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垣（左）與胡適的合影
今天知道陳垣的人已經不多了，即使聽說過這個名字，大概也就知道他是一位學者，當年曾與陳寅恪、錢穆、王國維並稱“史學四大家”，還當過輔仁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的校長，僅此而已。
其實真實的陳垣並不是這麼一個乾巴巴的老學究，他和普通人一樣，也有許多情投意合的朋友。梳理陳垣的朋友圈，我們發現他的朋友大都是學界中人，有著令人炫目的成就。陳垣曾說“無友不可以成學”，從他與朋友的交往中可以看出，他們這一群體之所以人人有所成就，固然與其天賦和努力密不可分，但也離不開彼此之間的取長補短、互相切磋——陳垣與胡適的交往就是如此。
古都初識
陳垣與胡適的友誼始於上世紀20年代初。
陳垣1880年出生於廣東新會（今屬江門）一個藥商家庭，家境富裕。他的祖父在老家為9個兒子建了9棟一模一樣的房子：有客廳，有臥室，有廂房，有廚房；房後小山坡還種滿了竹子和果樹，院牆都是用石頭砌成的，是當地最好的房子。
陳家經商出身，家裡幾乎沒有人讀書，但陳垣的父親非常開明，希望兒子能夠有所作為，因此不惜重金供他念書。陳垣讀書很雜，不符科舉考試八股文的路子，但他從小就養成了博覽群書的習慣，這為其後來從事史學研究埋下了伏筆。
辛亥革命前，陳垣在孫中山影響下辦報宣傳革命，民國後當選為眾議院議員，從此定居北京。
陳垣與交通系的梁士詒是廣東老鄉。1921年12月，梁士詒任國務總理，陳垣在其手下當過半年左右的教育部次長，當時教育總長黃炎培未到任，部務由陳垣代理。後來由於政局動盪，陳垣逐漸轉入學術界，潛心於治學和任教，1922年秋到北京大學擔任研究所國學門導師。當時胡適正在北大任教。
至於陳垣與胡適結識的日期，據《陳垣與家人》一書考證：“1922年2月19日，胡適之在平民中學演說，並且在此前為該校校歌作詞。這所專收貧苦學生的中學創辦人和校長就是陳垣先生，所以二人最晚在此時已相識了。”
1922年3月，北大《國學季刊》編輯部成立，胡適兼任編輯部主任。次年1月，《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一號正式出版，胡適發表了著名的《發刊宣言》，提出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
當時陳垣已經從事宗教學研究，他在《國學季刊》上相繼發表了《火襖教入中國考》《摩尼教入中國考》《摩尼教殘經》和《元西域人華化考》上半部。陳垣的這些論著，可以說是胡適《發刊宣言》最有力的體現，從中可以看出他們的心和治學理念是相通的，他們的私誼也是從此開始的。
毗鄰而居
上世紀20年代末胡適到上海擔任了中國公學校長，1930年5月辭職。11月28日，胡適一家離開上海到北平，主持中國教育文化基金會的編譯委員會，並應北大校長蔣夢麟之邀，兼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長。
胡適北平新居在地安門內米糧庫衚衕4號，是一座寬綽的大洋樓，非常舒服，胡適弟子羅爾綱在《胡適瑣記》中這樣寫道：
洋樓前是一個很大的庭院，有樹木，有花圃，有散步的廣場。……洋樓共三層，一樓入門處作客人掛衣帽間，進入屋內，左邊是客廳，右邊是餐廳。
幾乎就在同時，陳垣被聘為北京大學名譽教授，並且於1932年8月21日從豐盛衚衕18號搬到米糧庫衚衕1號，和胡適成了鄰居。
1933年初，陳垣的朋友、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來華。2月12日，陳垣以北平著名的譚家菜宴請伯希和，前一天便致函邀請胡適作陪。陳垣在信中說：“豐盛衚衕譚宅之菜，在廣東人間頗負盛名，久欲約先生一試。明午之局有伯希和、陳寅恪及柯風蓀、楊雪橋諸先生，務請蒞臨一敘為幸。”
伯希和是20世紀上半葉最傑出的西方漢學家，對東方歷史、語言、文字都有深入的研究，對陳垣的道德學問更是極為推崇。1933年4月15日離開中國時，伯希和對胡適等前來送行的人說：“中國近代之世界學者，惟王國維及陳先生兩人。不幸國維死矣，魯殿靈光，長受士人之愛護者，獨吾陳君也。”
陳垣與胡適在米糧庫衚衕為鄰期間，兩人之間的交往明顯增多，但多以通信為主。在《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中，收錄了陳、胡兩人來往書信36通，寫於這一時期的有24通，佔了大部分。兩人毗鄰而居，有事情可以當面交流，也可以打電話，為什麼還要寫信呢？陳垣後人陳智超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這樣解釋：
他們都是忙人，很難抽出完整的時間，來作長時間交談，而他們討論的問題，又不是僅靠電話就可以說清楚的。用寫信的方式，正可以彌補上述兩種方式的缺憾，既可以見縫插針，抽出零碎的時間來寫信，又可以把電話中說不清楚的問題談清楚。我們應該慶幸，正是由於採取這種方式，為我們留下了兩人交往的重要實錄。
陳垣故居
天各一方
全面抗戰爆發後，胡適南下參加廬山談話會，後來又出任駐美大使；陳垣則留在淪陷的北平繼續主持輔仁大學工作。兩人雖然天各一方，卻都惦念著對方。1940年1月，陳垣在致家人的信中不無惆悵地說：“胡（適）、陳（寅恪）、倫（明）諸先生均離平，吾文遂無可請教之人矣。非無人也，無不客氣之人也。”1943年夏，遠在大洋彼岸的胡適在《讀陳垣論漢諱諸條》的後記中寫道：
援庵（陳垣字援庵）先生舊居米糧庫一號，我舊居米糧庫四號。我們做了多年的鄰居，享受了多年的論文切磋之益。他的《元典章校補》我曾替他寫兩萬字長序。現在我們相隔幾萬裡，不知何時才得重有聚首論文之樂。所以我很誠懇地把這兩篇避諱的文字奉獻給我的老朋友、老鄰居陳援庵先生！
抗戰勝利後，胡適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兩人在北平重聚，但隨之國共內戰又起。1948年12月13日夜，胡適寫給陳垣一封關於《水經注》研究的信。《水經注》是胡適晚年學術研究的重點，陳垣曾給他提供過資料。但胡適沒有等到陳垣的回信，一天後，他匆匆登上南京派來的飛機，離開北大校園，告別了大軍合圍的古城北平。一年後，身在美國的胡適自抄致陳垣的這封信，他在附記中寫道：“這是我在北平最後的一封論學書，12月14日寄出，15日我出北平了。陳垣先生沒有答覆我問的話。”
對國民黨極度失望的陳垣拒絕了國民政府要其南下的要求，留在了古都，與胡適的選擇截然相反。1949年1?月31日，70歲的陳垣步行10餘里，和學生們在西直門大街上歡迎解放軍入城——在大變局面前，陳垣與胡適的價值觀發生了不可調和的分歧。
1949年5月，香港左派報紙發表了輔仁大學校長陳垣致胡適的公開信，歷史學者傅國湧在《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中這樣描述：
陳垣以幡然悔悟、回頭是岸的過來人姿態，一方面對胡適所持的自由思想、治學方法以及一切之一切進行了駁斥，一方面勸說胡適放棄過去的“錯誤成見”，否定過去的“觀點錯誤”，幡然覺悟，脫離“反人民的集團”，“回到新青年的行列”。
一對老友從此天各一方，再也沒有見面。（王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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