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多苓《阿赫瑪託娃-憂傷》，布面油畫，150×200cm，2016年
9月27日，展覽“何多苓：頑固的藝術”於保利香港藝術空間開幕。作為藝術家何多苓在香港的首次個展，展覽不僅呈現了來自其藝術生涯各個重要階段的代表作，還展出了其近作《俄羅斯系列》及《雜花系列》。
黃金年代
時光回到40年前。1978年，30歲的何多苓在參加了1977年的高考之後，進入四川美術學院學習。在那裡，他和羅中立、張曉剛等人，成為了同班同學。
藝術家何多苓
那時候的川美，對於愛畫畫的青年人來說，就是“世外桃源”般的存在。山城的夏夜悶熱潮溼，幾個男生光著膀子躺在水房中。何多苓愛看書，他常常把《悲慘世界》《約翰·克里斯多夫》講給幾個兄弟聽。
何多苓與唐雯、馮曉雲在街頭，1979年
他們還討論電影，紅極一時的《追捕》讓他們恍然大悟：原來電影還能這樣拍。當然，畫畫才是生活的主旋律。他們輪流為彼此當模特，每日每夜地畫畫，純粹是因為興趣愛好。當時的他們，還未體驗過出名賣畫的滋味，也未曾想到，今天的他們已成為中國當代藝術界的中流砥柱。
何多苓、艾軒《第三代人》，布面油畫，180×190cm，1984年
芭莎：回憶在川美學習的時光，印象最深的是什麼？
何多苓：每天就是畫畫，當時幾乎沒有任何娛樂活動，興奮點很少。我們的老師不像央美，都比較年輕，和我們打成一片。同班同學之間的年齡差距雖然很大，但相處起來沒有差別。當時，根本沒人想到畫能變成商品，大家都是因為興趣畫畫，畫家都不算是正經的工作，我還想著學出來能找份美工之類的工作。
何多苓《失樂園》，布面油畫，150×200cm，2009年
內心的甦醒
在川美的時光，讓何多苓本就敏感而細膩的內心得到了滋養。而在這之前的十年知青生活，更是為他的藝術創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涼山州的天與地、山與水，讓從小生活在成都平原的他，感受到了原始而樸素的美。
何多苓《雜花寫生No.3-夏》，布面油畫，100×80cm，2013年
芭莎：過去的知青生活對創作來說意味著什麼？
何多苓：我創作中的整整十年，畫的全是知青時的生活。當時，涼山州彝族人的形象太特殊了，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漢族人完全不同，原住民的感覺特別明顯，而且這和周圍蒼涼的自然環境結合得很好。
後來上學時，我畫過一幅我很喜歡的作品：《我們曾唱過這支歌》。我讓同學當模特，畫的是我們當知青的場面，傍晚的時候，四個人坐在木樁上，吹著口琴唱著歌......後來這幅畫沒了下落，很可惜。這幅畫我印象很深，是《春風已經甦醒》之前的一幅好畫。
何多苓《黑衣女郎》，布面油畫，110×80cm，1997年
迴歸校園後，面對湧入國內的各種藝術思潮，何多苓和同學們飢渴地接受全新的觀念，積極地尋找適合自己的創作風格。在那時，人們剛剛從一個特殊的時期，走進了全民反思的年代。包括羅中立的《父親》在內，一批來自川美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品在全國美術界名聲大噪，但何多苓卻始終身處人群之外。
何多苓《聞鶯》，布面油畫，200×150cm，2012年
畢竟，在構思《春風已經甦醒》時，何多苓就意外地“選擇”了非主流的美國畫家安德魯‧懷斯。在當時，印刷技術並不發達，但當他在《世界美術》上看到懷斯的作品時，被深深地震撼了。
何多苓《普希金-自由》，布面油畫，200×150cm，2017年
芭莎：《春風已經甦醒》是在怎樣的狀態中創作出來的？
何多苓：我在準備畢業創作時，題材雖然已經定下來是知青生活，但是具體的創作方法還沒有思路，當時我已經不太滿足學院派的畫法了。懷斯的作品讓我很震撼：那種極簡的、孤單的意境，讓我回想起了涼山州。
這種意境很像中國畫的境界，是一種天人合一、孤寂、屬於隱士的境界，特別讓人嚮往。懷斯是美國畫家中的異類，我當時喜歡他，很有可能是潛意識中喜歡他作品中東方式的意境。
其實，當時的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以為自己畫的是西方的東西。我記得在美國的第一個展覽時，就有很多美國人問我：你的畫裡只有一個人杵在那兒，後面都是空白，難道我們要為你的空白買單嗎？他們覺得很奇怪，但是我們覺得留白是很妙的——所以這就是一種東西方思維的差別，這一點一直貫穿到我現在的創作。
何多苓《重返克里斯蒂娜的世界》
作為何多苓的畢業創作，《春風已經甦醒》沒有獲得導師的分數，甚至受到了學校的排斥。不過，《美術》雜誌力排眾議，將這幅作品放於雜誌封面上。如今，它成為了“傷痕美術”最經典的代表作之一。
何多苓《春風已經甦醒》
畫中的少女、水牛和小狗，構成了一幅普通農村中極為常見的情景，但在細膩的筆觸中，何多苓勾勒出了難以用言語描述的詩意與傷感。他特意將原本計劃中的知青，改為了農村少女，儘可能地消除繪畫的說明性和故事性，將感受放在了首位。
他學會了從自我的感受出發，主觀地去體悟人的生命、情感與人性。
何多苓《青春》
帶著對內心的審問與揣摩，何多苓以《青春》、連環畫《雪雁》轟動畫壇。從個人的內心世界為起點，何多苓對眼中的世界進行了詩意化的描繪與表達。這樣的創作思路，讓他成為了該時期最具代表性的畫家，也翻開了中國美術史上嶄新的一頁。
何多苓《臨水》，布面油畫，80×100cm，2011年
音樂和詩歌
究竟是現實的理想化，還是生活的抒情化，人們很難清晰地界定何多苓畫筆下的種種情緒——情調是抒情的、詩意的、神秘主義的、不可知的。就像《春風已經甦醒》來自舒伯特的樂曲《慕春》一樣，何多苓的繪畫從來就與詩歌、音樂，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
何多苓《藍鳥》，布面油畫，90×120cm，1985-2009年
芭莎：你的作品與音樂、詩歌之間有著怎樣的聯繫？
何多苓：我的繪畫與詩歌、音樂的某種要素很一致，就是不確定性。雖然我畫的是一個感覺很寫實的人，但是這個人要幹嘛、要表現什麼，就特別不確定，你看不出來有什麼聯繫，甚至連我都說不清楚，這幅畫要表現什麼。雖然標題有引導性，但是畫本身是沒有任何情節的，這點很像詩歌和音樂——它們可能也隱含著故事，但這些故事無法用言語講述。
有時候，我會把對詩歌的理解放進創作中，但大多數時候我是即興的。發現一個動作、一個場景，我畫下來後，再忽然聯想到一首詩歌，就此為它取一個標題。
何多苓《冬天的男孩》，布面油畫，96.5×71cm，1991年
芭莎：直覺成為了你創作的內因？
何多苓：直覺對我太重要了。我也閱讀過很多哲學方面，特別是藝術哲學方面的書籍，但後來，我發現這是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我覺得應該是先有畫作，再有後來的理論。
詩歌可能是我的線索。當時，我很喜歡葉芝的一首詩，叫《偷走的孩子》，那我就一定會把它畫成一幅畫。當然，一直也有很多基於觀念而來的藝術創作，但這都不是我想表現的，我還是喜歡用畫面說話。
何多苓《偷走的孩子》，布面油畫，100×120cm，1988年
“我是遊離的”
儘管，何多苓一直被視為中國當代藝術浪潮的重要人物，但他始終都與瞬息萬變的潮流，保持著安全的距離。
藝術家何多苓
芭莎：如何評價自己與各種潮流之間的關係？
何多苓：我是遊離的，我就是一個人。我跟很多人都是朋友，經常有往來，但我始終是一個人，所以我從來不和別人談藝術。創作是一種私密的東西，不可言說。
我在我的世界裡自給自足，我會吸收很多外面的東西，把它們納入我的世界——這是我創造的世界，我的精神在裡面生活。其實，我們每天過的日子本身是很平凡的，而我覺得我的生活越平淡越好，這樣我就有更多的精力去創作。我的創作世界才是最重要的，沒有這個世界，我會不知所措，它對我太重要了。
我一直有一個頑固的想法，現實不是在畫中表現的，我喜歡畫超越現實的東西，它們塑造了另一個世界——我可以躲藏起來的世界，我的避風港。
何多苓《雜花寫生No.6-2》，布面油畫，50×100cm，2016年
雖然，平日的何多苓也喜歡呼朋喚友，一起喝酒、談天，但他更像是一位精神上的隱士，他自由自在地遊蕩在自己的世界裡，喧囂、熱鬧被他拒之門外。物質的生活與精神的世界兩者平行，但於何多苓而言，後者是遠遠高於生活的。
何多苓《夢夏》，布面油畫，200×150cm，2012年
在獨立的精神世界中，何多苓完成了一次次自省，不斷地發掘潛在的創造力。在俄羅斯浩瀚蒼茫的森林中，他與多年前的閱讀經歷重逢，創作了《俄羅斯系列》作品。
何多苓《肖斯塔科維奇-等待》，布面油畫，150×200cm，2016年
芭莎：近作《俄羅斯系列》要表達什麼？
何多苓：這一系列作品是我對親身經歷的一種追憶。從涼山州的彝族開始，我就對邊緣化的少數民族特別感興趣。肖斯塔科維奇是我最喜歡的音樂家，當他被密不透風的黑暗森林所禁錮時，他的眼神卻是不屈的，我想把對歷史、文化的理解用視覺語言呈現出來。
何多苓《俄羅斯森林之青銅時代》，布面油畫，150×200cm，2017年
談到創作時，何多苓總是內斂寡言的，因為他無法將自己感性而詩意的語言全盤托出；當說及詩歌和音樂時，侃侃而談的他充滿了激情。他笑稱：“如果不是畫畫，我首先選擇當一名音樂家，然後是詩人。”他覺得，音樂是比繪畫更高級的創造。
何多苓《雜花寫生No.4-27》，布面油畫，80×60cm，2014年
但無論如何，何多苓與繪畫已經結下了幾十年的緣分。因為繪畫，我們觸摸到了他敏感而優雅的靈魂；對他來說，繪畫讓他擁有了詩性的人生。
正在展出
展覽名稱：何多苓：頑固的藝術
展覽時間：2018.9.27-10.11
展覽地點：香港·保利香港藝術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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