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左）与胡适的合影
今天知道陈垣的人已经不多了，即使听说过这个名字，大概也就知道他是一位学者，当年曾与陈寅恪、钱穆、王国维并称“史学四大家”，还当过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仅此而已。
其实真实的陈垣并不是这么一个干巴巴的老学究，他和普通人一样，也有许多情投意合的朋友。梳理陈垣的朋友圈，我们发现他的朋友大都是学界中人，有着令人炫目的成就。陈垣曾说“无友不可以成学”，从他与朋友的交往中可以看出，他们这一群体之所以人人有所成就，固然与其天赋和努力密不可分，但也离不开彼此之间的取长补短、互相切磋——陈垣与胡适的交往就是如此。
古都初识
陈垣与胡适的友谊始于上世纪20年代初。
陈垣1880年出生于广东新会（今属江门）一个药商家庭，家境富裕。他的祖父在老家为9个儿子建了9栋一模一样的房子：有客厅，有卧室，有厢房，有厨房；房后小山坡还种满了竹子和果树，院墙都是用石头砌成的，是当地最好的房子。
陈家经商出身，家里几乎没有人读书，但陈垣的父亲非常开明，希望儿子能够有所作为，因此不惜重金供他念书。陈垣读书很杂，不符科举考试八股文的路子，但他从小就养成了博览群书的习惯，这为其后来从事史学研究埋下了伏笔。
辛亥革命前，陈垣在孙中山影响下办报宣传革命，民国后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从此定居北京。
陈垣与交通系的梁士诒是广东老乡。1921年12月，梁士诒任国务总理，陈垣在其手下当过半年左右的教育部次长，当时教育总长黄炎培未到任，部务由陈垣代理。后来由于政局动荡，陈垣逐渐转入学术界，潜心于治学和任教，1922年秋到北京大学担任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当时胡适正在北大任教。
至于陈垣与胡适结识的日期，据《陈垣与家人》一书考证：“1922年2月19日，胡适之在平民中学演说，并且在此前为该校校歌作词。这所专收贫苦学生的中学创办人和校长就是陈垣先生，所以二人最晚在此时已相识了。”
1922年3月，北大《国学季刊》编辑部成立，胡适兼任编辑部主任。次年1月，《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正式出版，胡适发表了著名的《发刊宣言》，提出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
当时陈垣已经从事宗教学研究，他在《国学季刊》上相继发表了《火袄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摩尼教残经》和《元西域人华化考》上半部。陈垣的这些论著，可以说是胡适《发刊宣言》最有力的体现，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心和治学理念是相通的，他们的私谊也是从此开始的。
毗邻而居
上世纪20年代末胡适到上海担任了中国公学校长，1930年5月辞职。11月28日，胡适一家离开上海到北平，主持中国教育文化基金会的编译委员会，并应北大校长蒋梦麟之邀，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
胡适北平新居在地安门内米粮库胡同4号，是一座宽绰的大洋楼，非常舒服，胡适弟子罗尔纲在《胡适琐记》中这样写道：
洋楼前是一个很大的庭院，有树木，有花圃，有散步的广场。……洋楼共三层，一楼入门处作客人挂衣帽间，进入屋内，左边是客厅，右边是餐厅。
几乎就在同时，陈垣被聘为北京大学名誉教授，并且于1932年8月21日从丰盛胡同18号搬到米粮库胡同1号，和胡适成了邻居。
1933年初，陈垣的朋友、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华。2月12日，陈垣以北平著名的谭家菜宴请伯希和，前一天便致函邀请胡适作陪。陈垣在信中说：“丰盛胡同谭宅之菜，在广东人间颇负盛名，久欲约先生一试。明午之局有伯希和、陈寅恪及柯风荪、杨雪桥诸先生，务请莅临一叙为幸。”
伯希和是20世纪上半叶最杰出的西方汉学家，对东方历史、语言、文字都有深入的研究，对陈垣的道德学问更是极为推崇。1933年4月15日离开中国时，伯希和对胡适等前来送行的人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
陈垣与胡适在米粮库胡同为邻期间，两人之间的交往明显增多，但多以通信为主。在《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中，收录了陈、胡两人来往书信36通，写于这一时期的有24通，占了大部分。两人毗邻而居，有事情可以当面交流，也可以打电话，为什么还要写信呢？陈垣后人陈智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解释：
他们都是忙人，很难抽出完整的时间，来作长时间交谈，而他们讨论的问题，又不是仅靠电话就可以说清楚的。用写信的方式，正可以弥补上述两种方式的缺憾，既可以见缝插针，抽出零碎的时间来写信，又可以把电话中说不清楚的问题谈清楚。我们应该庆幸，正是由于采取这种方式，为我们留下了两人交往的重要实录。
陈垣故居
天各一方
全面抗战爆发后，胡适南下参加庐山谈话会，后来又出任驻美大使；陈垣则留在沦陷的北平继续主持辅仁大学工作。两人虽然天各一方，却都惦念着对方。1940年1月，陈垣在致家人的信中不无惆怅地说：“胡（适）、陈（寅恪）、伦（明）诸先生均离平，吾文遂无可请教之人矣。非无人也，无不客气之人也。”1943年夏，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在《读陈垣论汉讳诸条》的后记中写道：
援庵（陈垣字援庵）先生旧居米粮库一号，我旧居米粮库四号。我们做了多年的邻居，享受了多年的论文切磋之益。他的《元典章校补》我曾替他写两万字长序。现在我们相隔几万里，不知何时才得重有聚首论文之乐。所以我很诚恳地把这两篇避讳的文字奉献给我的老朋友、老邻居陈援庵先生！
抗战胜利后，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两人在北平重聚，但随之国共内战又起。1948年12月13日夜，胡适写给陈垣一封关于《水经注》研究的信。《水经注》是胡适晚年学术研究的重点，陈垣曾给他提供过资料。但胡适没有等到陈垣的回信，一天后，他匆匆登上南京派来的飞机，离开北大校园，告别了大军合围的古城北平。一年后，身在美国的胡适自抄致陈垣的这封信，他在附记中写道：“这是我在北平最后的一封论学书，12月14日寄出，15日我出北平了。陈垣先生没有答复我问的话。”
对国民党极度失望的陈垣拒绝了国民政府要其南下的要求，留在了古都，与胡适的选择截然相反。1949年1?月31日，70岁的陈垣步行10余里，和学生们在西直门大街上欢迎解放军入城——在大变局面前，陈垣与胡适的价值观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分歧。
1949年5月，香港左派报纸发表了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致胡适的公开信，历史学者傅国涌在《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中这样描述：
陈垣以幡然悔悟、回头是岸的过来人姿态，一方面对胡适所持的自由思想、治学方法以及一切之一切进行了驳斥，一方面劝说胡适放弃过去的“错误成见”，否定过去的“观点错误”，幡然觉悟，脱离“反人民的集团”，“回到新青年的行列”。
一对老友从此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见面。（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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