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作家可單純通過愛人類而獲得源源不斷之力量，支撐寫作與人生。自由意味著可承受一切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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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藝術家或許需要更多的愛，從而轉化為能量，支撐他（她）的創作，同時也向世人傳遞他（她）的愛、思想與情懷。人的生命或許生來就藏著愛，只是處於潛伏狀態，需要外力或自我的刺激。親情，友情，愛情，社會制度與文化的支持等，都是愛的催化劑。其中，母愛是最初的催化劑或愛的喚醒劑，如果得不到滿足，生命就會缺乏能量，缺乏信心與生命力，無愛，無力愛。其他的愛是難以彌補的。
如置身荒誕時空，所有的愛或關愛都缺失，精神追求者或許只能通過自我想象和建構愛來支撐自己的脆弱人生，從而延續自己的創作和生命。為了活著，有時就得放棄做人的尊嚴，這源自無助，包括潛意識或意識層面的自我欺騙與美化，其中最常見的就是想象一位母親或亦友亦愛人的精神存在。張兆和就是自願為奴的沈從文建構的精神母親。人有自願受欺騙的本能。
和熱衷於寫情書的卡夫卡（1883.7.3-1924.6.3）一樣，沈從文(1902.12.28－1988.5.10)或許也是個缺愛的人。只是卡夫卡的情書是有回信的，這麼一個過程（至少表面上看）是實在的，得以完成的。而沈從文只是一廂情願，他就把話拋出去，在想象中自我成全。卡夫卡一輩子沒有結婚，三次訂婚三次解約，但他至少在最後一次婚約中真正愛過。沈從文終其一生與自己的女神相伴，卻似乎並沒有彼此相愛。
卡夫卡在前兩次與菲莉斯的婚約中，並非出於愛情，僅僅為了結婚。他如果不通過結婚這個成人禮來武裝自己，世俗社會，家庭特別是父親從小俯視他的目光就會得以延續，“虛弱、缺乏自信心、負罪感”的生存狀態就會持續終生。
婚姻是他向現實抗爭，得以擁有平靜寫作生活的一個武器，不，一個嘗試。事實上，他只有一個有把握的武器，就是寫作，只是，這個不被認可。虛弱的卡夫卡無法單純通過自我來解除世俗的成見或枷鎖。
夜裡，卡夫卡正埋首寫作，未婚妻卻生硬地拉黑了他的燈，不管他如何不高興。未婚妻顯然不清楚寫作對於卡夫卡的意義。這想象的一幕是卡夫卡與未婚妻菲莉斯討論中國古代詩人袁枚被其女友深夜奪燈之事所自然之延伸，頗具象徵意味，世俗與精神竟然戲劇般發生了衝突。
因而，心生恐懼的卡夫卡最終解除婚約自然而然。因為“一個妻子則永遠有理”，一個女人成為妻子，就得整天相對，尊重對方的權利與要求便成為義務。卡夫卡當然明白，這世上能夠理解他，特別是寫作對於他的意義的人極為罕見，即使是愛人。真正的寫作者，一旦進入狀態，全世界只容得下文字。如此，必然可能因為時日長久而滋生諸多矛盾，更可能影響寫作。卡夫卡不可能沒有想到這一點。
寫作是命運，是唯一的自我拯救之道，如同呼吸，缺之即死。寫作需要孤寂。婚姻只是出於世俗壓力或某種世俗意義的成人禮，特別是能夠最終與父親——現實不平等權力或壓迫之化身——平等對視的跳板。因為解除婚約而心生的不安與負罪感纏繞著卡夫卡，並影響著他的寫作。無論結婚還是不結婚，作為一個哲學命題的“婚姻”都嚴重困擾著卡夫卡，直至死亡。
“你尋求外部的幫助太多了，”神父非難地說，“尤其是女人方面的幫助。難道你沒有覺得，這不是真正的幫助嗎？”他在兩次婚約期間寫的小說《訴訟》裡，有這樣的話，或許反映了卡夫卡的無助與掙扎。為了寫作，唯一的出路是結婚，但這條路本身就是羈絆。
2
卡夫卡要和自己不喜歡的女人（菲莉斯）結婚，或許是因為在那個階段，能夠結婚的人只有她。或許也有其他可能（將來）更適合結婚的對象，但虛弱的卡夫卡太迫切需要婚姻來消除據說是父親給予他的“虛弱、缺乏自信心、負罪感”之生存狀態，讓人生在崩潰之前穩住。
又或許就因為是不那麼喜歡的女人，他才有足夠的勇氣，或許至少心裡好受些。與這樣的普通女子成婚，他可以按照世俗那樣應付著，不會那麼具有戲劇性，不用花太多心思來陪伴。更多世俗氣息的女子，或許不會那麼在意他身上的虛弱一面，或根本就沒那麼敏感地感受到，從而讓這位丈夫顯得較為正常，保證其平靜的生活。
他的所有考慮，都是以對自己的寫作影響最小為基本。婚姻在他看來，肯定無助於孤寂與寫作，他只有在無可奈何中取其輕。他只要儘量不傷害對方，儘量不考慮善或倫理的問題，日子就可能相對平靜地過下去。
卡夫卡並不（那麼）喜歡菲莉斯，卻與她兩次訂婚，期間肯定只能是近乎欺騙地說我愛你。他不可能對她說，我不愛你。欺騙在卡夫卡的倫理系統裡，是一種惡。因為這是他的自由意志（選擇），所以必須承擔後果。
欺騙需要語言，其中情書承擔了很大部分。卡夫卡寫給未婚妻菲莉斯的信，讀起來美好而溫暖。“要是我能讓你在我身邊這張小沙發上坐下，擁有你，看著你的眼睛，那該多好。”但每當一起時，卡夫卡多有不自在，沒有那種情書中想象的氛圍，無法說出情書裡的話。
就在這封信的同時，卡夫卡在日記裡坦言：“我要不顧一切地得到孤寂，我只有我自己。”孤寂是為了寫作，有一個女人在身邊是為了不孤寂。一個女人一旦成為妻子就會總是在身邊，就會影響寫作。
他的虛弱，無法單純通過文字來充實，他還是掙扎著渴望擁有一個女人。這近乎信仰與本能之爭對卡夫卡而言構成了嚴重的悖論。這樣的想法，在很多女人看來是自私的，這無形中會增加卡夫卡的負罪感。這也是“找女人幫忙”的麻煩。
為了解決這個悖論或內心的負罪感，卡夫卡掙扎了一生，他要自我欺騙，才能生活下去。他唯一可以利用的武器還是寫作。在《城堡》和《訴訟》裡的K，事實上就是卡夫卡，他知道終生進入婚姻或自由的城堡不存在可能性，甚至婚姻或自由的城堡根本就不存在，甚至婚姻與自由根本不可能共存。他或K莫名其妙就被審判死罪，沒有原因，無需證據。K意識到自己總是在找女人幫忙，但最終總是徒勞無功。
卡夫卡的寫作從根本上是要自我救贖，試圖消除內心的罪惡感與愧疚。卻因“我”的掙扎之深，觸及了人類之普遍掙扎的命運，而具有了普遍性。我之存在的荒謬與世之存在的荒謬共生，相互奠基。因而，不懂卡夫卡的掙扎，不可能懂得他的作品。所有作家和思想家，都如此。也正因為“我”的掙扎和痛苦，讓卡夫卡更可能心生慈悲，更懂得人類之苦難。
並非說卡夫卡故意在情書裡欺騙女友或未婚妻，很可能是潛意識在建構一種美好，讓這種親密關係顯得讓人嚮往和追求。這樣，虛弱的卡夫卡才有動力往結婚的城堡前行。當然，這裡不排除為了結婚而刻意的偶爾的情感欺騙。這也是卡夫卡內心罪惡感的可能原因。
無論有意識還是無意識，欺騙都是試圖掩飾真實，欲言又止，故而言他，是無法說完一句完整的話。這是人世之常態，很多人終其一生，滔滔不絕，都沒有說完一句話，比如“我愛你”。
3
沈從文對著想象的女神在訴說，不管是否有回應，實質是自言自語。如果世上只有自己，語言是不需要存在的，也就是說，自言自語不是在說話。就算最後清醒，女神褪去幻衣迴歸俗人，沒得到回應的話，也只是說了一半的話。
沈從文最初或許將愛情與婚姻視為一體，（以為）結婚是出於愛情，也是為了愛情。所以他幾乎終生都保持著對一個幾乎不回信的人持續寫情書的習慣。在沈從文看來，婚姻是最好的愛情，對其寫作更是促進。他對她說，“有了你，我相信這一生還會寫得出許多更好的文章！”將無愛的情感和婚姻看成愛情，這本身就是一種自我欺騙。多艱難的人生往往因為這樣的欺騙而顯得可以過活，甚至顯得美好。
卡夫卡“希望”結婚並非出於愛情，也不是為了愛情。他甚至認為“在這個世界之內愛另一個人”不太可能。“感性的愛模糊了聖潔的愛。它單獨地做不到這一點，但由於它自身無意識地含有聖潔的愛的因素，它便能做到。”
或許在卡夫卡看來，只有聖潔的愛，所謂情慾之外的愛，精神層面的愛，才是真正的愛。這種信仰般的愛如在天堂，因而永恆而聖潔。卡夫卡又渴望有女人在身邊，這構成了一種掙扎，唯有通過自我欺騙與昇華，感性的愛才含有聖潔，“在這個世界之內愛另一個人”才有其正當性。
聖潔的愛人，在沈從文這裡，就是自甘為奴，終生仰視的女神張兆和。他或許在無意識裡將形而下的情慾掩蓋，美化或昇華其永恆的，不為世俗所玷汙的形而上之精神形象。如果如此，這是一種自我欺騙。正因為此，他才能源源不斷地從自己的想象中汲取愛的能量，延續著自己的文學生命。
沈從文沒有罪惡感，因為他一直以為自己是愛張兆和，並且愛得死心塌地，自我感動。因為信仰本身會給人帶來安慰和崇高感，越是為愛之信仰受苦，越是得到自我欺騙的心靈慰藉。對於卡夫卡，或許試圖通過自我欺騙，讓婚姻具有信仰的質地，讓他對於將來的受苦產生安慰感，從而讓自己可能一步跨入婚姻之門而沒有退路。
卡夫卡有著深深的罪惡感，因而相對沈從文，他的作品呈現更多存在的荒謬、悖論與掙扎，更多的倫理追問與困境。
作為作家，或許沈從文不會讓自己意識到，他愛的或許只是寫作。這裡的能量無意識轉換，卡夫卡用另一種方式做了殊途同歸的回應。其實，寫作與愛情可以共存，只是，無論沈從文，還是卡夫卡，或是命運際遇，或是內心能量，都無法魚與熊掌兼有。或許沈從文更愛愛情，而卡夫卡更愛寫作。
“精神只有不再作為支撐物的時候，它才會自由。”卡夫卡所言的精神，可以理解為寫作，一個作家如果要依賴文字來承擔生命，文字本身就是重負。文字並非支撐物，而是生命自然的溢出，就像水滿了，自然流出來。
這裡的寫作或文字，事實上就是卡夫卡的信仰。因這種信仰，他最終放棄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包括婚姻。在通向文字的城堡之途中，或許卡夫卡是自由的。自由意味著可以承受一切的苦難。信仰讓受苦變成慰藉，充滿價值。
卡夫卡或許同時還有對文字或寫作本身意義或價值的深刻懷疑，他或許曾以為可通過寫作守住自己的天堂，但最終自我取消了這種可能。他要求好友在他身後燒燬所有遺稿。
還可以將精神理解為聖潔的愛或女神。因為對愛過於神聖化，反而讓愛自我受縛。在卡夫卡這裡，一度視若信仰的婚姻或許就是精神。卡夫卡比起沈從文，雖然終生未婚，卻更像個過來人，或預先看透命運或愛的人，更有自覺的意識或反思。婚姻沒那麼有力量，無法成為信仰，支撐自己的人生與寫作。如此，婚姻不再是自我拯救的手段或階梯，而擁有了某種自由。但這種自由，在卡夫卡這裡，變成了束縛。
這種束縛，直至卡夫卡去世，或許依然沒有終結，又或許開始終結。
他在“晚年”遇上的那個善良的姑娘多拉，默默地陪伴他度過了貧病孤苦交加的最後日子。在短暫生命的最後時期，他寫信給多拉父親，要求娶其女兒為妻。或許在此時，卡夫卡已經走出了虛弱，懂得並能夠承受寫作與婚姻共存的未來，他第一次有了內心的自由感。但死神已守候多時，近在咫尺。
被女友父親拒絕婚約的卡夫卡在病榻上逐字逐句校完短篇小說集《飢餓藝術家》的清樣，淚流滿臉。他的父親或許已不再壓迫他，但另一位父親迅速補上位，不允許他最後的幸福。這是無情現實對掙扎者的惡，最後的致命一擊。
面對遲到的愛情，他無法與她長久同行，也無法彌補那可能具救贖意義的婚禮，但是，他已經歷過儘管短暫的深刻愛情。就這點而言，或許卡夫卡的生命是圓滿的。
卡夫卡只活了41年，沈從文活了86年。卡夫卡直至死之前依然抱著文學書稿修改，沈從文的文學生命卻早早於1949年前已死，作為作家，他一樣只活了四十多年。
沈從文生前已是著名作家，作品眾多，兩次位列諾貝爾文學獎最有機會候選人之列，卻因找不到此人而僅成為後世的談資。卡夫卡死於諾貝爾文學獎設立初期，死前默默無聞，僅有不多的作品，大多沒發表，三部長篇也均未寫完——話只說了一半——，死後才被髮掘被尊為現代主義文學開山鼻祖。
“這婚禮總是讓我不太舒服，因為對猶太民族來說，至少在我們這裡，宗教儀式僅限於婚禮和葬禮，這就讓二者無情地靠近在一起，你所看到的簡直就是一個日漸消失的信仰的譴責目光。”對大多數人而言，婚姻普遍相伴終生，死亡是唯一的終點。但在無愛或想象有愛的婚姻裡，婚禮本身就是葬禮。
在卡夫卡這裡，死亡或許是信仰，葬禮被視為死亡之象徵或表象，死亡是一切的終結。他終於在還比較年輕時就死去，死去的人沒有是否結婚的掙扎，當然也不會有婚禮之糾結。
死亡是命運最後的情書，無論沈從文，還是卡夫卡，或許都流著淚字字閱讀、默默接受。他們曾經在人世留下數量超乎常人的情書，在無愛或渴望愛的後來者眼裡成為信仰般的愛情聖物，流著淚一讀再讀。與愛無關的情書，無論欺騙、拯救，還是信仰，均在愛之外。儘管可在愛之內，這是沈從文所以為的，卡夫卡所愧疚的。
經成長和命運之成全，偉大的作家可單純通過愛人類而獲得源源不斷之力量，支撐他（她）的寫作與人生。活了86歲的沈從文在文學上早早放棄了這條路——或通過其他方式走在這條路上——，活了41歲的卡夫卡在被迫與掙扎中，或許最後走上了這條路，他的負罪感與倫理意識是個徵兆。他們都是優秀的作家，或許卡夫卡離偉大更近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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