即是从无用之用的角度进行考量的。思潮流转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四期之中，各式人物均有，判断其价值大小，则从无用之用角度，从是否增进人类知识的角度进行考量。

启蒙期：为衰落的学术氛围注入一股新锐精神

“新学派初立，对于旧学派，非持绝对严正的攻击态度，不足以摧故锋而张新军，炎武之排斥晚明学风，其锋芒峻露，大率类是。”

在此一时期，不必苛求学者所做学问之精致，只需在创新方面有所贡献，能够为衰落颓败的学术氛围注入一股新锐精神。任公启蒙期推崇的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和颜元。

此四人均是带着使命感和情怀去做学问：反动宋明理学，求诸于经学。而其中尤以顾炎武最具开创性，其直接求之于古经来做学问，“经学即理学”为新学派之新旗帜。

顾炎武和他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任何一种学术的发达完备，都需要启蒙期的创新探索精神。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开创气魄，启蒙期奠定的基调决定了这种学术的发展轨迹。清代启蒙期的学者，崇古经，重证据，有使命，是追求人类历史视角下的知识扩展，为朴学的全盛期，为一批学人的出现切磋，确立了良好的基础。

全盛期：郎朗之学术正气，多是“书呆子”

经过了顾、黄、王、颜诸人的开拓创新，清代的学术发展轨迹已经明了，加之清朝进入全盛时期，一个王朝最为强盛的时期，则为一时代“风气”最为旺盛的阶段。而全盛期则有所成之学人甚多，清代启蒙期的无用之用使命感，在全盛期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展。

任公所举全盛期代表人物，有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并将他们称作正统派。其中惠栋和戴震各创一派，段、王氏父子均为戴震后学。于惠栋和戴震，任公较之二人无用之用的大小，标准依旧是推动人类认识知识的用处。

戴震（1724.1.19—1777.7.1），字东原

惠栋治学，关键之处在于“凡古必真，凡汉皆好”。戴震做学问，最为可贵之处在于“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戴门后学，以段、二王为代表。三家考证功夫均属上乘。任公曾细读王氏父子著作，得出其治学方法，即为戴门乃至朴学治学方法：注意、虚己、立说、搜证和断案。这种研究方法实质同近代科学精神相通。

蜕分期和衰退期：失去学术的纯粹，满是功利

全盛期之后，必然会出现蜕分，王朝、个人均不可避免，若无力挽狂澜之人物出现，则衰退亦是不可避免。当中屈折乐趣，需要反省平衡。清代学术在戴门、惠门之后：

“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得取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应用之于别方面，于是派中小派出焉。”

此一时期，学术的目的已经不如全盛时期那般纯粹，这与时代变更有关，清朝处于崩溃边缘，学者在求成为大变革之推动力。因而这一时期，学术已经出现成为政治工具的危险。任公推康有为和自己为这一时期代表人物。

康有为（1858.3.19-1927.3.31）

康有为立“孔子改制”学说，认为六经皆是孔子所作，尧舜皆孔子所托，而先秦诸子，亦罔不“托古改制”。此主张，一方面使得清学正统派根基动摇，极大地震动思想界；另一方面，这一观点是为康有为的政治目标服务，在学术本身的考证上，存在很多缺漏。

虽然蜕分、衰退不可避免，但是此两期还是会出现极少数为学问而做的学问。任公推章炳麟，其“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然而此等人物太少，学问衰落大势定然。

章太炎（1869.1.12-1936.6.14），后易名为炳麟

清代朴学之后，中国学术史还未能出现蔚然成风之学派。而且当前状况下，学术环境每况愈下，学者之“坦荡学风”、“赤诚之心”几近消弭。任公百年前所言状况，如同现世镜中影，

“学子之求学者，其什中八九，动机已不纯洁，用为“敲门砖”，过时则抛之而已。……真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质言之，则有“书呆子”，然后有学问也。”

任公又言“欲一国文化进展，必也社会对于学者有相当之敬礼；学者持其学问以自养，无忧极寒，然后能有余裕以从事于更深的研究，而学乃日新焉。”

此为外在环境对于学术研究的保证，而更为重要的努力在于现世学人自身，学人需担负“起时代之风”的责任。从眼前看，似乎学术复兴，文化复兴漫漫长夜，复兴学术，复兴文化，同当世功用主义完全背道而驰，但是从长远看，个体肩负其责任，不随波逐流，不为风气所带动迷惑，做“为学术而学术”这种无用之用，则社会泱泱正气形成还是有可能的。

参考文献：

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2010.1，《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

陈平原，，2012.11，选自《花开花落中文系》，2013.11，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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