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作家可单纯通过爱人类而获得源源不断之力量，支撑写作与人生。自由意味着可承受一切的苦难。
1
文学艺术家或许需要更多的爱，从而转化为能量，支撑他（她）的创作，同时也向世人传递他（她）的爱、思想与情怀。人的生命或许生来就藏着爱，只是处于潜伏状态，需要外力或自我的刺激。亲情，友情，爱情，社会制度与文化的支持等，都是爱的催化剂。其中，母爱是最初的催化剂或爱的唤醒剂，如果得不到满足，生命就会缺乏能量，缺乏信心与生命力，无爱，无力爱。其他的爱是难以弥补的。
如置身荒诞时空，所有的爱或关爱都缺失，精神追求者或许只能通过自我想象和建构爱来支撑自己的脆弱人生，从而延续自己的创作和生命。为了活着，有时就得放弃做人的尊严，这源自无助，包括潜意识或意识层面的自我欺骗与美化，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想象一位母亲或亦友亦爱人的精神存在。张兆和就是自愿为奴的沈从文建构的精神母亲。人有自愿受欺骗的本能。
和热衷于写情书的卡夫卡（1883.7.3-1924.6.3）一样，沈从文(1902.12.28－1988.5.10)或许也是个缺爱的人。只是卡夫卡的情书是有回信的，这么一个过程（至少表面上看）是实在的，得以完成的。而沈从文只是一厢情愿，他就把话抛出去，在想象中自我成全。卡夫卡一辈子没有结婚，三次订婚三次解约，但他至少在最后一次婚约中真正爱过。沈从文终其一生与自己的女神相伴，却似乎并没有彼此相爱。
卡夫卡在前两次与菲莉斯的婚约中，并非出于爱情，仅仅为了结婚。他如果不通过结婚这个成人礼来武装自己，世俗社会，家庭特别是父亲从小俯视他的目光就会得以延续，“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的生存状态就会持续终生。
婚姻是他向现实抗争，得以拥有平静写作生活的一个武器，不，一个尝试。事实上，他只有一个有把握的武器，就是写作，只是，这个不被认可。虚弱的卡夫卡无法单纯通过自我来解除世俗的成见或枷锁。
夜里，卡夫卡正埋首写作，未婚妻却生硬地拉黑了他的灯，不管他如何不高兴。未婚妻显然不清楚写作对于卡夫卡的意义。这想象的一幕是卡夫卡与未婚妻菲莉斯讨论中国古代诗人袁枚被其女友深夜夺灯之事所自然之延伸，颇具象征意味，世俗与精神竟然戏剧般发生了冲突。
因而，心生恐惧的卡夫卡最终解除婚约自然而然。因为“一个妻子则永远有理”，一个女人成为妻子，就得整天相对，尊重对方的权利与要求便成为义务。卡夫卡当然明白，这世上能够理解他，特别是写作对于他的意义的人极为罕见，即使是爱人。真正的写作者，一旦进入状态，全世界只容得下文字。如此，必然可能因为时日长久而滋生诸多矛盾，更可能影响写作。卡夫卡不可能没有想到这一点。
写作是命运，是唯一的自我拯救之道，如同呼吸，缺之即死。写作需要孤寂。婚姻只是出于世俗压力或某种世俗意义的成人礼，特别是能够最终与父亲——现实不平等权力或压迫之化身——平等对视的跳板。因为解除婚约而心生的不安与负罪感缠绕着卡夫卡，并影响着他的写作。无论结婚还是不结婚，作为一个哲学命题的“婚姻”都严重困扰着卡夫卡，直至死亡。
“你寻求外部的帮助太多了，”神父非难地说，“尤其是女人方面的帮助。难道你没有觉得，这不是真正的帮助吗？”他在两次婚约期间写的小说《诉讼》里，有这样的话，或许反映了卡夫卡的无助与挣扎。为了写作，唯一的出路是结婚，但这条路本身就是羁绊。
2
卡夫卡要和自己不喜欢的女人（菲莉斯）结婚，或许是因为在那个阶段，能够结婚的人只有她。或许也有其他可能（将来）更适合结婚的对象，但虚弱的卡夫卡太迫切需要婚姻来消除据说是父亲给予他的“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之生存状态，让人生在崩溃之前稳住。
又或许就因为是不那么喜欢的女人，他才有足够的勇气，或许至少心里好受些。与这样的普通女子成婚，他可以按照世俗那样应付着，不会那么具有戏剧性，不用花太多心思来陪伴。更多世俗气息的女子，或许不会那么在意他身上的虚弱一面，或根本就没那么敏感地感受到，从而让这位丈夫显得较为正常，保证其平静的生活。
他的所有考虑，都是以对自己的写作影响最小为基本。婚姻在他看来，肯定无助于孤寂与写作，他只有在无可奈何中取其轻。他只要尽量不伤害对方，尽量不考虑善或伦理的问题，日子就可能相对平静地过下去。
卡夫卡并不（那么）喜欢菲莉斯，却与她两次订婚，期间肯定只能是近乎欺骗地说我爱你。他不可能对她说，我不爱你。欺骗在卡夫卡的伦理系统里，是一种恶。因为这是他的自由意志（选择），所以必须承担后果。
欺骗需要语言，其中情书承担了很大部分。卡夫卡写给未婚妻菲莉斯的信，读起来美好而温暖。“要是我能让你在我身边这张小沙发上坐下，拥有你，看着你的眼睛，那该多好。”但每当一起时，卡夫卡多有不自在，没有那种情书中想象的氛围，无法说出情书里的话。
就在这封信的同时，卡夫卡在日记里坦言：“我要不顾一切地得到孤寂，我只有我自己。”孤寂是为了写作，有一个女人在身边是为了不孤寂。一个女人一旦成为妻子就会总是在身边，就会影响写作。
他的虚弱，无法单纯通过文字来充实，他还是挣扎着渴望拥有一个女人。这近乎信仰与本能之争对卡夫卡而言构成了严重的悖论。这样的想法，在很多女人看来是自私的，这无形中会增加卡夫卡的负罪感。这也是“找女人帮忙”的麻烦。
为了解决这个悖论或内心的负罪感，卡夫卡挣扎了一生，他要自我欺骗，才能生活下去。他唯一可以利用的武器还是写作。在《城堡》和《诉讼》里的K，事实上就是卡夫卡，他知道终生进入婚姻或自由的城堡不存在可能性，甚至婚姻或自由的城堡根本就不存在，甚至婚姻与自由根本不可能共存。他或K莫名其妙就被审判死罪，没有原因，无需证据。K意识到自己总是在找女人帮忙，但最终总是徒劳无功。
卡夫卡的写作从根本上是要自我救赎，试图消除内心的罪恶感与愧疚。却因“我”的挣扎之深，触及了人类之普遍挣扎的命运，而具有了普遍性。我之存在的荒谬与世之存在的荒谬共生，相互奠基。因而，不懂卡夫卡的挣扎，不可能懂得他的作品。所有作家和思想家，都如此。也正因为“我”的挣扎和痛苦，让卡夫卡更可能心生慈悲，更懂得人类之苦难。
并非说卡夫卡故意在情书里欺骗女友或未婚妻，很可能是潜意识在建构一种美好，让这种亲密关系显得让人向往和追求。这样，虚弱的卡夫卡才有动力往结婚的城堡前行。当然，这里不排除为了结婚而刻意的偶尔的情感欺骗。这也是卡夫卡内心罪恶感的可能原因。
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欺骗都是试图掩饰真实，欲言又止，故而言他，是无法说完一句完整的话。这是人世之常态，很多人终其一生，滔滔不绝，都没有说完一句话，比如“我爱你”。
3
沈从文对着想象的女神在诉说，不管是否有回应，实质是自言自语。如果世上只有自己，语言是不需要存在的，也就是说，自言自语不是在说话。就算最后清醒，女神褪去幻衣回归俗人，没得到回应的话，也只是说了一半的话。
沈从文最初或许将爱情与婚姻视为一体，（以为）结婚是出于爱情，也是为了爱情。所以他几乎终生都保持着对一个几乎不回信的人持续写情书的习惯。在沈从文看来，婚姻是最好的爱情，对其写作更是促进。他对她说，“有了你，我相信这一生还会写得出许多更好的文章！”将无爱的情感和婚姻看成爱情，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欺骗。多艰难的人生往往因为这样的欺骗而显得可以过活，甚至显得美好。
卡夫卡“希望”结婚并非出于爱情，也不是为了爱情。他甚至认为“在这个世界之内爱另一个人”不太可能。“感性的爱模糊了圣洁的爱。它单独地做不到这一点，但由于它自身无意识地含有圣洁的爱的因素，它便能做到。”
或许在卡夫卡看来，只有圣洁的爱，所谓情欲之外的爱，精神层面的爱，才是真正的爱。这种信仰般的爱如在天堂，因而永恒而圣洁。卡夫卡又渴望有女人在身边，这构成了一种挣扎，唯有通过自我欺骗与升华，感性的爱才含有圣洁，“在这个世界之内爱另一个人”才有其正当性。
圣洁的爱人，在沈从文这里，就是自甘为奴，终生仰视的女神张兆和。他或许在无意识里将形而下的情欲掩盖，美化或升华其永恒的，不为世俗所玷污的形而上之精神形象。如果如此，这是一种自我欺骗。正因为此，他才能源源不断地从自己的想象中汲取爱的能量，延续着自己的文学生命。
沈从文没有罪恶感，因为他一直以为自己是爱张兆和，并且爱得死心塌地，自我感动。因为信仰本身会给人带来安慰和崇高感，越是为爱之信仰受苦，越是得到自我欺骗的心灵慰藉。对于卡夫卡，或许试图通过自我欺骗，让婚姻具有信仰的质地，让他对于将来的受苦产生安慰感，从而让自己可能一步跨入婚姻之门而没有退路。
卡夫卡有着深深的罪恶感，因而相对沈从文，他的作品呈现更多存在的荒谬、悖论与挣扎，更多的伦理追问与困境。
作为作家，或许沈从文不会让自己意识到，他爱的或许只是写作。这里的能量无意识转换，卡夫卡用另一种方式做了殊途同归的回应。其实，写作与爱情可以共存，只是，无论沈从文，还是卡夫卡，或是命运际遇，或是内心能量，都无法鱼与熊掌兼有。或许沈从文更爱爱情，而卡夫卡更爱写作。
“精神只有不再作为支撑物的时候，它才会自由。”卡夫卡所言的精神，可以理解为写作，一个作家如果要依赖文字来承担生命，文字本身就是重负。文字并非支撑物，而是生命自然的溢出，就像水满了，自然流出来。
这里的写作或文字，事实上就是卡夫卡的信仰。因这种信仰，他最终放弃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包括婚姻。在通向文字的城堡之途中，或许卡夫卡是自由的。自由意味着可以承受一切的苦难。信仰让受苦变成慰藉，充满价值。
卡夫卡或许同时还有对文字或写作本身意义或价值的深刻怀疑，他或许曾以为可通过写作守住自己的天堂，但最终自我取消了这种可能。他要求好友在他身后烧毁所有遗稿。
还可以将精神理解为圣洁的爱或女神。因为对爱过于神圣化，反而让爱自我受缚。在卡夫卡这里，一度视若信仰的婚姻或许就是精神。卡夫卡比起沈从文，虽然终生未婚，却更像个过来人，或预先看透命运或爱的人，更有自觉的意识或反思。婚姻没那么有力量，无法成为信仰，支撑自己的人生与写作。如此，婚姻不再是自我拯救的手段或阶梯，而拥有了某种自由。但这种自由，在卡夫卡这里，变成了束缚。
这种束缚，直至卡夫卡去世，或许依然没有终结，又或许开始终结。
他在“晚年”遇上的那个善良的姑娘多拉，默默地陪伴他度过了贫病孤苦交加的最后日子。在短暂生命的最后时期，他写信给多拉父亲，要求娶其女儿为妻。或许在此时，卡夫卡已经走出了虚弱，懂得并能够承受写作与婚姻共存的未来，他第一次有了内心的自由感。但死神已守候多时，近在咫尺。
被女友父亲拒绝婚约的卡夫卡在病榻上逐字逐句校完短篇小说集《饥饿艺术家》的清样，泪流满脸。他的父亲或许已不再压迫他，但另一位父亲迅速补上位，不允许他最后的幸福。这是无情现实对挣扎者的恶，最后的致命一击。
面对迟到的爱情，他无法与她长久同行，也无法弥补那可能具救赎意义的婚礼，但是，他已经历过尽管短暂的深刻爱情。就这点而言，或许卡夫卡的生命是圆满的。
卡夫卡只活了41年，沈从文活了86年。卡夫卡直至死之前依然抱着文学书稿修改，沈从文的文学生命却早早于1949年前已死，作为作家，他一样只活了四十多年。
沈从文生前已是著名作家，作品众多，两次位列诺贝尔文学奖最有机会候选人之列，却因找不到此人而仅成为后世的谈资。卡夫卡死于诺贝尔文学奖设立初期，死前默默无闻，仅有不多的作品，大多没发表，三部长篇也均未写完——话只说了一半——，死后才被发掘被尊为现代主义文学开山鼻祖。
“这婚礼总是让我不太舒服，因为对犹太民族来说，至少在我们这里，宗教仪式仅限于婚礼和葬礼，这就让二者无情地靠近在一起，你所看到的简直就是一个日渐消失的信仰的谴责目光。”对大多数人而言，婚姻普遍相伴终生，死亡是唯一的终点。但在无爱或想象有爱的婚姻里，婚礼本身就是葬礼。
在卡夫卡这里，死亡或许是信仰，葬礼被视为死亡之象征或表象，死亡是一切的终结。他终于在还比较年轻时就死去，死去的人没有是否结婚的挣扎，当然也不会有婚礼之纠结。
死亡是命运最后的情书，无论沈从文，还是卡夫卡，或许都流着泪字字阅读、默默接受。他们曾经在人世留下数量超乎常人的情书，在无爱或渴望爱的后来者眼里成为信仰般的爱情圣物，流着泪一读再读。与爱无关的情书，无论欺骗、拯救，还是信仰，均在爱之外。尽管可在爱之内，这是沈从文所以为的，卡夫卡所愧疚的。
经成长和命运之成全，伟大的作家可单纯通过爱人类而获得源源不断之力量，支撑他（她）的写作与人生。活了86岁的沈从文在文学上早早放弃了这条路——或通过其他方式走在这条路上——，活了41岁的卡夫卡在被迫与挣扎中，或许最后走上了这条路，他的负罪感与伦理意识是个征兆。他们都是优秀的作家，或许卡夫卡离伟大更近些。
閱讀更多 九思閣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